官居几品攻略桑榆得到，诛仙手游琼花尽法宝怎么获得 琼花尽获取及属性分析

1，诛仙手游琼花尽法宝怎么获得 琼花尽获取及属性分析

法宝技能】葬雪无痕：目标脚下制造法阵，5秒内持续攻击4码内敌人并降低移速，同时冰冻至多3个目标【收集属性】收集后永久生效（需装备过）攻击：604防御：402暴伤减免：100【获得方法】天墟九宫副本翻拍奖励

2，官居几品为什么下架了

改名叫《在朝为官》了。《官居几品》是全职橙光作者萧失制作的一款以男性向为主要视角的古风经营养成类游戏，主要人物是云佑、苏浅语、柳叔孝、萧桑榆，主要讲述的是你从秀才一路前进，最终能官居几品的故事。

3，在古代考中状元刚开始一般能授予多大的官职

九门提督是清朝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位。九门提督虽然也叫提督，但是和清朝的提督却有点不一样。在清朝，提督全称为提督军务总兵官，是一省绿营兵的最高统帅。何为绿营兵？其实是相对于八旗兵而言的。绿营兵，由汉人自成（相对应的八旗兵由旗人组成），军营旗帜为绿色，故而得名。绿营兵虽然也是清朝的常备兵种，但是地位远不如八旗兵，所以就造成了提督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提督为从一品，比起八旗兵一省之统领驻防将军的正一品低了半级，这倒也没啥。驻防将军相对比较独立，不受地方督抚的钳制，但是提督却不一样，他受到总督和巡抚的钳制，哪怕巡抚只是正二品。我们言归正传，回到九门提督这个话题上来。九门提督和其他提督一样，也是武官，其品级初为正二品，后升为从一品。九门提督驻京武官的身份决定了他的重要性。京城是什么地方？那可是皇帝极其家属生活的地方，不容有失。而九门提督作为京城的第二道防线（第一道防线自然是驻防的八旗劲旅），地位相当重要，因此在清朝，九门提督这个职位，非旗人不能担任，而且非皇帝的心腹不能担任。历史上担任过九门提督之人，无一不是皇帝的亲信重臣，如隆科多、和珅、荣禄等人。试想一下，要是九门提督把城门一关，带兵杀入紫禁城，那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九门提督历来都是有皇帝亲信之人担任。九门提督之所以被冠以九门之城，是因为九门提督负责京城内城九座城门的治安和守备任务，这九做门分别是：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守备京师，当然要有足够的人马。九门提督统帅着京师的五个巡捕营（绿营兵），以及部分八旗兵，总人数加起来有2到3万人马，都是精锐之士，战斗力不可小觑。当然，到慈禧年间，九门提督下面的兵力战斗力退化严重，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根本就行成不了有效的抵抗。九门提督的职权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的杂，包括巡逻、守夜、执勤、维护治安、抓捕犯人、审讯犯人、消防，同时还有肩负起抵御敌人进攻的任务。如果套用现在的话来说，九门提督有点类似于首都的公安厅厅长同时兼有部分首都卫戍司令的职责，兼顾警察和军队的双重身份。九门提督一职，设立于清朝康熙十三年，一直存在到了民国时期。溥仪退位之后，清朝宣告灭亡，但是九门提督这个机构依然存在，只是换了一个名字，继续负责保卫紫禁城（毕竟溥仪还生活在里面），直到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这个机构才宣告瓦解。

九门提督是清朝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位。九门提督虽然也叫提督，但是和清朝的提督却有点不一样。在清朝，提督全称为提督军务总兵官，是一省绿营兵的最高统帅。何为绿营兵？其实是相对于八旗兵而言的。绿营兵，由汉人自成（相对应的八旗兵由旗人组成），军营旗帜为绿色，故而得名。绿营兵虽然也是清朝的常备兵种，但是地位远不如八旗兵，所以就造成了提督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提督为从一品，比起八旗兵一省之统领驻防将军的正一品低了半级，这倒也没啥。驻防将军相对比较独立，不受地方督抚的钳制，但是提督却不一样，他受到总督和巡抚的钳制，哪怕巡抚只是正二品。我们言归正传，回到九门提督这个话题上来。九门提督和其他提督一样，也是武官，其品级初为正二品，后升为从一品。九门提督驻京武官的身份决定了他的重要性。京城是什么地方？那可是皇帝极其家属生活的地方，不容有失。而九门提督作为京城的第二道防线（第一道防线自然是驻防的八旗劲旅），地位相当重要，因此在清朝，九门提督这个职位，非旗人不能担任，而且非皇帝的心腹不能担任。历史上担任过九门提督之人，无一不是皇帝的亲信重臣，如隆科多、和珅、荣禄等人。试想一下，要是九门提督把城门一关，带兵杀入紫禁城，那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九门提督历来都是有皇帝亲信之人担任。九门提督之所以被冠以九门之城，是因为九门提督负责京城内城九座城门的治安和守备任务，这九做门分别是：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守备京师，当然要有足够的人马。九门提督统帅着京师的五个巡捕营（绿营兵），以及部分八旗兵，总人数加起来有2到3万人马，都是精锐之士，战斗力不可小觑。当然，到慈禧年间，九门提督下面的兵力战斗力退化严重，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根本就行成不了有效的抵抗。九门提督的职权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的杂，包括巡逻、守夜、执勤、维护治安、抓捕犯人、审讯犯人、消防，同时还有肩负起抵御敌人进攻的任务。如果套用现在的话来说，九门提督有点类似于首都的公安厅厅长同时兼有部分首都卫戍司令的职责，兼顾警察和军队的双重身份。九门提督一职，设立于清朝康熙十三年，一直存在到了民国时期。溥仪退位之后，清朝宣告灭亡，但是九门提督这个机构依然存在，只是换了一个名字，继续负责保卫紫禁城（毕竟溥仪还生活在里面），直到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这个机构才宣告瓦解。其实县官的墓也屡有发现，这点如果你留意报道的话就可以得知，不过发现归发现，这些县官墓大部分被人为的自动忽略了，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古人讲究视死如生，即生前享受什么待遇，有多大荣耀，死后也要按照相同的规格来安葬。县官与王公大臣皇帝陵墓相比，犹如大江大河与小溪，身份地位悬殊太大，自然陪葬品也少的可怜，珍品更不必说基本没有。那么问题来了，发掘坟墓，本质上来说是寻找珍品的，县官里面基本没有，那么发掘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就算被人找到也很难引起世人的关注。其次县官的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人年轻时为县官，随着年纪渐长，政绩突出，官职上升，到老了肯定会以自己当官最高的官职规格来下葬，比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张令璜就是从县官做起，最后做到大理寺卿的高官位置，他的墓如果被发掘可以说是王公贵族，而不会说这是一位县官的墓。其三还和一个人的名气有关，王公贵族和帝王他们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历史的走向，而县官处于官场的末层，他们很少有值得流传世间的功绩，相比之下发掘县官的墓意义不大。其四规格不同，王公贵族墓地的规格远大于县官墓地的规格，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公贵族墓保存的几率远大于县官墓。最后让我想起网络上流传的关于西安修地铁的那个段子，大意是修3号5号6号线时挖出了唐朝公主，大臣的墓地，而修8号线时发现了清朝一个小官的墓，然后问怎么处置，答复是让工人随便挖挖，把有价值的文物取出就好。下面这个图片就是我说的那个对话这个段子很好的映射了题主的疑问，县官墓地在陪葬品，名气，规格等方面都不如王公贵族，世人怎么会对他们有印象呢？

