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病医院3攻略，精神病院3第一关过关的钥匙在哪
时间:2022-09-14 23:36:41
作者:本站作者
本文目录一览 1，精神病院3第一关过关的钥匙在哪
看过字条后,到初始地,第一个路灯下(右边),一直往右走 这个还真不清楚啊，可以就是到处找找，我印象中是在卫生间里我就是前段时间刚下载的游戏，在那个应用宝上玩了一个多礼拜了，还不错呢，平时玩的时候还挺吸引人速度也比较快，下载起来也简单，就直接插电脑上然后打开手机的usb调试就好了，挺好玩的
2，求小游戏逃离精神病医院的攻略
你必须想办法让被关在精神病院里的三个病友逃出精神病院，因为他们可是自认为没有病的无辜患者。 玩家可自由切换三位角色的控制，想办法互相帮助解决困难，一起朝病院外逃脱。 小心不要被里面的医生发现，不然会被痛打一顿再丢进特制牢房喔。 玩法:[WASD] 四处走动；[X/C] 画面放大缩小 ；[空格键] 动作(开门、捡物品、爬楼梯等) 攻略： 以下以小不点(A)、射手(B)、大力士(C)简称三位主角。空格键为执行按键。 首先A右边房间被封死所以从上方门口移动至下方，再从左方的窗户透过树藤移动到楼下房间，此时从桌上得到一张纸张。 透过相同路径回到原来房间，再从原房间左边的通气孔爬到屋顶走到B的上方，并在B上方的通气孔点选纸张并选择USE，此时纸张会从通气孔送达给B。 B捡起纸张，并在右边房间捡获手机，点选纸张并选USE得到手机号码，在对手机拨打该号码，医院的电话会响起来，中间的人会走开。 此时C可从上方门口移动到楼上，并在中间部位拾获斧头一把，在往楼上移动，右边有一个大箱子可往右推后消失，往左边房间移动，左边有一个花盆，执行后可用花盆将楼下外面的人砸昏。往楼上移动，用斧头将右边封死的门打开，进入右侧房间将纸箱往右边移动后会消失。C在往右边移动至浴室，左边有一个通气孔盖，可以把它拆除。 A可从此通气孔在爬上右侧屋顶，并透过绳子往下攀爬到楼下房间，拾获钢珠，再回到原来房间，点选钢珠并按DROP丢弃，再由B捡起来。 此时B移动到正中间（拾获斧头处）房间，在右侧窗口使用钢珠可将小狗砸昏，这时 A 再移动到第四层中间从椅子处可翻过书柜并透过楼梯往下（小狗处），得到蓝色钥匙。 A 在往二楼中间移动（原 C 一开始出现地方）并拾获黄色钥匙，在病床右边的钥匙孔使用蓝色钥匙可以打开门。这时 B 往右侧门移动并在栅栏前使用钢珠可以打开栅栏，拾获磁卡一张。 A 在往右边窗户移动，可透过电线杆前往一楼，这时 B 回到中间房间，并在中间电箱（有黑色电线连接）打开电源，再往左边房间移动可抵达一楼，在纸箱旁边使用钢珠可将电线击落电死人员。 将 C 移动到此处，把纸箱移开后消失。往中间房间移动，并在右边机器使用磁卡，可以打开大门，往出口移动。第一关过关。 第二关由 C 开始移动，往左边房间移动可获得药水，在往下打开开关（此时 A 旁栅栏打开）并拾获斧头，接着往画面左上角小房间移动。 A 往左边拾获红色钥匙，回到原来房间从通气孔往上攀爬，经过中间处把蒸气阀门关上，再往左到达楼梯，往上走到 C 的房间旁边，使用红色钥匙可交给 C 。 B 往左拾获钢珠，并使用可将左边栅栏打开。 C 得到钥匙后使用可将门打开往楼下移动，再往右边使用斧头将木板噼开，往右边被铁条封住的通道使用药水，打开通道往楼下移动。 一楼处将 B 移动道栅栏处，使用钢珠打开栅栏，用 C 将石头搬开。全部移动到楼梯。 破关
3，监狱比神经病医院哪个更好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你分别到监狱和神经病医院住三、五年，亲自去体验后，自然可以做出非常正确的判断！
4，为什么那么多的抑郁症宁可硬扛也不去医院
来说一个真实的实验:8个正常的“假病人”进入精神病院后，没有一个人能自证正常，他们大多被视为重症患者1969至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森汉就隐蔽的进行了一次伟大的不正常实验：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当正常人在不正常的地方）。实验过程是有趣的，同是又是令人不安的。具体计划为：罗森汉恩教授招募了8名正常人，5男3女，8人中包括1名研究生、3名心理学家、1名儿科医生、1名精神病学家、1名家庭主妇和1名画家。8个人相继以“假病人”的身份潜入12所精神病院。罗森汉注意到身边有些人为了避免参战而假装疯狂。这些人已经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但他们在之前的生活中没有表现出任何精神错乱的迹象。罗森汉好奇地想，装成一个精神病人是不是那么容易。按照罗森汉的要求，这8位假病人成功进入精神病院后，不再装疯，而是按照正常行为的标准生活，并偷偷记录下他们接受治疗的过程，以及其他精神病人的状况，以观察精神病人和医护人员如何看待"正常行为"。令罗森汉惊讶的是，他们进入精神病院后表现正常，却被视为重症患者。刚开始，他们会躲在角落里躲避人写写画画，后来发现完全没有必要，写了什么也没人来检查，医护人员也只是把这当成他们发病的症状之一。