九门提督是清朝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位。九门提督虽然也叫提督，但是和清朝的提督却有点不一样。在清朝，提督全称为提督军务总兵官，是一省绿营兵的最高统帅。何为绿营兵？其实是相对于八旗兵而言的。绿营兵，由汉人自成（相对应的八旗兵由旗人组成），军营旗帜为绿色，故而得名。绿营兵虽然也是清朝的常备兵种，但是地位远不如八旗兵，所以就造成了提督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提督为从一品，比起八旗兵一省之统领驻防将军的正一品低了半级，这倒也没啥。驻防将军相对比较独立，不受地方督抚的钳制，但是提督却不一样，他受到总督和巡抚的钳制，哪怕巡抚只是正二品。我们言归正传，回到九门提督这个话题上来。九门提督和其他提督一样，也是武官，其品级初为正二品，后升为从一品。九门提督驻京武官的身份决定了他的重要性。京城是什么地方？那可是皇帝极其家属生活的地方，不容有失。而九门提督作为京城的第二道防线（第一道防线自然是驻防的八旗劲旅），地位相当重要，因此在清朝，九门提督这个职位，非旗人不能担任，而且非皇帝的心腹不能担任。历史上担任过九门提督之人，无一不是皇帝的亲信重臣，如隆科多、和珅、荣禄等人。试想一下，要是九门提督把城门一关，带兵杀入紫禁城，那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九门提督历来都是有皇帝亲信之人担任。九门提督之所以被冠以九门之城，是因为九门提督负责京城内城九座城门的治安和守备任务，这九做门分别是：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守备京师，当然要有足够的人马。九门提督统帅着京师的五个巡捕营（绿营兵），以及部分八旗兵，总人数加起来有2到3万人马，都是精锐之士，战斗力不可小觑。当然，到慈禧年间，九门提督下面的兵力战斗力退化严重，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根本就行成不了有效的抵抗。九门提督的职权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的杂，包括巡逻、守夜、执勤、维护治安、抓捕犯人、审讯犯人、消防，同时还有肩负起抵御敌人进攻的任务。如果套用现在的话来说，九门提督有点类似于首都的公安厅厅长同时兼有部分首都卫戍司令的职责，兼顾警察和军队的双重身份。九门提督一职，设立于清朝康熙十三年，一直存在到了民国时期。溥仪退位之后，清朝宣告灭亡，但是九门提督这个机构依然存在，只是换了一个名字，继续负责保卫紫禁城（毕竟溥仪还生活在里面），直到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这个机构才宣告瓦解。其实县官的墓也屡有发现，这点如果你留意报道的话就可以得知，不过发现归发现，这些县官墓大部分被人为的自动忽略了，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古人讲究视死如生，即生前享受什么待遇，有多大荣耀，死后也要按照相同的规格来安葬。县官与王公大臣皇帝陵墓相比，犹如大江大河与小溪，身份地位悬殊太大，自然陪葬品也少的可怜，珍品更不必说基本没有。那么问题来了，发掘坟墓，本质上来说是寻找珍品的，县官里面基本没有，那么发掘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就算被人找到也很难引起世人的关注。其次县官的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人年轻时为县官，随着年纪渐长，政绩突出，官职上升，到老了肯定会以自己当官最高的官职规格来下葬，比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张令璜就是从县官做起，最后做到大理寺卿的高官位置，他的墓如果被发掘可以说是王公贵族，而不会说这是一位县官的墓。其三还和一个人的名气有关，王公贵族和帝王他们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历史的走向，而县官处于官场的末层，他们很少有值得流传世间的功绩，相比之下发掘县官的墓意义不大。其四规格不同，王公贵族墓地的规格远大于县官墓地的规格，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公贵族墓保存的几率远大于县官墓。最后让我想起网络上流传的关于西安修地铁的那个段子，大意是修3号5号6号线时挖出了唐朝公主，大臣的墓地，而修8号线时发现了清朝一个小官的墓，然后问怎么处置，答复是让工人随便挖挖，把有价值的文物取出就好。下面这个图片就是我说的那个对话这个段子很好的映射了题主的疑问，县官墓地在陪葬品，名气，规格等方面都不如王公贵族，世人怎么会对他们有印象呢？八旗的旗主太威风，权势到底有多大，为何官员升官后最怕见旗主？看过《雍正王朝》的应该记得，雍正推行改革，八王爷胤禩联合关外八名旗主进京，以恢复“八王议政”制度为由，差点把雍正逼下台。《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正红旗权臣和珅官至极品，碰到了正红旗旗主金大烟袋，金大烟袋对和珅说“我就是有一天在街上讨饭，和珅见到我也的跪下磕头”，和珅听了，表情尴尬，只能磕头说是。八旗旗主的权力如此大，你觉得这是导演在夸张吗？绝对不是，现实比这个还要残酷。范文程是范仲淹十七世孙，是最早投靠清朝的那一批人，可谓是清朝开国功臣，清朝很多规章制度都是出自他手，被视为文臣之首，侍奉了四代帝王，就是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功臣，他的美丽老婆被豫亲王多铎看中，强行从范家抢走带回府中享用几天，多铎是他的旗主，作为包衣奴才的范文程毫无办法，龚自珍曾描述过包衣和旗主的关系“包衣之人，见王，如家奴见家长之礼；包衣之女，许亲王等拣选为媵妾。”，也就是说，包衣的一切都是旗主的，旗主相中你老婆是给你面子，最终，范文程将这件事迂回告诉了皇太极，皇太极把多铎训斥一顿，让多铎送回范文程老婆、赔款、道歉了事儿。（《清实录》记载：“豫郡王多铎谋夺大学士范文程妻，事发，下诸王、贝勒、大臣鞠讯，得状。多铎罚银一千两，并夺十五牛录。肃亲王豪格坐知不发，罚银三千两。“）这就是八旗制度的特殊之处，旗人的规矩也是最多的我们知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创立的，先有黄、白、红、蓝四旗，后来又增加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到了1615年，八旗制度正式确立。说白了，八旗最初就是八支队伍，每个旗都有自己的一套作战系统，八旗最初由努尔哈赤一人控制，后来年纪大了，就把八旗的指挥权交给自己的四个儿子，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第一任旗主就是四大贝勒，后来皇太极夺取继承权，把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划归皇帝直属，控制在自己手里，称为上三旗，其他五旗为下五旗，由诸王爷贝勒担任旗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八旗旗主在清朝的舞台上举足轻重，皇权和旗主权力不可避免发生冲突，清初的几位皇帝一直都在想办法削弱旗主的权力，逐渐的，官职和爵位都要靠科举和军功来获得，这样一来，旗主家的儿子也就没什么优势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各位旗主的权力基本上被削减的就剩一个空架子，乾隆时期，旗主的身份也就是个象征性的荣誉称号，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权力，清朝后期，有的旗主经营不善，家道败落，生活潦倒，这能干粗活，而本旗的旗奴则高官厚禄、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的旗奴遇到自己的旗主，依旧得下马请安，如果旗主是个泼皮，命令旗奴代自己干活，旗奴也不敢违抗，只能不断请安，送钱送物，以求不要丢人现眼。这就是八旗的规矩，旗奴是世代沿袭的，如果是因公犯罪，只废黜本人的旗籍，子孙依然在旗谱上，如果因私犯罪，就会连子孙一起从旗籍上除掉，旗奴不管日后如何显贵，依然是旗主名义下的奴仆，对旗主必须恭恭敬敬，不得有半分的悖逆，所以，旗人之中的富贵者，见到自己的旗主都是躲得远远的，避免尴尬。道光年间，三朝元老、军机大臣松筠颇受皇帝器重，很多大事都要找他商议，突然有几天，松筠连续多日不到军机处当班，道光帝屡次派人去召见，都说无法上朝，原来正蓝旗旗主家里办丧事，作为正蓝旗旗奴的松筠被旗主召去，年近七十的松筠身穿一身孝服，手拿敲鼓在旗主家门口迎接来往客人，堂堂朝廷重臣被旗主拉去当门童使唤，朝廷脸面荡然无存，道光帝勃然大怒，但是却不能处罚正蓝旗旗主，因为这就是旗人的规矩，没办法，道光帝只好提高松筠的身份，抬入“上三旗”，这样，松筠就再也不用被正蓝旗旗主使唤了。《清代野记》中记载，道光年间，扬州知府的妻子和两淮转运使的妻子十分要好，某天，她打算邀请转运使的妻子来家中做客，知道她是旗人，而自己不懂旗人的规矩，就查遍扬州官员女眷户籍，发现中军守备的妻子是旗人，便请她作陪，守备妻子满口答应。请客当日，守备妻子一到便坐到主位上，而转运使的妻子看到守备妻子，立即双膝跪下请安，守备妻子说“今天主人赏你饭，不必拘礼，坐下吧！”转运使妻子再次跪下拜谢，像个奴仆一样侍立一旁，为守备妻子斟酒送菜，守备妻子又说“不要拂了主人盛情，坐一块吃吧，不用伺候了！”，转运使妻子这才坐下，却一直不敢动筷子吃东西，倒是守备夫人大模大样大吃大喝，知府夫人莫名其妙，后来知府说了，她才知道，守备妻子是旗主，转运使妻子是旗奴，旗奴不敢在旗主面前放肆，至此，转运使妻子对知府的妻子一直不满意。整个清代，这样的怪事层出不穷，八旗的规矩最是繁琐，最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九门提督是清朝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位。九门提督虽然也叫提督，但是和清朝的提督却有点不一样。在清朝，提督全称为提督军务总兵官，是一省绿营兵的最高统帅。何为绿营兵？其实是相对于八旗兵而言的。绿营兵，由汉人自成（相对应的八旗兵由旗人组成），军营旗帜为绿色，故而得名。绿营兵虽然也是清朝的常备兵种，但是地位远不如八旗兵，所以就造成了提督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提督为从一品，比起八旗兵一省之统领驻防将军的正一品低了半级，这倒也没啥。驻防将军相对比较独立，不受地方督抚的钳制，但是提督却不一样，他受到总督和巡抚的钳制，哪怕巡抚只是正二品。我们言归正传，回到九门提督这个话题上来。九门提督和其他提督一样，也是武官，其品级初为正二品，后升为从一品。九门提督驻京武官的身份决定了他的重要性。京城是什么地方？那可是皇帝极其家属生活的地方，不容有失。而九门提督作为京城的第二道防线（第一道防线自然是驻防的八旗劲旅），地位相当重要，因此在清朝，九门提督这个职位，非旗人不能担任，而且非皇帝的心腹不能担任。历史上担任过九门提督之人，无一不是皇帝的亲信重臣，如隆科多、和珅、荣禄等人。试想一下，要是九门提督把城门一关，带兵杀入紫禁城，那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九门提督历来都是有皇帝亲信之人担任。九门提督之所以被冠以九门之城，是因为九门提督负责京城内城九座城门的治安和守备任务，这九做门分别是：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守备京师，当然要有足够的人马。九门提督统帅着京师的五个巡捕营（绿营兵），以及部分八旗兵，总人数加起来有2到3万人马，都是精锐之士，战斗力不可小觑。当然，到慈禧年间，九门提督下面的兵力战斗力退化严重，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根本就行成不了有效的抵抗。九门提督的职权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的杂，包括巡逻、守夜、执勤、维护治安、抓捕犯人、审讯犯人、消防，同时还有肩负起抵御敌人进攻的任务。如果套用现在的话来说，九门提督有点类似于首都的公安厅厅长同时兼有部分首都卫戍司令的职责，兼顾警察和军队的双重身份。九门提督一职，设立于清朝康熙十三年，一直存在到了民国时期。溥仪退位之后，清朝宣告灭亡，但是九门提督这个机构依然存在，只是换了一个名字，继续负责保卫紫禁城（毕竟溥仪还生活在里面），直到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这个机构才宣告瓦解。其实县官的墓也屡有发现，这点如果你留意报道的话就可以得知，不过发现归发现，这些县官墓大部分被人为的自动忽略了，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古人讲究视死如生，即生前享受什么待遇，有多大荣耀，死后也要按照相同的规格来安葬。县官与王公大臣皇帝陵墓相比，犹如大江大河与小溪，身份地位悬殊太大，自然陪葬品也少的可怜，珍品更不必说基本没有。那么问题来了，发掘坟墓，本质上来说是寻找珍品的，县官里面基本没有，那么发掘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就算被人找到也很难引起世人的关注。其次县官的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人年轻时为县官，随着年纪渐长，政绩突出，官职上升，到老了肯定会以自己当官最高的官职规格来下葬，比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张令璜就是从县官做起，最后做到大理寺卿的高官位置，他的墓如果被发掘可以说是王公贵族，而不会说这是一位县官的墓。其三还和一个人的名气有关，王公贵族和帝王他们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历史的走向，而县官处于官场的末层，他们很少有值得流传世间的功绩，相比之下发掘县官的墓意义不大。其四规格不同，王公贵族墓地的规格远大于县官墓地的规格，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公贵族墓保存的几率远大于县官墓。最后让我想起网络上流传的关于西安修地铁的那个段子，大意是修3号5号6号线时挖出了唐朝公主，大臣的墓地，而修8号线时发现了清朝一个小官的墓，然后问怎么处置，答复是让工人随便挖挖，把有价值的文物取出就好。下面这个图片就是我说的那个对话这个段子很好的映射了题主的疑问，县官墓地在陪葬品，名气，规格等方面都不如王公贵族，世人怎么会对他们有印象呢？八旗的旗主太威风，权势到底有多大，为何官员升官后最怕见旗主？看过《雍正王朝》的应该记得，雍正推行改革，八王爷胤禩联合关外八名旗主进京，以恢复“八王议政”制度为由，差点把雍正逼下台。《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正红旗权臣和珅官至极品，碰到了正红旗旗主金大烟袋，金大烟袋对和珅说“我就是有一天在街上讨饭，和珅见到我也的跪下磕头”，和珅听了，表情尴尬，只能磕头说是。八旗旗主的权力如此大，你觉得这是导演在夸张吗？绝对不是，现实比这个还要残酷。范文程是范仲淹十七世孙，是最早投靠清朝的那一批人，可谓是清朝开国功臣，清朝很多规章制度都是出自他手，被视为文臣之首，侍奉了四代帝王，就是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功臣，他的美丽老婆被豫亲王多铎看中，强行从范家抢走带回府中享用几天，多铎是他的旗主，作为包衣奴才的范文程毫无办法，龚自珍曾描述过包衣和旗主的关系“包衣之人，见王，如家奴见家长之礼；包衣之女，许亲王等拣选为媵妾。”，也就是说，包衣的一切都是旗主的，旗主相中你老婆是给你面子，最终，范文程将这件事迂回告诉了皇太极，皇太极把多铎训斥一顿，让多铎送回范文程老婆、赔款、道歉了事儿。（《清实录》记载：“豫郡王多铎谋夺大学士范文程妻，事发，下诸王、贝勒、大臣鞠讯，得状。多铎罚银一千两，并夺十五牛录。肃亲王豪格坐知不发，罚银三千两。“）这就是八旗制度的特殊之处，旗人的规矩也是最多的我们知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创立的，先有黄、白、红、蓝四旗，后来又增加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到了1615年，八旗制度正式确立。说白了，八旗最初就是八支队伍，每个旗都有自己的一套作战系统，八旗最初由努尔哈赤一人控制，后来年纪大了，就把八旗的指挥权交给自己的四个儿子，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第一任旗主就是四大贝勒，后来皇太极夺取继承权，把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划归皇帝直属，控制在自己手里，称为上三旗，其他五旗为下五旗，由诸王爷贝勒担任旗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八旗旗主在清朝的舞台上举足轻重，皇权和旗主权力不可避免发生冲突，清初的几位皇帝一直都在想办法削弱旗主的权力，逐渐的，官职和爵位都要靠科举和军功来获得，这样一来，旗主家的儿子也就没什么优势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各位旗主的权力基本上被削减的就剩一个空架子，乾隆时期，旗主的身份也就是个象征性的荣誉称号，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权力，清朝后期，有的旗主经营不善，家道败落，生活潦倒，这能干粗活，而本旗的旗奴则高官厚禄、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的旗奴遇到自己的旗主，依旧得下马请安，如果旗主是个泼皮，命令旗奴代自己干活，旗奴也不敢违抗，只能不断请安，送钱送物，以求不要丢人现眼。这就是八旗的规矩，旗奴是世代沿袭的，如果是因公犯罪，只废黜本人的旗籍，子孙依然在旗谱上，如果因私犯罪，就会连子孙一起从旗籍上除掉，旗奴不管日后如何显贵，依然是旗主名义下的奴仆，对旗主必须恭恭敬敬，不得有半分的悖逆，所以，旗人之中的富贵者，见到自己的旗主都是躲得远远的，避免尴尬。道光年间，三朝元老、军机大臣松筠颇受皇帝器重，很多大事都要找他商议，突然有几天，松筠连续多日不到军机处当班，道光帝屡次派人去召见，都说无法上朝，原来正蓝旗旗主家里办丧事，作为正蓝旗旗奴的松筠被旗主召去，年近七十的松筠身穿一身孝服，手拿敲鼓在旗主家门口迎接来往客人，堂堂朝廷重臣被旗主拉去当门童使唤，朝廷脸面荡然无存，道光帝勃然大怒，但是却不能处罚正蓝旗旗主，因为这就是旗人的规矩，没办法，道光帝只好提高松筠的身份，抬入“上三旗”，这样，松筠就再也不用被正蓝旗旗主使唤了。《清代野记》中记载，道光年间，扬州知府的妻子和两淮转运使的妻子十分要好，某天，她打算邀请转运使的妻子来家中做客，知道她是旗人，而自己不懂旗人的规矩，就查遍扬州官员女眷户籍，发现中军守备的妻子是旗人，便请她作陪，守备妻子满口答应。请客当日，守备妻子一到便坐到主位上，而转运使的妻子看到守备妻子，立即双膝跪下请安，守备妻子说“今天主人赏你饭，不必拘礼，坐下吧！”转运使妻子再次跪下拜谢，像个奴仆一样侍立一旁，为守备妻子斟酒送菜，守备妻子又说“不要拂了主人盛情，坐一块吃吧，不用伺候了！”，转运使妻子这才坐下，却一直不敢动筷子吃东西，倒是守备夫人大模大样大吃大喝，知府夫人莫名其妙，后来知府说了，她才知道，守备妻子是旗主，转运使妻子是旗奴，旗奴不敢在旗主面前放肆，至此，转运使妻子对知府的妻子一直不满意。整个清代，这样的怪事层出不穷，八旗的规矩最是繁琐，最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转运使并不是行政长官，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只有州、县两级，府与州同级，但府设在规格较尊的地区。转运使对应的“路”，并不是行政机构，而应当属于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所以在北宋时期，知府是地方行政长官，转运使则是朝廷的常置“钦差”，即使路具备了行政职能，也未被官方认可成行政区划。路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改变唐至五代时期的财政上缴问题，一方面也是在强干弱枝思想主导下，为了有效的监察地方行政长官。知府与转运使的比较需要放在不同时期去看待。宋朝的官制特点由于北宋是“禅让”而来的政权，赵匡胤为了遮掩得国不正的事实，树立政权的合法地位，也就没有推翻后周的各种体制，官员制度也大体上全部继承下来。“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 ——《册府元龟》宋初的官名与实际职务大体上是相符的，但随着行政队伍的扩大，诸多官员担任了与“官名”名称不符的职务，这被称为是“差遣”，从而催生出官名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制度。这个做法的实质是改变五代旧制的弊端，通过差遣的形式，将原有机构、官僚的职权进行剥夺，形成宋朝自己的官僚队伍，所以也导致许多旧机构成了闲散衙门。（赵匡胤剧照）在官名与实际职务分离之后，加之重文抑武思想的影响，首先在文官梯队里出现官、职、差遣三种职衔：官就是所谓的“正官”，在元丰改制前，通常就是指三省六部及寺监等机构的各种官称，例如左右仆射、尚书、郎中、中书舍人等。这是给官员平定等级，划定俸禄的标准，寄禄官说的就是这种。元丰改制以后，颁布《寄禄格》，划定了二十四阶官称，这些官称改为相应的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大夫、郎等，以此定官位、俸禄，称为“阶官”。职就是职称，指馆、阁、殿的学士、直学士、待制、修撰、直阁等。在馆阁中任职的称为“馆职”，其他低规格的修撰、直阁称为“贴职”，这也是文官的一种荣誉衔。就比如说是某研究院的干事、书法协会成员等，显得较有文化修养，所以只有“大官”才有职称，品阶较低的一般不授职。差遣就是官员实际担任的职务，也称职事官。差遣的职务有品阶，但不会作为俸禄的评定标准，只会根据所差遣的职务发放补贴，这个补贴叫“添支钱”。除了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使、翰林学士等，差遣职务名称前后通常都带有“判、知、同、提、管、守、试”等字。判、知往往在职务名称前，表示自身品阶要比所差遣的职位高，守和试往往在职务名称后，表示本身品阶没有差遣的职位高，如知某府、某府留守。根据上述情况，以包拯为例作以解释。嘉祐元年（1056年）时为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知江宁府的包拯，被授予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龙图阁直学士就是包拯当时的荣誉衔；刑部郎中就是包拯当时的“寄禄官”；知江宁府就是包拯当时的“差遣官”。这个人事任命中，包拯的荣誉衔没有变，变化的是寄禄官和差遣职务，寄禄官由刑部郎中变为右司郎中。元丰改制前，刑部郎中与右司郎中都是五品寄禄官，所以包拯并没有提高待遇，但差遣由江宁府到开封府，是从陪都南京调往了首都开封，这就是一个跳板。（包拯画像）这与今天的人事任命是相同的，比如从小县城的县长调到市级某个区委任区长，虽然级别上属于平调，但意味着下一步将要从正处级向副厅级发展。所以到了嘉祐三年（1058年），包拯就升为右谏议大夫、权任御史中丞，品阶来到了从四品。了解了北宋的官制特点，就能够比较清晰的看懂转运使与知府的差别。北宋的地方行政设置与官员任命宋朝在地方是实行了州、县二级行政划分，于特殊地区设立府、军、监的“州级”行政机构，如首都、陪都会设府；军事重镇要冲会设军；工矿牧盐等重要物资产区会设监。由于地位特殊，府往往被认为是介于路与州之间的行政区划，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因为路并非是行政区划，它只是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较大的行政权力，而且这些行政权力远远凌驾于州级长官之上。而府在宋朝就是州一级别，无论地位怎么特殊，都不能视为独立的行政区划，府成为二级行政区划是在明清时期才确立的。路的机构设置、转运使的变迁由于政权的继承性较强，宋朝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进程中，就没有那么多的创新，而是小修小补。宋太祖修补体制的精髓来自赵普的指点：对于政权构成威胁的机构和职位，从政治上削夺其权；军事上收其精兵；财政上制其钱谷。最终目的是形成皇帝控制中央、中央控制地方的权力垂直度。（赵普剧照）在制其财谷方面，中央以三司使掌管财政，到了地方则设置“路”进行监督和财税收缴，因此北宋设“路”的初衷是为了收回地方的财权。唐后期的地方税收分成留州、送史、上贡三个部份，留州是指地方政府截留一部分用于行政开支；送使是指地方节度使所截留的部分；上贡才是最终上交国库的部分。唐后期的地方上贡比例极低，导致中央政府财政捉襟见肘，这是对地方失去控制最根本的因素。所以赵普提出的制其钱谷才是中央集权的核心，地方没有足够的财力，就无法对中央形成威胁。北宋立国之初就规定地方财政事务由中央设立的转运使掌控，地方节度使、防御使、观察使、留后、刺史皆不管理财政事宜。（唐朝行政区划，道、州）北宋的前两位皇帝是以唐朝的“道”比葫芦画瓢，确定了13个税收监察区域，这就是路的前身，是为财政工作划出的区域，通俗的讲就是超大规模的“税务所”。以转运司为机构，设置转运使，并在统一战争中，扮演征讨大军的粮饷官、新征服区财物运往朝廷的督运官。太平兴国六年（981），“诏令诸路转运使，察官吏贤否以闻”，被赋予了监察地方官员的权力，转运使司因而也被称为“监司”。若五品以上官员出任一路或多路转运使的，则称都转运使。由此可以看出，路其实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不是行政区划，随着一路的配套机构陆续设立，它才具备了监察职能、行政职能、司法职能、军事职能，实际上成为凌驾于州府之上的行政机构。这些配套机构主要有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分别称为“帅、漕、宪、仓”。其中除“帅司”为军事机构，其他漕、宪、仓三司，都有行政监察职责，统称为“监司”。提点刑狱司是在景德四年（1007年）才正式设置，成为常设的路级司法机构，后也曾一度废并入转运使司。正副长官为提点、同提点刑狱，职权逐步扩大，兼及治安、军器、河渠等事。提举常平司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设置，同时设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且专举刺官吏之事，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除了这些机构，还有如政和元年（1111年）设置的提举茶盐司，这主要是针对茶盐国营设立的监管机构，无茶盐的地区不设；北宋末年设置的提举学事司，主要管理本路所属州府、县的学政。两浙、广南、福建三路，设置提举市舶司，主管对外贸易和关税，南宋时并入转运使司。宋神宗以前，陕西路是产盐大户，所以设置解盐司，专管解盐生产，设提举出卖解盐司，专管解盐专卖事务。所以转运使最初掌握一路或数路的财税﹐兼领考察地方官吏，到了宋真宗前期，渐获维持治安和清点刑狱，以及举贤荐能的职责。这就相当于把路提升了规格，不再是“税务所”，而是一个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这种权力是肯定要在知府之上的。州府的机构设置、知府的变迁宋初于首都开封府，设尹，由亲王担任，其他官员任长官称“权知开封府事”，简称权知府事、知府。除此之外，陪都设西京洛阳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长官都称为知府，并兼留守。到了崇宁三年（1104年），以牧、尹、少尹取代了“权知开封府事”，以亲王为牧，普通官员任开封府尹。“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宋史.职官一》除了首都、陪都以外，宋初各州的长官皆为刺史，没有节度使的州和新征服的地区，都由朝廷以差遣的形式委派官员，委派下去的官员品阶都高于州府级别，所以官称“知州军事”，简称“知州”。知州军事都是差遣文臣，最初的主要目的是形成地方管理的模板，继而削减节度使的权利。在版图稳定以后，北宋的节度使就成了无实权、官位高的象征，只有亲王外戚及前任将相大臣中有特殊资望者可授予，但授予后并不赴任，称“遥领”。（唐末的藩镇割据局面）授予节度使的官员，若是正官为中书令、侍中、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检校官加授节度使，出判某府州的，都被尊称为“使相”。所以说，一般是寄禄官在二品以上，或者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的，才会知、判某州府，这要比转运使的官阶更高。但府、州长官在架空节度使的进程中，是以文官打压武官的模式，当州府文官的权利过大时，中央朝廷就有了分化州府长官的举动了。这个举动主要表现在设立通判任州府的副长官。（水浒里的通判黄文柄）“伪命官见为知州者，令逐处通判或判官、录事参军，凡本州公事并同签议方行施行”——《宋史职官一》与知州一样，通判最初也是于新征服区设立，参与一州府的军政、民政，后被赋予否决权，即知州、知府关于军政、民政的公务需要通判复核通过，通判否决则无法施行。在编制上，大州府派二员甚至三员通判；一般州府只派一员；小州若武官任知州则派一员，文官任知州则不派；边远地区有以通判兼任知州的任命。与此同时，每州府的军事重地设军，长官称知军，有矿区的设监，长官为知监，级别与州、府同，但地位较之低一些。（苏轼剧照）综上可以得出结论，转运使与知府都是差遣官，所掌握的权利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委派的官员官阶也是有变化的。宋初的知府寄禄品阶高，总管一个州府的军政事务，且常身兼数职；转运使则主要负责地方财税收缴和官员监察，二者相比，知府在正官官阶和差遣官的权力上，都是要大于转运使的。到了熙宁七年（1074），宋朝完善路的划分，形成了23路的格局，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完善了每路的行政职能，也就将路提升到了行政区划的地位，元丰年间所编的《元丰九域志》就是以此编写出了北宋的“行政划分”。此时的转运使就已经获得维持治安和清点刑狱，以及举贤荐能的职责，成为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这种权力是肯定要在知府之上的。而且这个时候的知府已经不再差遣高品阶大员，比如熙宁七年（1074）的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太常博士为八品寄禄官、直史馆为荣誉衔，说明一般州府长官已经远远不如路的行政长官，而如大名府、洛阳府这种高规格府设的长官，依旧是差遣二品大员赴任，级别上不输转运使。参考史料：《宋史》

九门提督是清朝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位。九门提督虽然也叫提督，但是和清朝的提督却有点不一样。在清朝，提督全称为提督军务总兵官，是一省绿营兵的最高统帅。何为绿营兵？其实是相对于八旗兵而言的。绿营兵，由汉人自成（相对应的八旗兵由旗人组成），军营旗帜为绿色，故而得名。绿营兵虽然也是清朝的常备兵种，但是地位远不如八旗兵，所以就造成了提督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提督为从一品，比起八旗兵一省之统领驻防将军的正一品低了半级，这倒也没啥。驻防将军相对比较独立，不受地方督抚的钳制，但是提督却不一样，他受到总督和巡抚的钳制，哪怕巡抚只是正二品。我们言归正传，回到九门提督这个话题上来。九门提督和其他提督一样，也是武官，其品级初为正二品，后升为从一品。九门提督驻京武官的身份决定了他的重要性。京城是什么地方？那可是皇帝极其家属生活的地方，不容有失。而九门提督作为京城的第二道防线（第一道防线自然是驻防的八旗劲旅），地位相当重要，因此在清朝，九门提督这个职位，非旗人不能担任，而且非皇帝的心腹不能担任。历史上担任过九门提督之人，无一不是皇帝的亲信重臣，如隆科多、和珅、荣禄等人。试想一下，要是九门提督把城门一关，带兵杀入紫禁城，那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九门提督历来都是有皇帝亲信之人担任。九门提督之所以被冠以九门之城，是因为九门提督负责京城内城九座城门的治安和守备任务，这九做门分别是：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守备京师，当然要有足够的人马。九门提督统帅着京师的五个巡捕营（绿营兵），以及部分八旗兵，总人数加起来有2到3万人马，都是精锐之士，战斗力不可小觑。当然，到慈禧年间，九门提督下面的兵力战斗力退化严重，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根本就行成不了有效的抵抗。九门提督的职权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的杂，包括巡逻、守夜、执勤、维护治安、抓捕犯人、审讯犯人、消防，同时还有肩负起抵御敌人进攻的任务。如果套用现在的话来说，九门提督有点类似于首都的公安厅厅长同时兼有部分首都卫戍司令的职责，兼顾警察和军队的双重身份。九门提督一职，设立于清朝康熙十三年，一直存在到了民国时期。溥仪退位之后，清朝宣告灭亡，但是九门提督这个机构依然存在，只是换了一个名字，继续负责保卫紫禁城（毕竟溥仪还生活在里面），直到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这个机构才宣告瓦解。其实县官的墓也屡有发现，这点如果你留意报道的话就可以得知，不过发现归发现，这些县官墓大部分被人为的自动忽略了，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古人讲究视死如生，即生前享受什么待遇，有多大荣耀，死后也要按照相同的规格来安葬。县官与王公大臣皇帝陵墓相比，犹如大江大河与小溪，身份地位悬殊太大，自然陪葬品也少的可怜，珍品更不必说基本没有。那么问题来了，发掘坟墓，本质上来说是寻找珍品的，县官里面基本没有，那么发掘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就算被人找到也很难引起世人的关注。其次县官的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人年轻时为县官，随着年纪渐长，政绩突出，官职上升，到老了肯定会以自己当官最高的官职规格来下葬，比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张令璜就是从县官做起，最后做到大理寺卿的高官位置，他的墓如果被发掘可以说是王公贵族，而不会说这是一位县官的墓。其三还和一个人的名气有关，王公贵族和帝王他们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历史的走向，而县官处于官场的末层，他们很少有值得流传世间的功绩，相比之下发掘县官的墓意义不大。其四规格不同，王公贵族墓地的规格远大于县官墓地的规格，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公贵族墓保存的几率远大于县官墓。最后让我想起网络上流传的关于西安修地铁的那个段子，大意是修3号5号6号线时挖出了唐朝公主，大臣的墓地，而修8号线时发现了清朝一个小官的墓，然后问怎么处置，答复是让工人随便挖挖，把有价值的文物取出就好。下面这个图片就是我说的那个对话这个段子很好的映射了题主的疑问，县官墓地在陪葬品，名气，规格等方面都不如王公贵族，世人怎么会对他们有印象呢？八旗的旗主太威风，权势到底有多大，为何官员升官后最怕见旗主？看过《雍正王朝》的应该记得，雍正推行改革，八王爷胤禩联合关外八名旗主进京，以恢复“八王议政”制度为由，差点把雍正逼下台。《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正红旗权臣和珅官至极品，碰到了正红旗旗主金大烟袋，金大烟袋对和珅说“我就是有一天在街上讨饭，和珅见到我也的跪下磕头”，和珅听了，表情尴尬，只能磕头说是。八旗旗主的权力如此大，你觉得这是导演在夸张吗？绝对不是，现实比这个还要残酷。范文程是范仲淹十七世孙，是最早投靠清朝的那一批人，可谓是清朝开国功臣，清朝很多规章制度都是出自他手，被视为文臣之首，侍奉了四代帝王，就是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功臣，他的美丽老婆被豫亲王多铎看中，强行从范家抢走带回府中享用几天，多铎是他的旗主，作为包衣奴才的范文程毫无办法，龚自珍曾描述过包衣和旗主的关系“包衣之人，见王，如家奴见家长之礼；包衣之女，许亲王等拣选为媵妾。”，也就是说，包衣的一切都是旗主的，旗主相中你老婆是给你面子，最终，范文程将这件事迂回告诉了皇太极，皇太极把多铎训斥一顿，让多铎送回范文程老婆、赔款、道歉了事儿。（《清实录》记载：“豫郡王多铎谋夺大学士范文程妻，事发，下诸王、贝勒、大臣鞠讯，得状。多铎罚银一千两，并夺十五牛录。肃亲王豪格坐知不发，罚银三千两。“）这就是八旗制度的特殊之处，旗人的规矩也是最多的我们知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创立的，先有黄、白、红、蓝四旗，后来又增加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到了1615年，八旗制度正式确立。说白了，八旗最初就是八支队伍，每个旗都有自己的一套作战系统，八旗最初由努尔哈赤一人控制，后来年纪大了，就把八旗的指挥权交给自己的四个儿子，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第一任旗主就是四大贝勒，后来皇太极夺取继承权，把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划归皇帝直属，控制在自己手里，称为上三旗，其他五旗为下五旗，由诸王爷贝勒担任旗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八旗旗主在清朝的舞台上举足轻重，皇权和旗主权力不可避免发生冲突，清初的几位皇帝一直都在想办法削弱旗主的权力，逐渐的，官职和爵位都要靠科举和军功来获得，这样一来，旗主家的儿子也就没什么优势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各位旗主的权力基本上被削减的就剩一个空架子，乾隆时期，旗主的身份也就是个象征性的荣誉称号，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权力，清朝后期，有的旗主经营不善，家道败落，生活潦倒，这能干粗活，而本旗的旗奴则高官厚禄、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的旗奴遇到自己的旗主，依旧得下马请安，如果旗主是个泼皮，命令旗奴代自己干活，旗奴也不敢违抗，只能不断请安，送钱送物，以求不要丢人现眼。这就是八旗的规矩，旗奴是世代沿袭的，如果是因公犯罪，只废黜本人的旗籍，子孙依然在旗谱上，如果因私犯罪，就会连子孙一起从旗籍上除掉，旗奴不管日后如何显贵，依然是旗主名义下的奴仆，对旗主必须恭恭敬敬，不得有半分的悖逆，所以，旗人之中的富贵者，见到自己的旗主都是躲得远远的，避免尴尬。道光年间，三朝元老、军机大臣松筠颇受皇帝器重，很多大事都要找他商议，突然有几天，松筠连续多日不到军机处当班，道光帝屡次派人去召见，都说无法上朝，原来正蓝旗旗主家里办丧事，作为正蓝旗旗奴的松筠被旗主召去，年近七十的松筠身穿一身孝服，手拿敲鼓在旗主家门口迎接来往客人，堂堂朝廷重臣被旗主拉去当门童使唤，朝廷脸面荡然无存，道光帝勃然大怒，但是却不能处罚正蓝旗旗主，因为这就是旗人的规矩，没办法，道光帝只好提高松筠的身份，抬入“上三旗”，这样，松筠就再也不用被正蓝旗旗主使唤了。《清代野记》中记载，道光年间，扬州知府的妻子和两淮转运使的妻子十分要好，某天，她打算邀请转运使的妻子来家中做客，知道她是旗人，而自己不懂旗人的规矩，就查遍扬州官员女眷户籍，发现中军守备的妻子是旗人，便请她作陪，守备妻子满口答应。请客当日，守备妻子一到便坐到主位上，而转运使的妻子看到守备妻子，立即双膝跪下请安，守备妻子说“今天主人赏你饭，不必拘礼，坐下吧！”转运使妻子再次跪下拜谢，像个奴仆一样侍立一旁，为守备妻子斟酒送菜，守备妻子又说“不要拂了主人盛情，坐一块吃吧，不用伺候了！”，转运使妻子这才坐下，却一直不敢动筷子吃东西，倒是守备夫人大模大样大吃大喝，知府夫人莫名其妙，后来知府说了，她才知道，守备妻子是旗主，转运使妻子是旗奴，旗奴不敢在旗主面前放肆，至此，转运使妻子对知府的妻子一直不满意。整个清代，这样的怪事层出不穷，八旗的规矩最是繁琐，最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转运使并不是行政长官，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只有州、县两级，府与州同级，但府设在规格较尊的地区。转运使对应的“路”，并不是行政机构，而应当属于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所以在北宋时期，知府是地方行政长官，转运使则是朝廷的常置“钦差”，即使路具备了行政职能，也未被官方认可成行政区划。路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改变唐至五代时期的财政上缴问题，一方面也是在强干弱枝思想主导下，为了有效的监察地方行政长官。知府与转运使的比较需要放在不同时期去看待。宋朝的官制特点由于北宋是“禅让”而来的政权，赵匡胤为了遮掩得国不正的事实，树立政权的合法地位，也就没有推翻后周的各种体制，官员制度也大体上全部继承下来。“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 ——《册府元龟》宋初的官名与实际职务大体上是相符的，但随着行政队伍的扩大，诸多官员担任了与“官名”名称不符的职务，这被称为是“差遣”，从而催生出官名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制度。这个做法的实质是改变五代旧制的弊端，通过差遣的形式，将原有机构、官僚的职权进行剥夺，形成宋朝自己的官僚队伍，所以也导致许多旧机构成了闲散衙门。（赵匡胤剧照）在官名与实际职务分离之后，加之重文抑武思想的影响，首先在文官梯队里出现官、职、差遣三种职衔：官就是所谓的“正官”，在元丰改制前，通常就是指三省六部及寺监等机构的各种官称，例如左右仆射、尚书、郎中、中书舍人等。这是给官员平定等级，划定俸禄的标准，寄禄官说的就是这种。元丰改制以后，颁布《寄禄格》，划定了二十四阶官称，这些官称改为相应的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大夫、郎等，以此定官位、俸禄，称为“阶官”。职就是职称，指馆、阁、殿的学士、直学士、待制、修撰、直阁等。在馆阁中任职的称为“馆职”，其他低规格的修撰、直阁称为“贴职”，这也是文官的一种荣誉衔。就比如说是某研究院的干事、书法协会成员等，显得较有文化修养，所以只有“大官”才有职称，品阶较低的一般不授职。差遣就是官员实际担任的职务，也称职事官。差遣的职务有品阶，但不会作为俸禄的评定标准，只会根据所差遣的职务发放补贴，这个补贴叫“添支钱”。除了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使、翰林学士等，差遣职务名称前后通常都带有“判、知、同、提、管、守、试”等字。判、知往往在职务名称前，表示自身品阶要比所差遣的职位高，守和试往往在职务名称后，表示本身品阶没有差遣的职位高，如知某府、某府留守。根据上述情况，以包拯为例作以解释。嘉祐元年（1056年）时为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知江宁府的包拯，被授予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龙图阁直学士就是包拯当时的荣誉衔；刑部郎中就是包拯当时的“寄禄官”；知江宁府就是包拯当时的“差遣官”。这个人事任命中，包拯的荣誉衔没有变，变化的是寄禄官和差遣职务，寄禄官由刑部郎中变为右司郎中。元丰改制前，刑部郎中与右司郎中都是五品寄禄官，所以包拯并没有提高待遇，但差遣由江宁府到开封府，是从陪都南京调往了首都开封，这就是一个跳板。（包拯画像）这与今天的人事任命是相同的，比如从小县城的县长调到市级某个区委任区长，虽然级别上属于平调，但意味着下一步将要从正处级向副厅级发展。所以到了嘉祐三年（1058年），包拯就升为右谏议大夫、权任御史中丞，品阶来到了从四品。了解了北宋的官制特点，就能够比较清晰的看懂转运使与知府的差别。北宋的地方行政设置与官员任命宋朝在地方是实行了州、县二级行政划分，于特殊地区设立府、军、监的“州级”行政机构，如首都、陪都会设府；军事重镇要冲会设军；工矿牧盐等重要物资产区会设监。由于地位特殊，府往往被认为是介于路与州之间的行政区划，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因为路并非是行政区划，它只是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较大的行政权力，而且这些行政权力远远凌驾于州级长官之上。而府在宋朝就是州一级别，无论地位怎么特殊，都不能视为独立的行政区划，府成为二级行政区划是在明清时期才确立的。路的机构设置、转运使的变迁由于政权的继承性较强，宋朝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进程中，就没有那么多的创新，而是小修小补。宋太祖修补体制的精髓来自赵普的指点：对于政权构成威胁的机构和职位，从政治上削夺其权；军事上收其精兵；财政上制其钱谷。最终目的是形成皇帝控制中央、中央控制地方的权力垂直度。（赵普剧照）在制其财谷方面，中央以三司使掌管财政，到了地方则设置“路”进行监督和财税收缴，因此北宋设“路”的初衷是为了收回地方的财权。唐后期的地方税收分成留州、送史、上贡三个部份，留州是指地方政府截留一部分用于行政开支；送使是指地方节度使所截留的部分；上贡才是最终上交国库的部分。唐后期的地方上贡比例极低，导致中央政府财政捉襟见肘，这是对地方失去控制最根本的因素。所以赵普提出的制其钱谷才是中央集权的核心，地方没有足够的财力，就无法对中央形成威胁。北宋立国之初就规定地方财政事务由中央设立的转运使掌控，地方节度使、防御使、观察使、留后、刺史皆不管理财政事宜。（唐朝行政区划，道、州）北宋的前两位皇帝是以唐朝的“道”比葫芦画瓢，确定了13个税收监察区域，这就是路的前身，是为财政工作划出的区域，通俗的讲就是超大规模的“税务所”。以转运司为机构，设置转运使，并在统一战争中，扮演征讨大军的粮饷官、新征服区财物运往朝廷的督运官。太平兴国六年（981），“诏令诸路转运使，察官吏贤否以闻”，被赋予了监察地方官员的权力，转运使司因而也被称为“监司”。若五品以上官员出任一路或多路转运使的，则称都转运使。由此可以看出，路其实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不是行政区划，随着一路的配套机构陆续设立，它才具备了监察职能、行政职能、司法职能、军事职能，实际上成为凌驾于州府之上的行政机构。这些配套机构主要有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分别称为“帅、漕、宪、仓”。其中除“帅司”为军事机构，其他漕、宪、仓三司，都有行政监察职责，统称为“监司”。提点刑狱司是在景德四年（1007年）才正式设置，成为常设的路级司法机构，后也曾一度废并入转运使司。正副长官为提点、同提点刑狱，职权逐步扩大，兼及治安、军器、河渠等事。提举常平司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设置，同时设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且专举刺官吏之事，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除了这些机构，还有如政和元年（1111年）设置的提举茶盐司，这主要是针对茶盐国营设立的监管机构，无茶盐的地区不设；北宋末年设置的提举学事司，主要管理本路所属州府、县的学政。两浙、广南、福建三路，设置提举市舶司，主管对外贸易和关税，南宋时并入转运使司。宋神宗以前，陕西路是产盐大户，所以设置解盐司，专管解盐生产，设提举出卖解盐司，专管解盐专卖事务。所以转运使最初掌握一路或数路的财税﹐兼领考察地方官吏，到了宋真宗前期，渐获维持治安和清点刑狱，以及举贤荐能的职责。这就相当于把路提升了规格，不再是“税务所”，而是一个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这种权力是肯定要在知府之上的。州府的机构设置、知府的变迁宋初于首都开封府，设尹，由亲王担任，其他官员任长官称“权知开封府事”，简称权知府事、知府。除此之外，陪都设西京洛阳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长官都称为知府，并兼留守。到了崇宁三年（1104年），以牧、尹、少尹取代了“权知开封府事”，以亲王为牧，普通官员任开封府尹。“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宋史.职官一》除了首都、陪都以外，宋初各州的长官皆为刺史，没有节度使的州和新征服的地区，都由朝廷以差遣的形式委派官员，委派下去的官员品阶都高于州府级别，所以官称“知州军事”，简称“知州”。知州军事都是差遣文臣，最初的主要目的是形成地方管理的模板，继而削减节度使的权利。在版图稳定以后，北宋的节度使就成了无实权、官位高的象征，只有亲王外戚及前任将相大臣中有特殊资望者可授予，但授予后并不赴任，称“遥领”。（唐末的藩镇割据局面）授予节度使的官员，若是正官为中书令、侍中、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检校官加授节度使，出判某府州的，都被尊称为“使相”。所以说，一般是寄禄官在二品以上，或者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的，才会知、判某州府，这要比转运使的官阶更高。但府、州长官在架空节度使的进程中，是以文官打压武官的模式，当州府文官的权利过大时，中央朝廷就有了分化州府长官的举动了。这个举动主要表现在设立通判任州府的副长官。（水浒里的通判黄文柄）“伪命官见为知州者，令逐处通判或判官、录事参军，凡本州公事并同签议方行施行”——《宋史职官一》与知州一样，通判最初也是于新征服区设立，参与一州府的军政、民政，后被赋予否决权，即知州、知府关于军政、民政的公务需要通判复核通过，通判否决则无法施行。在编制上，大州府派二员甚至三员通判；一般州府只派一员；小州若武官任知州则派一员，文官任知州则不派；边远地区有以通判兼任知州的任命。与此同时，每州府的军事重地设军，长官称知军，有矿区的设监，长官为知监，级别与州、府同，但地位较之低一些。（苏轼剧照）综上可以得出结论，转运使与知府都是差遣官，所掌握的权利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委派的官员官阶也是有变化的。宋初的知府寄禄品阶高，总管一个州府的军政事务，且常身兼数职；转运使则主要负责地方财税收缴和官员监察，二者相比，知府在正官官阶和差遣官的权力上，都是要大于转运使的。到了熙宁七年（1074），宋朝完善路的划分，形成了23路的格局，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完善了每路的行政职能，也就将路提升到了行政区划的地位，元丰年间所编的《元丰九域志》就是以此编写出了北宋的“行政划分”。此时的转运使就已经获得维持治安和清点刑狱，以及举贤荐能的职责，成为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这种权力是肯定要在知府之上的。而且这个时候的知府已经不再差遣高品阶大员，比如熙宁七年（1074）的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太常博士为八品寄禄官、直史馆为荣誉衔，说明一般州府长官已经远远不如路的行政长官，而如大名府、洛阳府这种高规格府设的长官，依旧是差遣二品大员赴任，级别上不输转运使。参考史料：《宋史》一品翼国公，和正三品左武卫大将军，不要看这个衣品和三品这两个数字，因为这两个职务并不是在同一个体系内。唐朝的时候官职十分奇怪，怎么说呢？它是有自己的一套体系的，唐朝的官职品级虽然少，但是官职的分层却十分多，比如说正二品，从二品……唐朝的官员的官职大概分为九品30阶，也就是官职分成30个等级，大家想想在这其中密密麻麻的等级就被加塞到九个品级里面。而这其中一品和二瓶除了几个特殊的官职以外，大部分都是散官，也就是虽然有那么一个名号，但事实上并没有实权，而真正掌握实权的大致都是要从三品官开始算起。而秦琼所获得的这个三品左武卫大将军其实属于武将级别里面的佼佼者，唐朝的军队，占据主体的是16卫，当然关于这支特殊的军队我也曾经讲过，这里也就不多做赘述，而这些军队的将军，一个个都是掌握实权的大将军，也就是说一个大唐王朝16个兵团，而秦琼就是这16个兵团里面的一个兵团的兵团长，这个待遇和地位就已经不是那些稀奇古怪的官职所能比的，而且由于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兵变之前是一个二品官，所以唐朝官员的官职基本上超不过良品，秦琼这个官职可以说在大唐王朝的关职场里面可以横着走。至于说秦琼的那个一品翼国公，这不是官职的名称，这是一个爵位，爵位和官职名称实际上是不挂钩的，有的人爵位很高，但是官职很低耶，有的人官职很高，（今日头条漩涡鸣人yy首发于悟空问答）但是爵位很低，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像秦琼这种爵位又高官职很高的人士，已经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说起秦琼的这个爵位，实际上秦琼也是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跟斗打上来的，在大唐王朝开国之初，秦琼就加入到了唐朝的阵营里面，并且一直在李世民的麾下奋勇作战。在李世民麾下的时候吕建勤工，所以秦琼在秦国军队内部的地位很高，也因此得到了一个上柱国的称号，并且在这之后又被加封成为一评议国公。当然在玄武门兵变里面，秦琼并没有站错队，而是选择跟李世民一起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所以李世民对于秦琼那十分感激。在这个时候秦琼的绝味虽然已经一品，但是秦琼的官职仍然还是四瓶，所以李世民帮秦琼升了一下官职掌，他从四平升到了三品，在得到三品左武卫大将军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并没有放弃掉他的爵位，也就是说他仍然还是一品翼国公。所以说秦琼不仅没有降职，而且还意外的升职了，并且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当然这个时候的秦琼已经进入到了英雄默念也没有办法再提大唐王朝东征西战，所以秦琼也开始渐渐地淡出了秦国军队体系，将自己的位置留给了更多有才能或者是更加年轻的人。

九门提督是清朝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位。九门提督虽然也叫提督，但是和清朝的提督却有点不一样。在清朝，提督全称为提督军务总兵官，是一省绿营兵的最高统帅。何为绿营兵？其实是相对于八旗兵而言的。绿营兵，由汉人自成（相对应的八旗兵由旗人组成），军营旗帜为绿色，故而得名。绿营兵虽然也是清朝的常备兵种，但是地位远不如八旗兵，所以就造成了提督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提督为从一品，比起八旗兵一省之统领驻防将军的正一品低了半级，这倒也没啥。驻防将军相对比较独立，不受地方督抚的钳制，但是提督却不一样，他受到总督和巡抚的钳制，哪怕巡抚只是正二品。我们言归正传，回到九门提督这个话题上来。九门提督和其他提督一样，也是武官，其品级初为正二品，后升为从一品。九门提督驻京武官的身份决定了他的重要性。京城是什么地方？那可是皇帝极其家属生活的地方，不容有失。而九门提督作为京城的第二道防线（第一道防线自然是驻防的八旗劲旅），地位相当重要，因此在清朝，九门提督这个职位，非旗人不能担任，而且非皇帝的心腹不能担任。历史上担任过九门提督之人，无一不是皇帝的亲信重臣，如隆科多、和珅、荣禄等人。试想一下，要是九门提督把城门一关，带兵杀入紫禁城，那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九门提督历来都是有皇帝亲信之人担任。九门提督之所以被冠以九门之城，是因为九门提督负责京城内城九座城门的治安和守备任务，这九做门分别是：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守备京师，当然要有足够的人马。九门提督统帅着京师的五个巡捕营（绿营兵），以及部分八旗兵，总人数加起来有2到3万人马，都是精锐之士，战斗力不可小觑。当然，到慈禧年间，九门提督下面的兵力战斗力退化严重，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根本就行成不了有效的抵抗。九门提督的职权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的杂，包括巡逻、守夜、执勤、维护治安、抓捕犯人、审讯犯人、消防，同时还有肩负起抵御敌人进攻的任务。如果套用现在的话来说，九门提督有点类似于首都的公安厅厅长同时兼有部分首都卫戍司令的职责，兼顾警察和军队的双重身份。九门提督一职，设立于清朝康熙十三年，一直存在到了民国时期。溥仪退位之后，清朝宣告灭亡，但是九门提督这个机构依然存在，只是换了一个名字，继续负责保卫紫禁城（毕竟溥仪还生活在里面），直到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这个机构才宣告瓦解。其实县官的墓也屡有发现，这点如果你留意报道的话就可以得知，不过发现归发现，这些县官墓大部分被人为的自动忽略了，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古人讲究视死如生，即生前享受什么待遇，有多大荣耀，死后也要按照相同的规格来安葬。县官与王公大臣皇帝陵墓相比，犹如大江大河与小溪，身份地位悬殊太大，自然陪葬品也少的可怜，珍品更不必说基本没有。那么问题来了，发掘坟墓，本质上来说是寻找珍品的，县官里面基本没有，那么发掘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就算被人找到也很难引起世人的关注。其次县官的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人年轻时为县官，随着年纪渐长，政绩突出，官职上升，到老了肯定会以自己当官最高的官职规格来下葬，比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张令璜就是从县官做起，最后做到大理寺卿的高官位置，他的墓如果被发掘可以说是王公贵族，而不会说这是一位县官的墓。其三还和一个人的名气有关，王公贵族和帝王他们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历史的走向，而县官处于官场的末层，他们很少有值得流传世间的功绩，相比之下发掘县官的墓意义不大。其四规格不同，王公贵族墓地的规格远大于县官墓地的规格，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公贵族墓保存的几率远大于县官墓。最后让我想起网络上流传的关于西安修地铁的那个段子，大意是修3号5号6号线时挖出了唐朝公主，大臣的墓地，而修8号线时发现了清朝一个小官的墓，然后问怎么处置，答复是让工人随便挖挖，把有价值的文物取出就好。下面这个图片就是我说的那个对话这个段子很好的映射了题主的疑问，县官墓地在陪葬品，名气，规格等方面都不如王公贵族，世人怎么会对他们有印象呢？八旗的旗主太威风，权势到底有多大，为何官员升官后最怕见旗主？看过《雍正王朝》的应该记得，雍正推行改革，八王爷胤禩联合关外八名旗主进京，以恢复“八王议政”制度为由，差点把雍正逼下台。《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正红旗权臣和珅官至极品，碰到了正红旗旗主金大烟袋，金大烟袋对和珅说“我就是有一天在街上讨饭，和珅见到我也的跪下磕头”，和珅听了，表情尴尬，只能磕头说是。八旗旗主的权力如此大，你觉得这是导演在夸张吗？绝对不是，现实比这个还要残酷。范文程是范仲淹十七世孙，是最早投靠清朝的那一批人，可谓是清朝开国功臣，清朝很多规章制度都是出自他手，被视为文臣之首，侍奉了四代帝王，就是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功臣，他的美丽老婆被豫亲王多铎看中，强行从范家抢走带回府中享用几天，多铎是他的旗主，作为包衣奴才的范文程毫无办法，龚自珍曾描述过包衣和旗主的关系“包衣之人，见王，如家奴见家长之礼；包衣之女，许亲王等拣选为媵妾。”，也就是说，包衣的一切都是旗主的，旗主相中你老婆是给你面子，最终，范文程将这件事迂回告诉了皇太极，皇太极把多铎训斥一顿，让多铎送回范文程老婆、赔款、道歉了事儿。（《清实录》记载：“豫郡王多铎谋夺大学士范文程妻，事发，下诸王、贝勒、大臣鞠讯，得状。多铎罚银一千两，并夺十五牛录。肃亲王豪格坐知不发，罚银三千两。“）这就是八旗制度的特殊之处，旗人的规矩也是最多的我们知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创立的，先有黄、白、红、蓝四旗，后来又增加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到了1615年，八旗制度正式确立。说白了，八旗最初就是八支队伍，每个旗都有自己的一套作战系统，八旗最初由努尔哈赤一人控制，后来年纪大了，就把八旗的指挥权交给自己的四个儿子，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第一任旗主就是四大贝勒，后来皇太极夺取继承权，把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划归皇帝直属，控制在自己手里，称为上三旗，其他五旗为下五旗，由诸王爷贝勒担任旗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八旗旗主在清朝的舞台上举足轻重，皇权和旗主权力不可避免发生冲突，清初的几位皇帝一直都在想办法削弱旗主的权力，逐渐的，官职和爵位都要靠科举和军功来获得，这样一来，旗主家的儿子也就没什么优势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各位旗主的权力基本上被削减的就剩一个空架子，乾隆时期，旗主的身份也就是个象征性的荣誉称号，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权力，清朝后期，有的旗主经营不善，家道败落，生活潦倒，这能干粗活，而本旗的旗奴则高官厚禄、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的旗奴遇到自己的旗主，依旧得下马请安，如果旗主是个泼皮，命令旗奴代自己干活，旗奴也不敢违抗，只能不断请安，送钱送物，以求不要丢人现眼。这就是八旗的规矩，旗奴是世代沿袭的，如果是因公犯罪，只废黜本人的旗籍，子孙依然在旗谱上，如果因私犯罪，就会连子孙一起从旗籍上除掉，旗奴不管日后如何显贵，依然是旗主名义下的奴仆，对旗主必须恭恭敬敬，不得有半分的悖逆，所以，旗人之中的富贵者，见到自己的旗主都是躲得远远的，避免尴尬。道光年间，三朝元老、军机大臣松筠颇受皇帝器重，很多大事都要找他商议，突然有几天，松筠连续多日不到军机处当班，道光帝屡次派人去召见，都说无法上朝，原来正蓝旗旗主家里办丧事，作为正蓝旗旗奴的松筠被旗主召去，年近七十的松筠身穿一身孝服，手拿敲鼓在旗主家门口迎接来往客人，堂堂朝廷重臣被旗主拉去当门童使唤，朝廷脸面荡然无存，道光帝勃然大怒，但是却不能处罚正蓝旗旗主，因为这就是旗人的规矩，没办法，道光帝只好提高松筠的身份，抬入“上三旗”，这样，松筠就再也不用被正蓝旗旗主使唤了。《清代野记》中记载，道光年间，扬州知府的妻子和两淮转运使的妻子十分要好，某天，她打算邀请转运使的妻子来家中做客，知道她是旗人，而自己不懂旗人的规矩，就查遍扬州官员女眷户籍，发现中军守备的妻子是旗人，便请她作陪，守备妻子满口答应。请客当日，守备妻子一到便坐到主位上，而转运使的妻子看到守备妻子，立即双膝跪下请安，守备妻子说“今天主人赏你饭，不必拘礼，坐下吧！”转运使妻子再次跪下拜谢，像个奴仆一样侍立一旁，为守备妻子斟酒送菜，守备妻子又说“不要拂了主人盛情，坐一块吃吧，不用伺候了！”，转运使妻子这才坐下，却一直不敢动筷子吃东西，倒是守备夫人大模大样大吃大喝，知府夫人莫名其妙，后来知府说了，她才知道，守备妻子是旗主，转运使妻子是旗奴，旗奴不敢在旗主面前放肆，至此，转运使妻子对知府的妻子一直不满意。整个清代，这样的怪事层出不穷，八旗的规矩最是繁琐，最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转运使并不是行政长官，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只有州、县两级，府与州同级，但府设在规格较尊的地区。转运使对应的“路”，并不是行政机构，而应当属于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所以在北宋时期，知府是地方行政长官，转运使则是朝廷的常置“钦差”，即使路具备了行政职能，也未被官方认可成行政区划。路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改变唐至五代时期的财政上缴问题，一方面也是在强干弱枝思想主导下，为了有效的监察地方行政长官。知府与转运使的比较需要放在不同时期去看待。宋朝的官制特点由于北宋是“禅让”而来的政权，赵匡胤为了遮掩得国不正的事实，树立政权的合法地位，也就没有推翻后周的各种体制，官员制度也大体上全部继承下来。“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 ——《册府元龟》宋初的官名与实际职务大体上是相符的，但随着行政队伍的扩大，诸多官员担任了与“官名”名称不符的职务，这被称为是“差遣”，从而催生出官名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制度。这个做法的实质是改变五代旧制的弊端，通过差遣的形式，将原有机构、官僚的职权进行剥夺，形成宋朝自己的官僚队伍，所以也导致许多旧机构成了闲散衙门。（赵匡胤剧照）在官名与实际职务分离之后，加之重文抑武思想的影响，首先在文官梯队里出现官、职、差遣三种职衔：官就是所谓的“正官”，在元丰改制前，通常就是指三省六部及寺监等机构的各种官称，例如左右仆射、尚书、郎中、中书舍人等。这是给官员平定等级，划定俸禄的标准，寄禄官说的就是这种。元丰改制以后，颁布《寄禄格》，划定了二十四阶官称，这些官称改为相应的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大夫、郎等，以此定官位、俸禄，称为“阶官”。职就是职称，指馆、阁、殿的学士、直学士、待制、修撰、直阁等。在馆阁中任职的称为“馆职”，其他低规格的修撰、直阁称为“贴职”，这也是文官的一种荣誉衔。就比如说是某研究院的干事、书法协会成员等，显得较有文化修养，所以只有“大官”才有职称，品阶较低的一般不授职。差遣就是官员实际担任的职务，也称职事官。差遣的职务有品阶，但不会作为俸禄的评定标准，只会根据所差遣的职务发放补贴，这个补贴叫“添支钱”。除了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使、翰林学士等，差遣职务名称前后通常都带有“判、知、同、提、管、守、试”等字。判、知往往在职务名称前，表示自身品阶要比所差遣的职位高，守和试往往在职务名称后，表示本身品阶没有差遣的职位高，如知某府、某府留守。根据上述情况，以包拯为例作以解释。嘉祐元年（1056年）时为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知江宁府的包拯，被授予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龙图阁直学士就是包拯当时的荣誉衔；刑部郎中就是包拯当时的“寄禄官”；知江宁府就是包拯当时的“差遣官”。这个人事任命中，包拯的荣誉衔没有变，变化的是寄禄官和差遣职务，寄禄官由刑部郎中变为右司郎中。元丰改制前，刑部郎中与右司郎中都是五品寄禄官，所以包拯并没有提高待遇，但差遣由江宁府到开封府，是从陪都南京调往了首都开封，这就是一个跳板。（包拯画像）这与今天的人事任命是相同的，比如从小县城的县长调到市级某个区委任区长，虽然级别上属于平调，但意味着下一步将要从正处级向副厅级发展。所以到了嘉祐三年（1058年），包拯就升为右谏议大夫、权任御史中丞，品阶来到了从四品。了解了北宋的官制特点，就能够比较清晰的看懂转运使与知府的差别。北宋的地方行政设置与官员任命宋朝在地方是实行了州、县二级行政划分，于特殊地区设立府、军、监的“州级”行政机构，如首都、陪都会设府；军事重镇要冲会设军；工矿牧盐等重要物资产区会设监。由于地位特殊，府往往被认为是介于路与州之间的行政区划，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因为路并非是行政区划，它只是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较大的行政权力，而且这些行政权力远远凌驾于州级长官之上。而府在宋朝就是州一级别，无论地位怎么特殊，都不能视为独立的行政区划，府成为二级行政区划是在明清时期才确立的。路的机构设置、转运使的变迁由于政权的继承性较强，宋朝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进程中，就没有那么多的创新，而是小修小补。宋太祖修补体制的精髓来自赵普的指点：对于政权构成威胁的机构和职位，从政治上削夺其权；军事上收其精兵；财政上制其钱谷。最终目的是形成皇帝控制中央、中央控制地方的权力垂直度。（赵普剧照）在制其财谷方面，中央以三司使掌管财政，到了地方则设置“路”进行监督和财税收缴，因此北宋设“路”的初衷是为了收回地方的财权。唐后期的地方税收分成留州、送史、上贡三个部份，留州是指地方政府截留一部分用于行政开支；送使是指地方节度使所截留的部分；上贡才是最终上交国库的部分。唐后期的地方上贡比例极低，导致中央政府财政捉襟见肘，这是对地方失去控制最根本的因素。所以赵普提出的制其钱谷才是中央集权的核心，地方没有足够的财力，就无法对中央形成威胁。北宋立国之初就规定地方财政事务由中央设立的转运使掌控，地方节度使、防御使、观察使、留后、刺史皆不管理财政事宜。（唐朝行政区划，道、州）北宋的前两位皇帝是以唐朝的“道”比葫芦画瓢，确定了13个税收监察区域，这就是路的前身，是为财政工作划出的区域，通俗的讲就是超大规模的“税务所”。以转运司为机构，设置转运使，并在统一战争中，扮演征讨大军的粮饷官、新征服区财物运往朝廷的督运官。太平兴国六年（981），“诏令诸路转运使，察官吏贤否以闻”，被赋予了监察地方官员的权力，转运使司因而也被称为“监司”。若五品以上官员出任一路或多路转运使的，则称都转运使。由此可以看出，路其实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不是行政区划，随着一路的配套机构陆续设立，它才具备了监察职能、行政职能、司法职能、军事职能，实际上成为凌驾于州府之上的行政机构。这些配套机构主要有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分别称为“帅、漕、宪、仓”。其中除“帅司”为军事机构，其他漕、宪、仓三司，都有行政监察职责，统称为“监司”。提点刑狱司是在景德四年（1007年）才正式设置，成为常设的路级司法机构，后也曾一度废并入转运使司。正副长官为提点、同提点刑狱，职权逐步扩大，兼及治安、军器、河渠等事。提举常平司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设置，同时设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且专举刺官吏之事，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除了这些机构，还有如政和元年（1111年）设置的提举茶盐司，这主要是针对茶盐国营设立的监管机构，无茶盐的地区不设；北宋末年设置的提举学事司，主要管理本路所属州府、县的学政。两浙、广南、福建三路，设置提举市舶司，主管对外贸易和关税，南宋时并入转运使司。宋神宗以前，陕西路是产盐大户，所以设置解盐司，专管解盐生产，设提举出卖解盐司，专管解盐专卖事务。所以转运使最初掌握一路或数路的财税﹐兼领考察地方官吏，到了宋真宗前期，渐获维持治安和清点刑狱，以及举贤荐能的职责。这就相当于把路提升了规格，不再是“税务所”，而是一个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这种权力是肯定要在知府之上的。州府的机构设置、知府的变迁宋初于首都开封府，设尹，由亲王担任，其他官员任长官称“权知开封府事”，简称权知府事、知府。除此之外，陪都设西京洛阳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长官都称为知府，并兼留守。到了崇宁三年（1104年），以牧、尹、少尹取代了“权知开封府事”，以亲王为牧，普通官员任开封府尹。“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宋史.职官一》除了首都、陪都以外，宋初各州的长官皆为刺史，没有节度使的州和新征服的地区，都由朝廷以差遣的形式委派官员，委派下去的官员品阶都高于州府级别，所以官称“知州军事”，简称“知州”。知州军事都是差遣文臣，最初的主要目的是形成地方管理的模板，继而削减节度使的权利。在版图稳定以后，北宋的节度使就成了无实权、官位高的象征，只有亲王外戚及前任将相大臣中有特殊资望者可授予，但授予后并不赴任，称“遥领”。（唐末的藩镇割据局面）授予节度使的官员，若是正官为中书令、侍中、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检校官加授节度使，出判某府州的，都被尊称为“使相”。所以说，一般是寄禄官在二品以上，或者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的，才会知、判某州府，这要比转运使的官阶更高。但府、州长官在架空节度使的进程中，是以文官打压武官的模式，当州府文官的权利过大时，中央朝廷就有了分化州府长官的举动了。这个举动主要表现在设立通判任州府的副长官。（水浒里的通判黄文柄）“伪命官见为知州者，令逐处通判或判官、录事参军，凡本州公事并同签议方行施行”——《宋史职官一》与知州一样，通判最初也是于新征服区设立，参与一州府的军政、民政，后被赋予否决权，即知州、知府关于军政、民政的公务需要通判复核通过，通判否决则无法施行。在编制上，大州府派二员甚至三员通判；一般州府只派一员；小州若武官任知州则派一员，文官任知州则不派；边远地区有以通判兼任知州的任命。与此同时，每州府的军事重地设军，长官称知军，有矿区的设监，长官为知监，级别与州、府同，但地位较之低一些。（苏轼剧照）综上可以得出结论，转运使与知府都是差遣官，所掌握的权利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委派的官员官阶也是有变化的。宋初的知府寄禄品阶高，总管一个州府的军政事务，且常身兼数职；转运使则主要负责地方财税收缴和官员监察，二者相比，知府在正官官阶和差遣官的权力上，都是要大于转运使的。到了熙宁七年（1074），宋朝完善路的划分，形成了23路的格局，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完善了每路的行政职能，也就将路提升到了行政区划的地位，元丰年间所编的《元丰九域志》就是以此编写出了北宋的“行政划分”。此时的转运使就已经获得维持治安和清点刑狱，以及举贤荐能的职责，成为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这种权力是肯定要在知府之上的。而且这个时候的知府已经不再差遣高品阶大员，比如熙宁七年（1074）的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太常博士为八品寄禄官、直史馆为荣誉衔，说明一般州府长官已经远远不如路的行政长官，而如大名府、洛阳府这种高规格府设的长官，依旧是差遣二品大员赴任，级别上不输转运使。参考史料：《宋史》一品翼国公，和正三品左武卫大将军，不要看这个衣品和三品这两个数字，因为这两个职务并不是在同一个体系内。唐朝的时候官职十分奇怪，怎么说呢？它是有自己的一套体系的，唐朝的官职品级虽然少，但是官职的分层却十分多，比如说正二品，从二品……唐朝的官员的官职大概分为九品30阶，也就是官职分成30个等级，大家想想在这其中密密麻麻的等级就被加塞到九个品级里面。而这其中一品和二瓶除了几个特殊的官职以外，大部分都是散官，也就是虽然有那么一个名号，但事实上并没有实权，而真正掌握实权的大致都是要从三品官开始算起。而秦琼所获得的这个三品左武卫大将军其实属于武将级别里面的佼佼者，唐朝的军队，占据主体的是16卫，当然关于这支特殊的军队我也曾经讲过，这里也就不多做赘述，而这些军队的将军，一个个都是掌握实权的大将军，也就是说一个大唐王朝16个兵团，而秦琼就是这16个兵团里面的一个兵团的兵团长，这个待遇和地位就已经不是那些稀奇古怪的官职所能比的，而且由于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兵变之前是一个二品官，所以唐朝官员的官职基本上超不过良品，秦琼这个官职可以说在大唐王朝的关职场里面可以横着走。至于说秦琼的那个一品翼国公，这不是官职的名称，这是一个爵位，爵位和官职名称实际上是不挂钩的，有的人爵位很高，但是官职很低耶，有的人官职很高，（今日头条漩涡鸣人yy首发于悟空问答）但是爵位很低，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像秦琼这种爵位又高官职很高的人士，已经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说起秦琼的这个爵位，实际上秦琼也是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跟斗打上来的，在大唐王朝开国之初，秦琼就加入到了唐朝的阵营里面，并且一直在李世民的麾下奋勇作战。在李世民麾下的时候吕建勤工，所以秦琼在秦国军队内部的地位很高，也因此得到了一个上柱国的称号，并且在这之后又被加封成为一评议国公。当然在玄武门兵变里面，秦琼并没有站错队，而是选择跟李世民一起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所以李世民对于秦琼那十分感激。在这个时候秦琼的绝味虽然已经一品，但是秦琼的官职仍然还是四瓶，所以李世民帮秦琼升了一下官职掌，他从四平升到了三品，在得到三品左武卫大将军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并没有放弃掉他的爵位，也就是说他仍然还是一品翼国公。所以说秦琼不仅没有降职，而且还意外的升职了，并且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当然这个时候的秦琼已经进入到了英雄默念也没有办法再提大唐王朝东征西战，所以秦琼也开始渐渐地淡出了秦国军队体系，将自己的位置留给了更多有才能或者是更加年轻的人。包拯、海瑞都是古代非常有名的廉吏，他们一心为国为民，不畏权贵，为民做主，一生刚正不阿，因此一个被称为“包青天”，另一个则被称为“海青天”。那作为相隔百年的青天大老爷，包拯与海瑞到底谁担任的官职更大呢？包拯包拯生前官至枢密副使，正二品。枢密副使是枢密院的副长官，协助枢密使执掌宋朝军令，《宋史.职官志》载:“枢密使，佐天子执兵政，而同知、副使、签书为之贰”。枢密院是北宋最高的军事机构，与中书门下分掌军令与政令，号为“二府”，枢密院为“枢府”。宋太祖赵匡胤置枢密院的目的如宋末历史学家马端临所说“枢密院官虽曰掌兵，亦未尝不兼任宰相之事”，就是为分相权，因此北宋初期枢密院的权力非常大。“佐天子执兵政”，这就是枢密院。《宋史.职官志》载:“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宋初枢密院下设兵、吏、户、礼等四房，分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同时若得皇帝的批准，枢密院还有调兵之权。当然宋初，枢密院并没有统兵的权力，如禁军，有统兵之权的是殿前都指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等三衙，而枢密院只有调发禁军的权力，正所谓枢密使有发兵之权，而无统兵之重；三衙有统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简单的说“枢密副使”就是宰相之职，他是宋初全国军令的执掌者之一，与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等统称为“执政官”，可谓是宋初权势最为显赫的一个官职。海瑞海瑞生前官至南京右都御史(记住不是很多题主说的右佥都御史，右都御史是正二品，右佥都御史是正四品，右佥都御史位在左、右副都御史，左、右都御史之下)，位列正二品。南京右都御史，是南京都察院的最高长官，职掌与北京都察院一样，但是十三道监察御史人数要少于北京，南京都察院监察御史只有30人，而北京都察院大约有110人。同时南京都察院拥有提督操江之责，领上、下江防之事，这是北京都察院所没有的。都察院，为明朝最高监察机构，“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拥有监察、弹劾百官及建议之权。都御史为都察院最高长官，“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明史.职官志》)，他负责纠察、弹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御史。都御史可弹劾奸邪、小人结党、作威福乱政之徒，卑劣贪鄙败坏官纪之徒，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现成章法、企图进用之徒。同时遇到朝觐、考察时，都御史会同吏部尚书确认官员贤能与否，及官员升降。此外，大案件重囚犯在外朝会审，都御史与刑部、大理寺主官进行三司会审，明确其是否犯罪。简单的说右都御史有点类似于秦汉的御史大夫，他的主要职责就是监察百官，看官员有无违法行为，有就弹劾他。同时明朝的右都御史还有一项比较大的特权，那就是“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利，都察院虽无执法权，但是凭借着这个权力，在小事上，如知县犯法，御史可以直接先免了他的官。综上所述，包拯的官职其实是明显大于海瑞的，毕竟包拯的“枢密副使”是宰相之职，而海瑞虽是南京都察院的最高长官，位列右都御史职，也是与包拯的品级一样，是正二品，但他毕竟不是宰相之职，且别忘记海瑞只是南京右都御史，相对于北京的都察院左、右都御史，海瑞的右都御史还是稍微差了点火候，直白的说就是在权利上要比北京低了许多，如此就更比不上包拯的“枢密副使”了。

九门提督是清朝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位。九门提督虽然也叫提督，但是和清朝的提督却有点不一样。在清朝，提督全称为提督军务总兵官，是一省绿营兵的最高统帅。何为绿营兵？其实是相对于八旗兵而言的。绿营兵，由汉人自成（相对应的八旗兵由旗人组成），军营旗帜为绿色，故而得名。绿营兵虽然也是清朝的常备兵种，但是地位远不如八旗兵，所以就造成了提督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提督为从一品，比起八旗兵一省之统领驻防将军的正一品低了半级，这倒也没啥。驻防将军相对比较独立，不受地方督抚的钳制，但是提督却不一样，他受到总督和巡抚的钳制，哪怕巡抚只是正二品。我们言归正传，回到九门提督这个话题上来。九门提督和其他提督一样，也是武官，其品级初为正二品，后升为从一品。九门提督驻京武官的身份决定了他的重要性。京城是什么地方？那可是皇帝极其家属生活的地方，不容有失。而九门提督作为京城的第二道防线（第一道防线自然是驻防的八旗劲旅），地位相当重要，因此在清朝，九门提督这个职位，非旗人不能担任，而且非皇帝的心腹不能担任。历史上担任过九门提督之人，无一不是皇帝的亲信重臣，如隆科多、和珅、荣禄等人。试想一下，要是九门提督把城门一关，带兵杀入紫禁城，那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九门提督历来都是有皇帝亲信之人担任。九门提督之所以被冠以九门之城，是因为九门提督负责京城内城九座城门的治安和守备任务，这九做门分别是：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守备京师，当然要有足够的人马。九门提督统帅着京师的五个巡捕营（绿营兵），以及部分八旗兵，总人数加起来有2到3万人马，都是精锐之士，战斗力不可小觑。当然，到慈禧年间，九门提督下面的兵力战斗力退化严重，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根本就行成不了有效的抵抗。九门提督的职权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的杂，包括巡逻、守夜、执勤、维护治安、抓捕犯人、审讯犯人、消防，同时还有肩负起抵御敌人进攻的任务。如果套用现在的话来说，九门提督有点类似于首都的公安厅厅长同时兼有部分首都卫戍司令的职责，兼顾警察和军队的双重身份。九门提督一职，设立于清朝康熙十三年，一直存在到了民国时期。溥仪退位之后，清朝宣告灭亡，但是九门提督这个机构依然存在，只是换了一个名字，继续负责保卫紫禁城（毕竟溥仪还生活在里面），直到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这个机构才宣告瓦解。其实县官的墓也屡有发现，这点如果你留意报道的话就可以得知，不过发现归发现，这些县官墓大部分被人为的自动忽略了，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古人讲究视死如生，即生前享受什么待遇，有多大荣耀，死后也要按照相同的规格来安葬。县官与王公大臣皇帝陵墓相比，犹如大江大河与小溪，身份地位悬殊太大，自然陪葬品也少的可怜，珍品更不必说基本没有。那么问题来了，发掘坟墓，本质上来说是寻找珍品的，县官里面基本没有，那么发掘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就算被人找到也很难引起世人的关注。其次县官的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人年轻时为县官，随着年纪渐长，政绩突出，官职上升，到老了肯定会以自己当官最高的官职规格来下葬，比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张令璜就是从县官做起，最后做到大理寺卿的高官位置，他的墓如果被发掘可以说是王公贵族，而不会说这是一位县官的墓。其三还和一个人的名气有关，王公贵族和帝王他们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历史的走向，而县官处于官场的末层，他们很少有值得流传世间的功绩，相比之下发掘县官的墓意义不大。其四规格不同，王公贵族墓地的规格远大于县官墓地的规格，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公贵族墓保存的几率远大于县官墓。最后让我想起网络上流传的关于西安修地铁的那个段子，大意是修3号5号6号线时挖出了唐朝公主，大臣的墓地，而修8号线时发现了清朝一个小官的墓，然后问怎么处置，答复是让工人随便挖挖，把有价值的文物取出就好。下面这个图片就是我说的那个对话这个段子很好的映射了题主的疑问，县官墓地在陪葬品，名气，规格等方面都不如王公贵族，世人怎么会对他们有印象呢？八旗的旗主太威风，权势到底有多大，为何官员升官后最怕见旗主？看过《雍正王朝》的应该记得，雍正推行改革，八王爷胤禩联合关外八名旗主进京，以恢复“八王议政”制度为由，差点把雍正逼下台。《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正红旗权臣和珅官至极品，碰到了正红旗旗主金大烟袋，金大烟袋对和珅说“我就是有一天在街上讨饭，和珅见到我也的跪下磕头”，和珅听了，表情尴尬，只能磕头说是。八旗旗主的权力如此大，你觉得这是导演在夸张吗？绝对不是，现实比这个还要残酷。范文程是范仲淹十七世孙，是最早投靠清朝的那一批人，可谓是清朝开国功臣，清朝很多规章制度都是出自他手，被视为文臣之首，侍奉了四代帝王，就是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功臣，他的美丽老婆被豫亲王多铎看中，强行从范家抢走带回府中享用几天，多铎是他的旗主，作为包衣奴才的范文程毫无办法，龚自珍曾描述过包衣和旗主的关系“包衣之人，见王，如家奴见家长之礼；包衣之女，许亲王等拣选为媵妾。”，也就是说，包衣的一切都是旗主的，旗主相中你老婆是给你面子，最终，范文程将这件事迂回告诉了皇太极，皇太极把多铎训斥一顿，让多铎送回范文程老婆、赔款、道歉了事儿。（《清实录》记载：“豫郡王多铎谋夺大学士范文程妻，事发，下诸王、贝勒、大臣鞠讯，得状。多铎罚银一千两，并夺十五牛录。肃亲王豪格坐知不发，罚银三千两。“）这就是八旗制度的特殊之处，旗人的规矩也是最多的我们知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创立的，先有黄、白、红、蓝四旗，后来又增加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到了1615年，八旗制度正式确立。说白了，八旗最初就是八支队伍，每个旗都有自己的一套作战系统，八旗最初由努尔哈赤一人控制，后来年纪大了，就把八旗的指挥权交给自己的四个儿子，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第一任旗主就是四大贝勒，后来皇太极夺取继承权，把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划归皇帝直属，控制在自己手里，称为上三旗，其他五旗为下五旗，由诸王爷贝勒担任旗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八旗旗主在清朝的舞台上举足轻重，皇权和旗主权力不可避免发生冲突，清初的几位皇帝一直都在想办法削弱旗主的权力，逐渐的，官职和爵位都要靠科举和军功来获得，这样一来，旗主家的儿子也就没什么优势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各位旗主的权力基本上被削减的就剩一个空架子，乾隆时期，旗主的身份也就是个象征性的荣誉称号，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权力，清朝后期，有的旗主经营不善，家道败落，生活潦倒，这能干粗活，而本旗的旗奴则高官厚禄、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的旗奴遇到自己的旗主，依旧得下马请安，如果旗主是个泼皮，命令旗奴代自己干活，旗奴也不敢违抗，只能不断请安，送钱送物，以求不要丢人现眼。这就是八旗的规矩，旗奴是世代沿袭的，如果是因公犯罪，只废黜本人的旗籍，子孙依然在旗谱上，如果因私犯罪，就会连子孙一起从旗籍上除掉，旗奴不管日后如何显贵，依然是旗主名义下的奴仆，对旗主必须恭恭敬敬，不得有半分的悖逆，所以，旗人之中的富贵者，见到自己的旗主都是躲得远远的，避免尴尬。道光年间，三朝元老、军机大臣松筠颇受皇帝器重，很多大事都要找他商议，突然有几天，松筠连续多日不到军机处当班，道光帝屡次派人去召见，都说无法上朝，原来正蓝旗旗主家里办丧事，作为正蓝旗旗奴的松筠被旗主召去，年近七十的松筠身穿一身孝服，手拿敲鼓在旗主家门口迎接来往客人，堂堂朝廷重臣被旗主拉去当门童使唤，朝廷脸面荡然无存，道光帝勃然大怒，但是却不能处罚正蓝旗旗主，因为这就是旗人的规矩，没办法，道光帝只好提高松筠的身份，抬入“上三旗”，这样，松筠就再也不用被正蓝旗旗主使唤了。《清代野记》中记载，道光年间，扬州知府的妻子和两淮转运使的妻子十分要好，某天，她打算邀请转运使的妻子来家中做客，知道她是旗人，而自己不懂旗人的规矩，就查遍扬州官员女眷户籍，发现中军守备的妻子是旗人，便请她作陪，守备妻子满口答应。请客当日，守备妻子一到便坐到主位上，而转运使的妻子看到守备妻子，立即双膝跪下请安，守备妻子说“今天主人赏你饭，不必拘礼，坐下吧！”转运使妻子再次跪下拜谢，像个奴仆一样侍立一旁，为守备妻子斟酒送菜，守备妻子又说“不要拂了主人盛情，坐一块吃吧，不用伺候了！”，转运使妻子这才坐下，却一直不敢动筷子吃东西，倒是守备夫人大模大样大吃大喝，知府夫人莫名其妙，后来知府说了，她才知道，守备妻子是旗主，转运使妻子是旗奴，旗奴不敢在旗主面前放肆，至此，转运使妻子对知府的妻子一直不满意。整个清代，这样的怪事层出不穷，八旗的规矩最是繁琐，最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转运使并不是行政长官，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只有州、县两级，府与州同级，但府设在规格较尊的地区。转运使对应的“路”，并不是行政机构，而应当属于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所以在北宋时期，知府是地方行政长官，转运使则是朝廷的常置“钦差”，即使路具备了行政职能，也未被官方认可成行政区划。路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改变唐至五代时期的财政上缴问题，一方面也是在强干弱枝思想主导下，为了有效的监察地方行政长官。知府与转运使的比较需要放在不同时期去看待。宋朝的官制特点由于北宋是“禅让”而来的政权，赵匡胤为了遮掩得国不正的事实，树立政权的合法地位，也就没有推翻后周的各种体制，官员制度也大体上全部继承下来。“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 ——《册府元龟》宋初的官名与实际职务大体上是相符的，但随着行政队伍的扩大，诸多官员担任了与“官名”名称不符的职务，这被称为是“差遣”，从而催生出官名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制度。这个做法的实质是改变五代旧制的弊端，通过差遣的形式，将原有机构、官僚的职权进行剥夺，形成宋朝自己的官僚队伍，所以也导致许多旧机构成了闲散衙门。（赵匡胤剧照）在官名与实际职务分离之后，加之重文抑武思想的影响，首先在文官梯队里出现官、职、差遣三种职衔：官就是所谓的“正官”，在元丰改制前，通常就是指三省六部及寺监等机构的各种官称，例如左右仆射、尚书、郎中、中书舍人等。这是给官员平定等级，划定俸禄的标准，寄禄官说的就是这种。元丰改制以后，颁布《寄禄格》，划定了二十四阶官称，这些官称改为相应的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大夫、郎等，以此定官位、俸禄，称为“阶官”。职就是职称，指馆、阁、殿的学士、直学士、待制、修撰、直阁等。在馆阁中任职的称为“馆职”，其他低规格的修撰、直阁称为“贴职”，这也是文官的一种荣誉衔。就比如说是某研究院的干事、书法协会成员等，显得较有文化修养，所以只有“大官”才有职称，品阶较低的一般不授职。差遣就是官员实际担任的职务，也称职事官。差遣的职务有品阶，但不会作为俸禄的评定标准，只会根据所差遣的职务发放补贴，这个补贴叫“添支钱”。除了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使、翰林学士等，差遣职务名称前后通常都带有“判、知、同、提、管、守、试”等字。判、知往往在职务名称前，表示自身品阶要比所差遣的职位高，守和试往往在职务名称后，表示本身品阶没有差遣的职位高，如知某府、某府留守。根据上述情况，以包拯为例作以解释。嘉祐元年（1056年）时为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知江宁府的包拯，被授予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龙图阁直学士就是包拯当时的荣誉衔；刑部郎中就是包拯当时的“寄禄官”；知江宁府就是包拯当时的“差遣官”。这个人事任命中，包拯的荣誉衔没有变，变化的是寄禄官和差遣职务，寄禄官由刑部郎中变为右司郎中。元丰改制前，刑部郎中与右司郎中都是五品寄禄官，所以包拯并没有提高待遇，但差遣由江宁府到开封府，是从陪都南京调往了首都开封，这就是一个跳板。（包拯画像）这与今天的人事任命是相同的，比如从小县城的县长调到市级某个区委任区长，虽然级别上属于平调，但意味着下一步将要从正处级向副厅级发展。所以到了嘉祐三年（1058年），包拯就升为右谏议大夫、权任御史中丞，品阶来到了从四品。了解了北宋的官制特点，就能够比较清晰的看懂转运使与知府的差别。北宋的地方行政设置与官员任命宋朝在地方是实行了州、县二级行政划分，于特殊地区设立府、军、监的“州级”行政机构，如首都、陪都会设府；军事重镇要冲会设军；工矿牧盐等重要物资产区会设监。由于地位特殊，府往往被认为是介于路与州之间的行政区划，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因为路并非是行政区划，它只是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较大的行政权力，而且这些行政权力远远凌驾于州级长官之上。而府在宋朝就是州一级别，无论地位怎么特殊，都不能视为独立的行政区划，府成为二级行政区划是在明清时期才确立的。路的机构设置、转运使的变迁由于政权的继承性较强，宋朝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进程中，就没有那么多的创新，而是小修小补。宋太祖修补体制的精髓来自赵普的指点：对于政权构成威胁的机构和职位，从政治上削夺其权；军事上收其精兵；财政上制其钱谷。最终目的是形成皇帝控制中央、中央控制地方的权力垂直度。（赵普剧照）在制其财谷方面，中央以三司使掌管财政，到了地方则设置“路”进行监督和财税收缴，因此北宋设“路”的初衷是为了收回地方的财权。唐后期的地方税收分成留州、送史、上贡三个部份，留州是指地方政府截留一部分用于行政开支；送使是指地方节度使所截留的部分；上贡才是最终上交国库的部分。唐后期的地方上贡比例极低，导致中央政府财政捉襟见肘，这是对地方失去控制最根本的因素。所以赵普提出的制其钱谷才是中央集权的核心，地方没有足够的财力，就无法对中央形成威胁。北宋立国之初就规定地方财政事务由中央设立的转运使掌控，地方节度使、防御使、观察使、留后、刺史皆不管理财政事宜。（唐朝行政区划，道、州）北宋的前两位皇帝是以唐朝的“道”比葫芦画瓢，确定了13个税收监察区域，这就是路的前身，是为财政工作划出的区域，通俗的讲就是超大规模的“税务所”。以转运司为机构，设置转运使，并在统一战争中，扮演征讨大军的粮饷官、新征服区财物运往朝廷的督运官。太平兴国六年（981），“诏令诸路转运使，察官吏贤否以闻”，被赋予了监察地方官员的权力，转运使司因而也被称为“监司”。若五品以上官员出任一路或多路转运使的，则称都转运使。由此可以看出，路其实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不是行政区划，随着一路的配套机构陆续设立，它才具备了监察职能、行政职能、司法职能、军事职能，实际上成为凌驾于州府之上的行政机构。这些配套机构主要有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分别称为“帅、漕、宪、仓”。其中除“帅司”为军事机构，其他漕、宪、仓三司，都有行政监察职责，统称为“监司”。提点刑狱司是在景德四年（1007年）才正式设置，成为常设的路级司法机构，后也曾一度废并入转运使司。正副长官为提点、同提点刑狱，职权逐步扩大，兼及治安、军器、河渠等事。提举常平司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设置，同时设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且专举刺官吏之事，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除了这些机构，还有如政和元年（1111年）设置的提举茶盐司，这主要是针对茶盐国营设立的监管机构，无茶盐的地区不设；北宋末年设置的提举学事司，主要管理本路所属州府、县的学政。两浙、广南、福建三路，设置提举市舶司，主管对外贸易和关税，南宋时并入转运使司。宋神宗以前，陕西路是产盐大户，所以设置解盐司，专管解盐生产，设提举出卖解盐司，专管解盐专卖事务。所以转运使最初掌握一路或数路的财税﹐兼领考察地方官吏，到了宋真宗前期，渐获维持治安和清点刑狱，以及举贤荐能的职责。这就相当于把路提升了规格，不再是“税务所”，而是一个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这种权力是肯定要在知府之上的。州府的机构设置、知府的变迁宋初于首都开封府，设尹，由亲王担任，其他官员任长官称“权知开封府事”，简称权知府事、知府。除此之外，陪都设西京洛阳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长官都称为知府，并兼留守。到了崇宁三年（1104年），以牧、尹、少尹取代了“权知开封府事”，以亲王为牧，普通官员任开封府尹。“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宋史.职官一》除了首都、陪都以外，宋初各州的长官皆为刺史，没有节度使的州和新征服的地区，都由朝廷以差遣的形式委派官员，委派下去的官员品阶都高于州府级别，所以官称“知州军事”，简称“知州”。知州军事都是差遣文臣，最初的主要目的是形成地方管理的模板，继而削减节度使的权利。在版图稳定以后，北宋的节度使就成了无实权、官位高的象征，只有亲王外戚及前任将相大臣中有特殊资望者可授予，但授予后并不赴任，称“遥领”。（唐末的藩镇割据局面）授予节度使的官员，若是正官为中书令、侍中、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检校官加授节度使，出判某府州的，都被尊称为“使相”。所以说，一般是寄禄官在二品以上，或者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的，才会知、判某州府，这要比转运使的官阶更高。但府、州长官在架空节度使的进程中，是以文官打压武官的模式，当州府文官的权利过大时，中央朝廷就有了分化州府长官的举动了。这个举动主要表现在设立通判任州府的副长官。（水浒里的通判黄文柄）“伪命官见为知州者，令逐处通判或判官、录事参军，凡本州公事并同签议方行施行”——《宋史职官一》与知州一样，通判最初也是于新征服区设立，参与一州府的军政、民政，后被赋予否决权，即知州、知府关于军政、民政的公务需要通判复核通过，通判否决则无法施行。在编制上，大州府派二员甚至三员通判；一般州府只派一员；小州若武官任知州则派一员，文官任知州则不派；边远地区有以通判兼任知州的任命。与此同时，每州府的军事重地设军，长官称知军，有矿区的设监，长官为知监，级别与州、府同，但地位较之低一些。（苏轼剧照）综上可以得出结论，转运使与知府都是差遣官，所掌握的权利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委派的官员官阶也是有变化的。宋初的知府寄禄品阶高，总管一个州府的军政事务，且常身兼数职；转运使则主要负责地方财税收缴和官员监察，二者相比，知府在正官官阶和差遣官的权力上，都是要大于转运使的。到了熙宁七年（1074），宋朝完善路的划分，形成了23路的格局，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完善了每路的行政职能，也就将路提升到了行政区划的地位，元丰年间所编的《元丰九域志》就是以此编写出了北宋的“行政划分”。此时的转运使就已经获得维持治安和清点刑狱，以及举贤荐能的职责，成为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这种权力是肯定要在知府之上的。而且这个时候的知府已经不再差遣高品阶大员，比如熙宁七年（1074）的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太常博士为八品寄禄官、直史馆为荣誉衔，说明一般州府长官已经远远不如路的行政长官，而如大名府、洛阳府这种高规格府设的长官，依旧是差遣二品大员赴任，级别上不输转运使。参考史料：《宋史》一品翼国公，和正三品左武卫大将军，不要看这个衣品和三品这两个数字，因为这两个职务并不是在同一个体系内。唐朝的时候官职十分奇怪，怎么说呢？它是有自己的一套体系的，唐朝的官职品级虽然少，但是官职的分层却十分多，比如说正二品，从二品……唐朝的官员的官职大概分为九品30阶，也就是官职分成30个等级，大家想想在这其中密密麻麻的等级就被加塞到九个品级里面。而这其中一品和二瓶除了几个特殊的官职以外，大部分都是散官，也就是虽然有那么一个名号，但事实上并没有实权，而真正掌握实权的大致都是要从三品官开始算起。而秦琼所获得的这个三品左武卫大将军其实属于武将级别里面的佼佼者，唐朝的军队，占据主体的是16卫，当然关于这支特殊的军队我也曾经讲过，这里也就不多做赘述，而这些军队的将军，一个个都是掌握实权的大将军，也就是说一个大唐王朝16个兵团，而秦琼就是这16个兵团里面的一个兵团的兵团长，这个待遇和地位就已经不是那些稀奇古怪的官职所能比的，而且由于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兵变之前是一个二品官，所以唐朝官员的官职基本上超不过良品，秦琼这个官职可以说在大唐王朝的关职场里面可以横着走。至于说秦琼的那个一品翼国公，这不是官职的名称，这是一个爵位，爵位和官职名称实际上是不挂钩的，有的人爵位很高，但是官职很低耶，有的人官职很高，（今日头条漩涡鸣人yy首发于悟空问答）但是爵位很低，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像秦琼这种爵位又高官职很高的人士，已经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说起秦琼的这个爵位，实际上秦琼也是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跟斗打上来的，在大唐王朝开国之初，秦琼就加入到了唐朝的阵营里面，并且一直在李世民的麾下奋勇作战。在李世民麾下的时候吕建勤工，所以秦琼在秦国军队内部的地位很高，也因此得到了一个上柱国的称号，并且在这之后又被加封成为一评议国公。当然在玄武门兵变里面，秦琼并没有站错队，而是选择跟李世民一起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所以李世民对于秦琼那十分感激。在这个时候秦琼的绝味虽然已经一品，但是秦琼的官职仍然还是四瓶，所以李世民帮秦琼升了一下官职掌，他从四平升到了三品，在得到三品左武卫大将军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并没有放弃掉他的爵位，也就是说他仍然还是一品翼国公。所以说秦琼不仅没有降职，而且还意外的升职了，并且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当然这个时候的秦琼已经进入到了英雄默念也没有办法再提大唐王朝东征西战，所以秦琼也开始渐渐地淡出了秦国军队体系，将自己的位置留给了更多有才能或者是更加年轻的人。包拯、海瑞都是古代非常有名的廉吏，他们一心为国为民，不畏权贵，为民做主，一生刚正不阿，因此一个被称为“包青天”，另一个则被称为“海青天”。那作为相隔百年的青天大老爷，包拯与海瑞到底谁担任的官职更大呢？包拯包拯生前官至枢密副使，正二品。枢密副使是枢密院的副长官，协助枢密使执掌宋朝军令，《宋史.职官志》载:“枢密使，佐天子执兵政，而同知、副使、签书为之贰”。枢密院是北宋最高的军事机构，与中书门下分掌军令与政令，号为“二府”，枢密院为“枢府”。宋太祖赵匡胤置枢密院的目的如宋末历史学家马端临所说“枢密院官虽曰掌兵，亦未尝不兼任宰相之事”，就是为分相权，因此北宋初期枢密院的权力非常大。“佐天子执兵政”，这就是枢密院。《宋史.职官志》载:“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宋初枢密院下设兵、吏、户、礼等四房，分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同时若得皇帝的批准，枢密院还有调兵之权。当然宋初，枢密院并没有统兵的权力，如禁军，有统兵之权的是殿前都指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等三衙，而枢密院只有调发禁军的权力，正所谓枢密使有发兵之权，而无统兵之重；三衙有统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简单的说“枢密副使”就是宰相之职，他是宋初全国军令的执掌者之一，与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等统称为“执政官”，可谓是宋初权势最为显赫的一个官职。海瑞海瑞生前官至南京右都御史(记住不是很多题主说的右佥都御史，右都御史是正二品，右佥都御史是正四品，右佥都御史位在左、右副都御史，左、右都御史之下)，位列正二品。南京右都御史，是南京都察院的最高长官，职掌与北京都察院一样，但是十三道监察御史人数要少于北京，南京都察院监察御史只有30人，而北京都察院大约有110人。同时南京都察院拥有提督操江之责，领上、下江防之事，这是北京都察院所没有的。都察院，为明朝最高监察机构，“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拥有监察、弹劾百官及建议之权。都御史为都察院最高长官，“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明史.职官志》)，他负责纠察、弹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御史。都御史可弹劾奸邪、小人结党、作威福乱政之徒，卑劣贪鄙败坏官纪之徒，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现成章法、企图进用之徒。同时遇到朝觐、考察时，都御史会同吏部尚书确认官员贤能与否，及官员升降。此外，大案件重囚犯在外朝会审，都御史与刑部、大理寺主官进行三司会审，明确其是否犯罪。简单的说右都御史有点类似于秦汉的御史大夫，他的主要职责就是监察百官，看官员有无违法行为，有就弹劾他。同时明朝的右都御史还有一项比较大的特权，那就是“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利，都察院虽无执法权，但是凭借着这个权力，在小事上，如知县犯法，御史可以直接先免了他的官。综上所述，包拯的官职其实是明显大于海瑞的，毕竟包拯的“枢密副使”是宰相之职，而海瑞虽是南京都察院的最高长官，位列右都御史职，也是与包拯的品级一样，是正二品，但他毕竟不是宰相之职，且别忘记海瑞只是南京右都御史，相对于北京的都察院左、右都御史，海瑞的右都御史还是稍微差了点火候，直白的说就是在权利上要比北京低了许多，如此就更比不上包拯的“枢密副使”了。清朝实在是太大了，有1300多万平方公里，比现在还大了400万平方公里左右，别问我这400万平方公里去哪儿了，我们今天就谈谈清朝这么大，该怎么管理这件事儿。地方太大了，这也不太好管啊！那时候又没有电话、网络，传递消息基本就靠马的四条腿，发了疯似的狂奔。为了方便管辖，清朝便开始实行总督制度。其实这玩意儿明朝就有，不过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明朝的总督，基本上就是遇到麻烦事儿了，就派个朝中大员到地方上兼任总督一职，等到事情解决了，这哥们就撤了，类似钦差大臣的意思。比如浙直总督胡宗宪，蓟辽总督袁崇焕等。清朝的总督，那可就是常设职位了。他们便是正儿八经的封疆大吏了，主要管辖地方上的军政大权，一般手里有一到三个省的地盘可以管，那权力实在是大得吓人。而且清朝总督，一般是正二品高官，如果还能兼有一个兵部尚书衔或者都察院右都御史衔的话，那可就成了从一品大员了。如果这位总督除此之外，还兼有大学士衔，那么就要恭喜他了，他可就荣升为正一品高官了，升无可升的情况下，就等着封爵了。一、清朝常设的总督，一般有9个。清朝的这9大总督，分别是：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四川总督、闽浙总督、云贵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东三省总督和陕甘总督。直隶总督，坐镇保定。手握直隶境内的军政大权，包括了如今的河北、内蒙部分地区。两江总督，坐镇江宁。手握江苏（包括上海）、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政大权。四川总督，坐镇成都。显然，是四川的军政一把手。闽浙总督，坐镇福州。管辖福建、浙江两省的军政大权。云贵总督，坐镇昆明。手握云南、贵州两省的军政大权。湖广总督，坐镇武昌。手握湖南、湖北两省的军政大权。（最近不太热播的电影主人公张之洞，就曾是湖广总督。）两广总督，坐镇广州。自然是广东、广西的军政一把手了。东三省总督，坐镇奉天。这个比较特别，过去清朝在东北设立盛京将军，到了光绪年间，才改成了东三省总督，手握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地的军政大权。陕甘总督，坐镇兰州。主要负责陕西、甘肃等地的军政事务。除了这9大总督以外，清朝还设立了另外两个比较特殊的总督：漕运总督、河道总督。他们俩是干嘛的呢？看名字其实我们就知道了，这两位并不是负责某一个片区的军政事务，而是负责水利运输的官员。其中漕运总督，驻扎在淮安，管理着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8个省的漕运。主要负责将这8个省的粮食通过水路运送到京城。河道总督，驻扎在清江浦（也在淮安境内），他们主要负责黄河、京杭大运河及永定河堤防、疏浚等事务。二、直隶总督有1个地方，他是管不到的，那就是顺天府。这9大总督，分别管辖着全国各地的军政事务，对清朝朝廷对地方的管理，有着非常直接的作用。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和陕甘总督。陕甘总督大家很熟悉，因为在《雍正王朝》里，年羹尧就是坐镇陕甘地区的陕甘总督，在这儿帮助十四阿哥胤禵运送粮草，顺便以粮草挟制他。两江总督，那可是总督里的热门职位，因为他所管辖的两江地区，是清朝最为富庶繁华的地区，知道这人有钱就完事儿了。直隶总督，这是很多人耳熟能详，但是不太了解，主要是因为直隶这个称呼如今没了。其实直隶就是如今的河北大部分地区外加内蒙的一小部分地区。那我们现在就通透了，直隶总督不就把京城给包裹起来了嘛！还真是这样，所以现在你应该能搞明白一点了，京城是直隶总督绝对管不了的地方。而京城也不可能是皇帝亲自管理治安问题吧？所以京城及其周边地区还设立了顺天府，京城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则是由顺天府尹单独管辖。顺天府尹是正三品官员，那么是不是说直隶总督就能管辖顺天府尹了？当然不是！直隶总督看到这儿都懵圈了，什么情况？我一个从一品的高官，怎么就管不了一个正三品的家伙了？对不起，您还真管不了！第一，因为顺天府尹的职位比较敏感，一般都是由朝中六部的尚书、侍郎等高级官吏兼任。都说朝中有人好做官，人家就是朝中那个人，顺天府尹只是兼职而已，你说你一个地方总督能管得了嘛！第二，因为顺天府尹是皇帝跟前的父母官。好家伙，人家一言不合就可以直接面圣，你虽然是总督，可想要见皇帝，是不是也得层层申请啊？可人家顺天府尹完全有机会成为天天面圣，这就是区别。第三，因为顺天府相当于直辖市。顺天府尹这个直辖市的市长，自然和省部级高官的级别是一样的了，尽管你还是只能称呼他为府尹，可人家头上并没有巡抚和总督了。由此可见，顺天府尹是不好惹的角色，人家在天子脚下做事，可以直达天庭，哪怕是封疆大吏直隶总督，也得给他几分面子。总结：直隶总督，其实是最尴尬的总督。都说直隶总督是天下11位总督中最牛的一个，其实在我看来，直隶总督是最为尴尬的一个才对。身为封疆大吏，一般的总督，在自己的地盘上，绝对是说一不二的对不对？可直隶总督不行啊，他的地盘上有他管不了的顺天府尹，还有他管不了的京城内各大高官包括皇帝。管不了就躲远点呗，最要命的是，直隶总督还得在这帮高级官吏眼皮子底下干活。你尝试过在考试的时候，监考老师一直盯着你的那种感觉吗？直隶总督整天胆战心惊地上班，这工作自然是很难办得好。而且想要揩油，也不敢随便找机会，因为他知道，有若干双眼睛正在盯着他。所以说，当年曾国藩平定太平军以后，从两江总督任上转任直隶总督，这可把他搞得烦透了，在那儿什么都干不好，最后还是回来做两江总督了。不吹不黑，两江地区做官，那是真相。参考资料：《清史稿》

九门提督是清朝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位。九门提督虽然也叫提督，但是和清朝的提督却有点不一样。在清朝，提督全称为提督军务总兵官，是一省绿营兵的最高统帅。何为绿营兵？其实是相对于八旗兵而言的。绿营兵，由汉人自成（相对应的八旗兵由旗人组成），军营旗帜为绿色，故而得名。绿营兵虽然也是清朝的常备兵种，但是地位远不如八旗兵，所以就造成了提督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提督为从一品，比起八旗兵一省之统领驻防将军的正一品低了半级，这倒也没啥。驻防将军相对比较独立，不受地方督抚的钳制，但是提督却不一样，他受到总督和巡抚的钳制，哪怕巡抚只是正二品。我们言归正传，回到九门提督这个话题上来。九门提督和其他提督一样，也是武官，其品级初为正二品，后升为从一品。九门提督驻京武官的身份决定了他的重要性。京城是什么地方？那可是皇帝极其家属生活的地方，不容有失。而九门提督作为京城的第二道防线（第一道防线自然是驻防的八旗劲旅），地位相当重要，因此在清朝，九门提督这个职位，非旗人不能担任，而且非皇帝的心腹不能担任。历史上担任过九门提督之人，无一不是皇帝的亲信重臣，如隆科多、和珅、荣禄等人。试想一下，要是九门提督把城门一关，带兵杀入紫禁城，那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九门提督历来都是有皇帝亲信之人担任。九门提督之所以被冠以九门之城，是因为九门提督负责京城内城九座城门的治安和守备任务，这九做门分别是：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守备京师，当然要有足够的人马。九门提督统帅着京师的五个巡捕营（绿营兵），以及部分八旗兵，总人数加起来有2到3万人马，都是精锐之士，战斗力不可小觑。当然，到慈禧年间，九门提督下面的兵力战斗力退化严重，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根本就行成不了有效的抵抗。九门提督的职权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的杂，包括巡逻、守夜、执勤、维护治安、抓捕犯人、审讯犯人、消防，同时还有肩负起抵御敌人进攻的任务。如果套用现在的话来说，九门提督有点类似于首都的公安厅厅长同时兼有部分首都卫戍司令的职责，兼顾警察和军队的双重身份。九门提督一职，设立于清朝康熙十三年，一直存在到了民国时期。溥仪退位之后，清朝宣告灭亡，但是九门提督这个机构依然存在，只是换了一个名字，继续负责保卫紫禁城（毕竟溥仪还生活在里面），直到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这个机构才宣告瓦解。其实县官的墓也屡有发现，这点如果你留意报道的话就可以得知，不过发现归发现，这些县官墓大部分被人为的自动忽略了，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古人讲究视死如生，即生前享受什么待遇，有多大荣耀，死后也要按照相同的规格来安葬。县官与王公大臣皇帝陵墓相比，犹如大江大河与小溪，身份地位悬殊太大，自然陪葬品也少的可怜，珍品更不必说基本没有。那么问题来了，发掘坟墓，本质上来说是寻找珍品的，县官里面基本没有，那么发掘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就算被人找到也很难引起世人的关注。其次县官的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人年轻时为县官，随着年纪渐长，政绩突出，官职上升，到老了肯定会以自己当官最高的官职规格来下葬，比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张令璜就是从县官做起，最后做到大理寺卿的高官位置，他的墓如果被发掘可以说是王公贵族，而不会说这是一位县官的墓。其三还和一个人的名气有关，王公贵族和帝王他们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历史的走向，而县官处于官场的末层，他们很少有值得流传世间的功绩，相比之下发掘县官的墓意义不大。其四规格不同，王公贵族墓地的规格远大于县官墓地的规格，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公贵族墓保存的几率远大于县官墓。最后让我想起网络上流传的关于西安修地铁的那个段子，大意是修3号5号6号线时挖出了唐朝公主，大臣的墓地，而修8号线时发现了清朝一个小官的墓，然后问怎么处置，答复是让工人随便挖挖，把有价值的文物取出就好。下面这个图片就是我说的那个对话这个段子很好的映射了题主的疑问，县官墓地在陪葬品，名气，规格等方面都不如王公贵族，世人怎么会对他们有印象呢？八旗的旗主太威风，权势到底有多大，为何官员升官后最怕见旗主？看过《雍正王朝》的应该记得，雍正推行改革，八王爷胤禩联合关外八名旗主进京，以恢复“八王议政”制度为由，差点把雍正逼下台。《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正红旗权臣和珅官至极品，碰到了正红旗旗主金大烟袋，金大烟袋对和珅说“我就是有一天在街上讨饭，和珅见到我也的跪下磕头”，和珅听了，表情尴尬，只能磕头说是。八旗旗主的权力如此大，你觉得这是导演在夸张吗？绝对不是，现实比这个还要残酷。范文程是范仲淹十七世孙，是最早投靠清朝的那一批人，可谓是清朝开国功臣，清朝很多规章制度都是出自他手，被视为文臣之首，侍奉了四代帝王，就是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功臣，他的美丽老婆被豫亲王多铎看中，强行从范家抢走带回府中享用几天，多铎是他的旗主，作为包衣奴才的范文程毫无办法，龚自珍曾描述过包衣和旗主的关系“包衣之人，见王，如家奴见家长之礼；包衣之女，许亲王等拣选为媵妾。”，也就是说，包衣的一切都是旗主的，旗主相中你老婆是给你面子，最终，范文程将这件事迂回告诉了皇太极，皇太极把多铎训斥一顿，让多铎送回范文程老婆、赔款、道歉了事儿。（《清实录》记载：“豫郡王多铎谋夺大学士范文程妻，事发，下诸王、贝勒、大臣鞠讯，得状。多铎罚银一千两，并夺十五牛录。肃亲王豪格坐知不发，罚银三千两。“）这就是八旗制度的特殊之处，旗人的规矩也是最多的我们知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创立的，先有黄、白、红、蓝四旗，后来又增加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到了1615年，八旗制度正式确立。说白了，八旗最初就是八支队伍，每个旗都有自己的一套作战系统，八旗最初由努尔哈赤一人控制，后来年纪大了，就把八旗的指挥权交给自己的四个儿子，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第一任旗主就是四大贝勒，后来皇太极夺取继承权，把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划归皇帝直属，控制在自己手里，称为上三旗，其他五旗为下五旗，由诸王爷贝勒担任旗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八旗旗主在清朝的舞台上举足轻重，皇权和旗主权力不可避免发生冲突，清初的几位皇帝一直都在想办法削弱旗主的权力，逐渐的，官职和爵位都要靠科举和军功来获得，这样一来，旗主家的儿子也就没什么优势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各位旗主的权力基本上被削减的就剩一个空架子，乾隆时期，旗主的身份也就是个象征性的荣誉称号，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权力，清朝后期，有的旗主经营不善，家道败落，生活潦倒，这能干粗活，而本旗的旗奴则高官厚禄、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的旗奴遇到自己的旗主，依旧得下马请安，如果旗主是个泼皮，命令旗奴代自己干活，旗奴也不敢违抗，只能不断请安，送钱送物，以求不要丢人现眼。这就是八旗的规矩，旗奴是世代沿袭的，如果是因公犯罪，只废黜本人的旗籍，子孙依然在旗谱上，如果因私犯罪，就会连子孙一起从旗籍上除掉，旗奴不管日后如何显贵，依然是旗主名义下的奴仆，对旗主必须恭恭敬敬，不得有半分的悖逆，所以，旗人之中的富贵者，见到自己的旗主都是躲得远远的，避免尴尬。道光年间，三朝元老、军机大臣松筠颇受皇帝器重，很多大事都要找他商议，突然有几天，松筠连续多日不到军机处当班，道光帝屡次派人去召见，都说无法上朝，原来正蓝旗旗主家里办丧事，作为正蓝旗旗奴的松筠被旗主召去，年近七十的松筠身穿一身孝服，手拿敲鼓在旗主家门口迎接来往客人，堂堂朝廷重臣被旗主拉去当门童使唤，朝廷脸面荡然无存，道光帝勃然大怒，但是却不能处罚正蓝旗旗主，因为这就是旗人的规矩，没办法，道光帝只好提高松筠的身份，抬入“上三旗”，这样，松筠就再也不用被正蓝旗旗主使唤了。《清代野记》中记载，道光年间，扬州知府的妻子和两淮转运使的妻子十分要好，某天，她打算邀请转运使的妻子来家中做客，知道她是旗人，而自己不懂旗人的规矩，就查遍扬州官员女眷户籍，发现中军守备的妻子是旗人，便请她作陪，守备妻子满口答应。请客当日，守备妻子一到便坐到主位上，而转运使的妻子看到守备妻子，立即双膝跪下请安，守备妻子说“今天主人赏你饭，不必拘礼，坐下吧！”转运使妻子再次跪下拜谢，像个奴仆一样侍立一旁，为守备妻子斟酒送菜，守备妻子又说“不要拂了主人盛情，坐一块吃吧，不用伺候了！”，转运使妻子这才坐下，却一直不敢动筷子吃东西，倒是守备夫人大模大样大吃大喝，知府夫人莫名其妙，后来知府说了，她才知道，守备妻子是旗主，转运使妻子是旗奴，旗奴不敢在旗主面前放肆，至此，转运使妻子对知府的妻子一直不满意。整个清代，这样的怪事层出不穷，八旗的规矩最是繁琐，最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转运使并不是行政长官，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只有州、县两级，府与州同级，但府设在规格较尊的地区。转运使对应的“路”，并不是行政机构，而应当属于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所以在北宋时期，知府是地方行政长官，转运使则是朝廷的常置“钦差”，即使路具备了行政职能，也未被官方认可成行政区划。路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改变唐至五代时期的财政上缴问题，一方面也是在强干弱枝思想主导下，为了有效的监察地方行政长官。知府与转运使的比较需要放在不同时期去看待。宋朝的官制特点由于北宋是“禅让”而来的政权，赵匡胤为了遮掩得国不正的事实，树立政权的合法地位，也就没有推翻后周的各种体制，官员制度也大体上全部继承下来。“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 ——《册府元龟》宋初的官名与实际职务大体上是相符的，但随着行政队伍的扩大，诸多官员担任了与“官名”名称不符的职务，这被称为是“差遣”，从而催生出官名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制度。这个做法的实质是改变五代旧制的弊端，通过差遣的形式，将原有机构、官僚的职权进行剥夺，形成宋朝自己的官僚队伍，所以也导致许多旧机构成了闲散衙门。（赵匡胤剧照）在官名与实际职务分离之后，加之重文抑武思想的影响，首先在文官梯队里出现官、职、差遣三种职衔：官就是所谓的“正官”，在元丰改制前，通常就是指三省六部及寺监等机构的各种官称，例如左右仆射、尚书、郎中、中书舍人等。这是给官员平定等级，划定俸禄的标准，寄禄官说的就是这种。元丰改制以后，颁布《寄禄格》，划定了二十四阶官称，这些官称改为相应的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大夫、郎等，以此定官位、俸禄，称为“阶官”。职就是职称，指馆、阁、殿的学士、直学士、待制、修撰、直阁等。在馆阁中任职的称为“馆职”，其他低规格的修撰、直阁称为“贴职”，这也是文官的一种荣誉衔。就比如说是某研究院的干事、书法协会成员等，显得较有文化修养，所以只有“大官”才有职称，品阶较低的一般不授职。差遣就是官员实际担任的职务，也称职事官。差遣的职务有品阶，但不会作为俸禄的评定标准，只会根据所差遣的职务发放补贴，这个补贴叫“添支钱”。除了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使、翰林学士等，差遣职务名称前后通常都带有“判、知、同、提、管、守、试”等字。判、知往往在职务名称前，表示自身品阶要比所差遣的职位高，守和试往往在职务名称后，表示本身品阶没有差遣的职位高，如知某府、某府留守。根据上述情况，以包拯为例作以解释。嘉祐元年（1056年）时为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知江宁府的包拯，被授予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龙图阁直学士就是包拯当时的荣誉衔；刑部郎中就是包拯当时的“寄禄官”；知江宁府就是包拯当时的“差遣官”。这个人事任命中，包拯的荣誉衔没有变，变化的是寄禄官和差遣职务，寄禄官由刑部郎中变为右司郎中。元丰改制前，刑部郎中与右司郎中都是五品寄禄官，所以包拯并没有提高待遇，但差遣由江宁府到开封府，是从陪都南京调往了首都开封，这就是一个跳板。（包拯画像）这与今天的人事任命是相同的，比如从小县城的县长调到市级某个区委任区长，虽然级别上属于平调，但意味着下一步将要从正处级向副厅级发展。所以到了嘉祐三年（1058年），包拯就升为右谏议大夫、权任御史中丞，品阶来到了从四品。了解了北宋的官制特点，就能够比较清晰的看懂转运使与知府的差别。北宋的地方行政设置与官员任命宋朝在地方是实行了州、县二级行政划分，于特殊地区设立府、军、监的“州级”行政机构，如首都、陪都会设府；军事重镇要冲会设军；工矿牧盐等重要物资产区会设监。由于地位特殊，府往往被认为是介于路与州之间的行政区划，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因为路并非是行政区划，它只是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较大的行政权力，而且这些行政权力远远凌驾于州级长官之上。而府在宋朝就是州一级别，无论地位怎么特殊，都不能视为独立的行政区划，府成为二级行政区划是在明清时期才确立的。路的机构设置、转运使的变迁由于政权的继承性较强，宋朝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进程中，就没有那么多的创新，而是小修小补。宋太祖修补体制的精髓来自赵普的指点：对于政权构成威胁的机构和职位，从政治上削夺其权；军事上收其精兵；财政上制其钱谷。最终目的是形成皇帝控制中央、中央控制地方的权力垂直度。（赵普剧照）在制其财谷方面，中央以三司使掌管财政，到了地方则设置“路”进行监督和财税收缴，因此北宋设“路”的初衷是为了收回地方的财权。唐后期的地方税收分成留州、送史、上贡三个部份，留州是指地方政府截留一部分用于行政开支；送使是指地方节度使所截留的部分；上贡才是最终上交国库的部分。唐后期的地方上贡比例极低，导致中央政府财政捉襟见肘，这是对地方失去控制最根本的因素。所以赵普提出的制其钱谷才是中央集权的核心，地方没有足够的财力，就无法对中央形成威胁。北宋立国之初就规定地方财政事务由中央设立的转运使掌控，地方节度使、防御使、观察使、留后、刺史皆不管理财政事宜。（唐朝行政区划，道、州）北宋的前两位皇帝是以唐朝的“道”比葫芦画瓢，确定了13个税收监察区域，这就是路的前身，是为财政工作划出的区域，通俗的讲就是超大规模的“税务所”。以转运司为机构，设置转运使，并在统一战争中，扮演征讨大军的粮饷官、新征服区财物运往朝廷的督运官。太平兴国六年（981），“诏令诸路转运使，察官吏贤否以闻”，被赋予了监察地方官员的权力，转运使司因而也被称为“监司”。若五品以上官员出任一路或多路转运使的，则称都转运使。由此可以看出，路其实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不是行政区划，随着一路的配套机构陆续设立，它才具备了监察职能、行政职能、司法职能、军事职能，实际上成为凌驾于州府之上的行政机构。这些配套机构主要有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分别称为“帅、漕、宪、仓”。其中除“帅司”为军事机构，其他漕、宪、仓三司，都有行政监察职责，统称为“监司”。提点刑狱司是在景德四年（1007年）才正式设置，成为常设的路级司法机构，后也曾一度废并入转运使司。正副长官为提点、同提点刑狱，职权逐步扩大，兼及治安、军器、河渠等事。提举常平司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设置，同时设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且专举刺官吏之事，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除了这些机构，还有如政和元年（1111年）设置的提举茶盐司，这主要是针对茶盐国营设立的监管机构，无茶盐的地区不设；北宋末年设置的提举学事司，主要管理本路所属州府、县的学政。两浙、广南、福建三路，设置提举市舶司，主管对外贸易和关税，南宋时并入转运使司。宋神宗以前，陕西路是产盐大户，所以设置解盐司，专管解盐生产，设提举出卖解盐司，专管解盐专卖事务。所以转运使最初掌握一路或数路的财税﹐兼领考察地方官吏，到了宋真宗前期，渐获维持治安和清点刑狱，以及举贤荐能的职责。这就相当于把路提升了规格，不再是“税务所”，而是一个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这种权力是肯定要在知府之上的。州府的机构设置、知府的变迁宋初于首都开封府，设尹，由亲王担任，其他官员任长官称“权知开封府事”，简称权知府事、知府。除此之外，陪都设西京洛阳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长官都称为知府，并兼留守。到了崇宁三年（1104年），以牧、尹、少尹取代了“权知开封府事”，以亲王为牧，普通官员任开封府尹。“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宋史.职官一》除了首都、陪都以外，宋初各州的长官皆为刺史，没有节度使的州和新征服的地区，都由朝廷以差遣的形式委派官员，委派下去的官员品阶都高于州府级别，所以官称“知州军事”，简称“知州”。知州军事都是差遣文臣，最初的主要目的是形成地方管理的模板，继而削减节度使的权利。在版图稳定以后，北宋的节度使就成了无实权、官位高的象征，只有亲王外戚及前任将相大臣中有特殊资望者可授予，但授予后并不赴任，称“遥领”。（唐末的藩镇割据局面）授予节度使的官员，若是正官为中书令、侍中、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检校官加授节度使，出判某府州的，都被尊称为“使相”。所以说，一般是寄禄官在二品以上，或者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的，才会知、判某州府，这要比转运使的官阶更高。但府、州长官在架空节度使的进程中，是以文官打压武官的模式，当州府文官的权利过大时，中央朝廷就有了分化州府长官的举动了。这个举动主要表现在设立通判任州府的副长官。（水浒里的通判黄文柄）“伪命官见为知州者，令逐处通判或判官、录事参军，凡本州公事并同签议方行施行”——《宋史职官一》与知州一样，通判最初也是于新征服区设立，参与一州府的军政、民政，后被赋予否决权，即知州、知府关于军政、民政的公务需要通判复核通过，通判否决则无法施行。在编制上，大州府派二员甚至三员通判；一般州府只派一员；小州若武官任知州则派一员，文官任知州则不派；边远地区有以通判兼任知州的任命。与此同时，每州府的军事重地设军，长官称知军，有矿区的设监，长官为知监，级别与州、府同，但地位较之低一些。（苏轼剧照）综上可以得出结论，转运使与知府都是差遣官，所掌握的权利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委派的官员官阶也是有变化的。宋初的知府寄禄品阶高，总管一个州府的军政事务，且常身兼数职；转运使则主要负责地方财税收缴和官员监察，二者相比，知府在正官官阶和差遣官的权力上，都是要大于转运使的。到了熙宁七年（1074），宋朝完善路的划分，形成了23路的格局，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完善了每路的行政职能，也就将路提升到了行政区划的地位，元丰年间所编的《元丰九域志》就是以此编写出了北宋的“行政划分”。此时的转运使就已经获得维持治安和清点刑狱，以及举贤荐能的职责，成为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这种权力是肯定要在知府之上的。而且这个时候的知府已经不再差遣高品阶大员，比如熙宁七年（1074）的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太常博士为八品寄禄官、直史馆为荣誉衔，说明一般州府长官已经远远不如路的行政长官，而如大名府、洛阳府这种高规格府设的长官，依旧是差遣二品大员赴任，级别上不输转运使。参考史料：《宋史》一品翼国公，和正三品左武卫大将军，不要看这个衣品和三品这两个数字，因为这两个职务并不是在同一个体系内。唐朝的时候官职十分奇怪，怎么说呢？它是有自己的一套体系的，唐朝的官职品级虽然少，但是官职的分层却十分多，比如说正二品，从二品……唐朝的官员的官职大概分为九品30阶，也就是官职分成30个等级，大家想想在这其中密密麻麻的等级就被加塞到九个品级里面。而这其中一品和二瓶除了几个特殊的官职以外，大部分都是散官，也就是虽然有那么一个名号，但事实上并没有实权，而真正掌握实权的大致都是要从三品官开始算起。而秦琼所获得的这个三品左武卫大将军其实属于武将级别里面的佼佼者，唐朝的军队，占据主体的是16卫，当然关于这支特殊的军队我也曾经讲过，这里也就不多做赘述，而这些军队的将军，一个个都是掌握实权的大将军，也就是说一个大唐王朝16个兵团，而秦琼就是这16个兵团里面的一个兵团的兵团长，这个待遇和地位就已经不是那些稀奇古怪的官职所能比的，而且由于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兵变之前是一个二品官，所以唐朝官员的官职基本上超不过良品，秦琼这个官职可以说在大唐王朝的关职场里面可以横着走。至于说秦琼的那个一品翼国公，这不是官职的名称，这是一个爵位，爵位和官职名称实际上是不挂钩的，有的人爵位很高，但是官职很低耶，有的人官职很高，（今日头条漩涡鸣人yy首发于悟空问答）但是爵位很低，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像秦琼这种爵位又高官职很高的人士，已经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说起秦琼的这个爵位，实际上秦琼也是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跟斗打上来的，在大唐王朝开国之初，秦琼就加入到了唐朝的阵营里面，并且一直在李世民的麾下奋勇作战。在李世民麾下的时候吕建勤工，所以秦琼在秦国军队内部的地位很高，也因此得到了一个上柱国的称号，并且在这之后又被加封成为一评议国公。当然在玄武门兵变里面，秦琼并没有站错队，而是选择跟李世民一起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所以李世民对于秦琼那十分感激。在这个时候秦琼的绝味虽然已经一品，但是秦琼的官职仍然还是四瓶，所以李世民帮秦琼升了一下官职掌，他从四平升到了三品，在得到三品左武卫大将军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并没有放弃掉他的爵位，也就是说他仍然还是一品翼国公。所以说秦琼不仅没有降职，而且还意外的升职了，并且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当然这个时候的秦琼已经进入到了英雄默念也没有办法再提大唐王朝东征西战，所以秦琼也开始渐渐地淡出了秦国军队体系，将自己的位置留给了更多有才能或者是更加年轻的人。包拯、海瑞都是古代非常有名的廉吏，他们一心为国为民，不畏权贵，为民做主，一生刚正不阿，因此一个被称为“包青天”，另一个则被称为“海青天”。那作为相隔百年的青天大老爷，包拯与海瑞到底谁担任的官职更大呢？包拯包拯生前官至枢密副使，正二品。枢密副使是枢密院的副长官，协助枢密使执掌宋朝军令，《宋史.职官志》载:“枢密使，佐天子执兵政，而同知、副使、签书为之贰”。枢密院是北宋最高的军事机构，与中书门下分掌军令与政令，号为“二府”，枢密院为“枢府”。宋太祖赵匡胤置枢密院的目的如宋末历史学家马端临所说“枢密院官虽曰掌兵，亦未尝不兼任宰相之事”，就是为分相权，因此北宋初期枢密院的权力非常大。“佐天子执兵政”，这就是枢密院。《宋史.职官志》载:“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宋初枢密院下设兵、吏、户、礼等四房，分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同时若得皇帝的批准，枢密院还有调兵之权。当然宋初，枢密院并没有统兵的权力，如禁军，有统兵之权的是殿前都指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等三衙，而枢密院只有调发禁军的权力，正所谓枢密使有发兵之权，而无统兵之重；三衙有统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简单的说“枢密副使”就是宰相之职，他是宋初全国军令的执掌者之一，与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等统称为“执政官”，可谓是宋初权势最为显赫的一个官职。海瑞海瑞生前官至南京右都御史(记住不是很多题主说的右佥都御史，右都御史是正二品，右佥都御史是正四品，右佥都御史位在左、右副都御史，左、右都御史之下)，位列正二品。南京右都御史，是南京都察院的最高长官，职掌与北京都察院一样，但是十三道监察御史人数要少于北京，南京都察院监察御史只有30人，而北京都察院大约有110人。同时南京都察院拥有提督操江之责，领上、下江防之事，这是北京都察院所没有的。都察院，为明朝最高监察机构，“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拥有监察、弹劾百官及建议之权。都御史为都察院最高长官，“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明史.职官志》)，他负责纠察、弹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御史。都御史可弹劾奸邪、小人结党、作威福乱政之徒，卑劣贪鄙败坏官纪之徒，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现成章法、企图进用之徒。同时遇到朝觐、考察时，都御史会同吏部尚书确认官员贤能与否，及官员升降。此外，大案件重囚犯在外朝会审，都御史与刑部、大理寺主官进行三司会审，明确其是否犯罪。简单的说右都御史有点类似于秦汉的御史大夫，他的主要职责就是监察百官，看官员有无违法行为，有就弹劾他。同时明朝的右都御史还有一项比较大的特权，那就是“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利，都察院虽无执法权，但是凭借着这个权力，在小事上，如知县犯法，御史可以直接先免了他的官。综上所述，包拯的官职其实是明显大于海瑞的，毕竟包拯的“枢密副使”是宰相之职，而海瑞虽是南京都察院的最高长官，位列右都御史职，也是与包拯的品级一样，是正二品，但他毕竟不是宰相之职，且别忘记海瑞只是南京右都御史，相对于北京的都察院左、右都御史，海瑞的右都御史还是稍微差了点火候，直白的说就是在权利上要比北京低了许多，如此就更比不上包拯的“枢密副使”了。清朝实在是太大了，有1300多万平方公里，比现在还大了400万平方公里左右，别问我这400万平方公里去哪儿了，我们今天就谈谈清朝这么大，该怎么管理这件事儿。地方太大了，这也不太好管啊！那时候又没有电话、网络，传递消息基本就靠马的四条腿，发了疯似的狂奔。为了方便管辖，清朝便开始实行总督制度。其实这玩意儿明朝就有，不过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明朝的总督，基本上就是遇到麻烦事儿了，就派个朝中大员到地方上兼任总督一职，等到事情解决了，这哥们就撤了，类似钦差大臣的意思。比如浙直总督胡宗宪，蓟辽总督袁崇焕等。清朝的总督，那可就是常设职位了。他们便是正儿八经的封疆大吏了，主要管辖地方上的军政大权，一般手里有一到三个省的地盘可以管，那权力实在是大得吓人。而且清朝总督，一般是正二品高官，如果还能兼有一个兵部尚书衔或者都察院右都御史衔的话，那可就成了从一品大员了。如果这位总督除此之外，还兼有大学士衔，那么就要恭喜他了，他可就荣升为正一品高官了，升无可升的情况下，就等着封爵了。一、清朝常设的总督，一般有9个。清朝的这9大总督，分别是：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四川总督、闽浙总督、云贵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东三省总督和陕甘总督。直隶总督，坐镇保定。手握直隶境内的军政大权，包括了如今的河北、内蒙部分地区。两江总督，坐镇江宁。手握江苏（包括上海）、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政大权。四川总督，坐镇成都。显然，是四川的军政一把手。闽浙总督，坐镇福州。管辖福建、浙江两省的军政大权。云贵总督，坐镇昆明。手握云南、贵州两省的军政大权。湖广总督，坐镇武昌。手握湖南、湖北两省的军政大权。（最近不太热播的电影主人公张之洞，就曾是湖广总督。）两广总督，坐镇广州。自然是广东、广西的军政一把手了。东三省总督，坐镇奉天。这个比较特别，过去清朝在东北设立盛京将军，到了光绪年间，才改成了东三省总督，手握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地的军政大权。陕甘总督，坐镇兰州。主要负责陕西、甘肃等地的军政事务。除了这9大总督以外，清朝还设立了另外两个比较特殊的总督：漕运总督、河道总督。他们俩是干嘛的呢？看名字其实我们就知道了，这两位并不是负责某一个片区的军政事务，而是负责水利运输的官员。其中漕运总督，驻扎在淮安，管理着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8个省的漕运。主要负责将这8个省的粮食通过水路运送到京城。河道总督，驻扎在清江浦（也在淮安境内），他们主要负责黄河、京杭大运河及永定河堤防、疏浚等事务。二、直隶总督有1个地方，他是管不到的，那就是顺天府。这9大总督，分别管辖着全国各地的军政事务，对清朝朝廷对地方的管理，有着非常直接的作用。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和陕甘总督。陕甘总督大家很熟悉，因为在《雍正王朝》里，年羹尧就是坐镇陕甘地区的陕甘总督，在这儿帮助十四阿哥胤禵运送粮草，顺便以粮草挟制他。两江总督，那可是总督里的热门职位，因为他所管辖的两江地区，是清朝最为富庶繁华的地区，知道这人有钱就完事儿了。直隶总督，这是很多人耳熟能详，但是不太了解，主要是因为直隶这个称呼如今没了。其实直隶就是如今的河北大部分地区外加内蒙的一小部分地区。那我们现在就通透了，直隶总督不就把京城给包裹起来了嘛！还真是这样，所以现在你应该能搞明白一点了，京城是直隶总督绝对管不了的地方。而京城也不可能是皇帝亲自管理治安问题吧？所以京城及其周边地区还设立了顺天府，京城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则是由顺天府尹单独管辖。顺天府尹是正三品官员，那么是不是说直隶总督就能管辖顺天府尹了？当然不是！直隶总督看到这儿都懵圈了，什么情况？我一个从一品的高官，怎么就管不了一个正三品的家伙了？对不起，您还真管不了！第一，因为顺天府尹的职位比较敏感，一般都是由朝中六部的尚书、侍郎等高级官吏兼任。都说朝中有人好做官，人家就是朝中那个人，顺天府尹只是兼职而已，你说你一个地方总督能管得了嘛！第二，因为顺天府尹是皇帝跟前的父母官。好家伙，人家一言不合就可以直接面圣，你虽然是总督，可想要见皇帝，是不是也得层层申请啊？可人家顺天府尹完全有机会成为天天面圣，这就是区别。第三，因为顺天府相当于直辖市。顺天府尹这个直辖市的市长，自然和省部级高官的级别是一样的了，尽管你还是只能称呼他为府尹，可人家头上并没有巡抚和总督了。由此可见，顺天府尹是不好惹的角色，人家在天子脚下做事，可以直达天庭，哪怕是封疆大吏直隶总督，也得给他几分面子。总结：直隶总督，其实是最尴尬的总督。都说直隶总督是天下11位总督中最牛的一个，其实在我看来，直隶总督是最为尴尬的一个才对。身为封疆大吏，一般的总督，在自己的地盘上，绝对是说一不二的对不对？可直隶总督不行啊，他的地盘上有他管不了的顺天府尹，还有他管不了的京城内各大高官包括皇帝。管不了就躲远点呗，最要命的是，直隶总督还得在这帮高级官吏眼皮子底下干活。你尝试过在考试的时候，监考老师一直盯着你的那种感觉吗？直隶总督整天胆战心惊地上班，这工作自然是很难办得好。而且想要揩油，也不敢随便找机会，因为他知道，有若干双眼睛正在盯着他。所以说，当年曾国藩平定太平军以后，从两江总督任上转任直隶总督，这可把他搞得烦透了，在那儿什么都干不好，最后还是回来做两江总督了。不吹不黑，两江地区做官，那是真相。参考资料：《清史稿》状元是鼎甲之首，又称某科一甲第一名进士及第。明清时代，对一甲的三名进士授官，有特别的优待。（请注意，只有一甲三名进士才可称“进士及第”，二甲则只能称“进士出身”，三甲就只能称“同进士出身”了。在名义上的差别非常大）一般来说，二甲、三甲进士在殿试结束唱名放榜后，还要进行一次考试，成绩优秀的一部分人，被选为庶吉士，到翰林院读书，散馆之后会有好的分配。而其他大多数进士，不是直接授官，而是先分到各部院衙门去实习，称为“观政进士”。实习结束，才正式分配工作，多到六部任职（主要是担任主事，称为“部属”），或到地方上任知县、府州佐贰等官。总的来说，对进士来说，最好的分配，就是去有“清贵”之称的翰林院。翰林官是“清流”，部属及州县地方官则是“俗流”。能够分到翰林院的，都是考试成绩最好的那少部分人。其他进士需要通过再次考试才能获得进入翰林院做词臣和史官的资格，唯独一甲进士及第的三个人：状元、榜眼、探花，殿试一放榜，就直接进入翰林院：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编修（正七品）。修撰和编修能够参与国家的修史活动，故又称“史官”，这是极大的荣耀，足以写入墓碑的，一些做过史官的大官僚，往往在墓志铭书衔时，要特别注明，他修过史，做过翰林官！（古代人做了状元，不单是家族的大福，更是一乡、一县、一府，甚至是一省之荣！）一步踏入翰林院，为状元们未来仕途的发展打下了极好的基础。在古代的官僚制度下，九品十八级，品级森列，但官位好不好，不能光看品级。比如修撰的品级并不高，只是从六品，而到地方上做官的进士们，开张也是正七品（知县），看起来只比修撰低一级。然而这一级便是天壤之别。由于明代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入阁做相几乎为翰林官员所垄断，状元的功名兼修撰的出身，决定了他们能以很短的时间擢升到侍郎一级，而且全在京城做官，不会外放（清代略有不同，翰林外放到地方锻炼的机会多了，比如张之洞和他堂兄张之万，一个是探花，一个是状元，都做过翰林，后来都成为地方督抚大员），而知县在地方上升迁就比较慢，两者的差距渐渐拉大。如果运气好的话，状元出身的修撰，只需要十五到二十年便能做到六卿（尚书）或卿贰（侍郎），甚至入阁辅政做相。这在循例迁转的古代官僚体制下，是非常快的了。可惜啦，现在没科举考试了，不然，我也要立一下大志的，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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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居几品的能力属性是不能自己加的，它是按照“智谋÷20”来计算的。所以你专门去刷提高“智谋”属性的事就行了，比如去“书院”，去“诗会”，或者去“酒肆”点加智谋的食物等等。祝你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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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4个徽章后，可以回去橙华市（游戏翻译天元市）找主角爸爸战斗，主角爸爸用普通系的，有除神兽种族第一的请假王，这只宠特性是打一回合就停一回合，要好好利用，这里用格斗系的比较有利。胜利后得到TM42，之后去左边的屋，小光的父亲赠送HM03冲浪。PS:现在回家找主角妈妈，可以得到守护金币，带上后战斗得到的金钱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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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梦幻西游骨灰团竭诚为你服务满血即可。不用满蓝单人满血除非是和尚等可以自己加血的门派，其他门派只能自己带药吃。其他2个成就会给你的。比如你得到其他2个成就，还想要毫发无伤成就。可以再杀，直到你得到这个成就为止。组队建议带个和尚。85以下剧情基本上木有问题。3个成就都能得。打字不易，采纳哦！

7，上供用几个馒头最好详细点如佛财神保家仙等

还有很多注意事项······客厅 阳台都行的 一般除不能面对北方 其他自愿就行了自己就能开光加持开光是念诵经文把神、佛的法身请来进入这个像里受众生供养，才是真正的开光不然都是空壳，除神、佛像以外，其他物品都是加持，不叫开光。佩戴的神、佛像，图片等等，自己念诵佛号----阿弥陀佛 意念请佛加持一下就行了烧香一般要看香谱的而不是其他 24香谱很准 48香谱、72香谱的都是后人编写的不准！一般都是三根为一柱可以以3为基数6、9根就是2柱！3柱！更多可以用 瓶装水 不用打开 可以放半年一换就行 红茶、绿茶都行 ！！这样干净 神佛都可以受用的！！就像水果不用打皮的！！西瓜、桔子都是这样一样供养 一样可以受用到的！！一般水果都行 梨不行 香灰不能随意扔掉的！要破财的！弄个大的容器留着，如果多了可以找个干净隐蔽的地方埋了最好！先要和佛说一声，后念诵佛号 或观音心咒同时埋香灰

佛前供几个馒头

你问这么多，你是来学习的吧

4个，摆成三角上再加一个。

除夕前一日，叫“小除夕”，家置酒宴，人们往来拜访叫“别岁”。焚香于户外，叫“天香”，通常要三天。 上供请祖年谣称：“腊月二十九，上坟请祖上大供”对于祖先的崇拜，在我国由来已久。事死如生不仅是孝道的重要标志，也是尊老敬老的美德。春节是大节，上坟请祖仪式也就格外郑重。上坟请祖的时间，大多数地区在二十九日早晨请祖。据汉代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正月之朔是为正月，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室家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这说明，早在汉代我国的祭祖活动就已经是春节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了。蒸馒头　 　 所谓的大馍，其实就是普通馍，只是个头很大，馍里边放枣，馍顶上插个大红枣。也叫人口馍，每人一个或两个。其中在一个大馍里边放上硬币，初一中午，谁吃着就代表着有福气哎！　 枣花则是用擀成条状的面，用筷子“捏”成的“花”，花的各个角上和中间分别插上一个大红枣就成了一个简单的枣山。一般用来供奉神，对了，供奉老灶爷的枣花馍上枣，是用面球代替的。此外还蒸一些小枣花，过门闺女来拜年，要回赠两个枣花的。　　 枣山大馍和枣山上的大红枣代表吉祥。不过现在蒸馒头、大馍和枣山的人家已经比以前少很多了。过赶年　　 土家族的传统节日，也叫“调年会”。土家族比汉族提前一天或几天过春节。　　有关土家族“过赶年”的传说：　　1．明代土家族士兵奉调东南沿海出征抗倭，军令紧急，便提前过年，奔赴前线。士兵英勇作战，立下了“东南战功第一功”，后人为纪念此次出征，便将年节提前，习以为俗。　　2．土家族先民贫困，年三十日还要给富人做工，提前过年，以便同家人团圆。　　3．旧时每到年关，官军遍来驱赶百姓，土家人提前过年，吃团圆饭，以便逃生。　　4．土家先辈抗击外来侵略，提前吃年饭，以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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