本来他们接受治疗的计划只有20天左右，但他们进医院前几天就对医护人员说："其实我没病，我是装病，你们要检验一下入院标准。"据此，医院认为，他们的情况非常严重，不仅有幻听，还有"偏执幻想"、说谎、极端病态的表现倾向。于是8人的治疗期延长到50天，50天后他们不再说自己是装病，而是承认自己确实有病。又观察了30天后，医院放了他们。让罗森汉感到好笑的是，他们被放出来的原因并不是医院判定他们正常，而是他们的"症状"有所改善。因为这个实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的问题，精神病医院里正常人和疯子的界限模糊，一旦被贴上"疯子"的标签，其正常行为也会被视为疯子行为，造假者甚至无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根本就是就事论事。所以一个正常人要是在精神病院里面待三年的话，真是结局难料啊。这三年内要是吃药也能把自己吃傻了吧。 来说一个真实的实验:8个正常的“假病人”进入精神病院后，没有一个人能自证正常，他们大多被视为重症患者1969至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森汉就隐蔽的进行了一次伟大的不正常实验：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当正常人在不正常的地方）。实验过程是有趣的，同是又是令人不安的。具体计划为：罗森汉恩教授招募了8名正常人，5男3女，8人中包括1名研究生、3名心理学家、1名儿科医生、1名精神病学家、1名家庭主妇和1名画家。8个人相继以“假病人”的身份潜入12所精神病院。罗森汉注意到身边有些人为了避免参战而假装疯狂。这些人已经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但他们在之前的生活中没有表现出任何精神错乱的迹象。罗森汉好奇地想，装成一个精神病人是不是那么容易。按照罗森汉的要求，这8位假病人成功进入精神病院后，不再装疯，而是按照正常行为的标准生活，并偷偷记录下他们接受治疗的过程，以及其他精神病人的状况，以观察精神病人和医护人员如何看待"正常行为"。令罗森汉惊讶的是，他们进入精神病院后表现正常，却被视为重症患者。刚开始，他们会躲在角落里躲避人写写画画，后来发现完全没有必要，写了什么也没人来检查，医护人员也只是把这当成他们发病的症状之一。本来他们接受治疗的计划只有20天左右，但他们进医院前几天就对医护人员说："其实我没病，我是装病，你们要检验一下入院标准。"据此，医院认为，他们的情况非常严重，不仅有幻听，还有"偏执幻想"、说谎、极端病态的表现倾向。于是8人的治疗期延长到50天，50天后他们不再说自己是装病，而是承认自己确实有病。又观察了30天后，医院放了他们。让罗森汉感到好笑的是，他们被放出来的原因并不是医院判定他们正常，而是他们的"症状"有所改善。因为这个实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的问题，精神病医院里正常人和疯子的界限模糊，一旦被贴上"疯子"的标签，其正常行为也会被视为疯子行为，造假者甚至无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根本就是就事论事。所以一个正常人要是在精神病院里面待三年的话，真是结局难料啊。这三年内要是吃药也能把自己吃傻了吧。以下的故事告诉你，一个在精神病院关了17年的人，是怎么样自救成功的。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凌晨四点，徐为准时起床，把最好的衣服和鞋子一一穿上，脑子里一遍遍彩排接下来会发生的所有可能性和要注意的细节。另一间房间里，他的女友春春也已准备妥当。半个小时后，徐为和春春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他们将要敲开值班室的门，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每天都严格遵守这个流程：凌晨四点起床，四点半一起走到康复院门口，等值班阿姨开门放他们出去买早点。按照惯例，值班阿姨会打开铁门，让他们出去。因为她知道，他们不久后就会回来，并且多带一份早点给自己。早春的上海，凌晨仍是簌簌的冷。徐为和春春紧紧挨着站在铁门前，徐为个子很高，像小学生一样双脚并拢站地笔直，但仍然挡不住已经微微驼起的背。他紧紧攥着女友的手，放在自己身后。此刻，他们正盯着铁门上的锁，心里无比紧张。就在这扇铁门边上的墙上，有一块方形的金属牌子，上面写着：“精神康复院。”为这一刻，他们已经准备了十年。今天，值班阿姨会照例给他们开门吗？二2000年10月，徐为乘坐的飞机落地广州白云机场。大约是更早的10年前，他拿着中专文凭钻进出国潮。刚落地澳洲，发现报读的语言学校是山寨的，交了钱的住处也联系不上，还没有开始新生活，就背上了黑身份。10年间，徐为一边打黑工，一边争取合法居留，但最终还是被遣送，蹭上了一张免费的回国机票。徐为并不想回上海老家。在国外什么名堂都没有混出来，碰到熟人肯定觉得丢脸。倒不如就留在广州，把日子过好一点再回去。但是那种感觉又来了。他脑子里抑制不住地出现了一行字幕：“这里不该有这么多人呀，这里面好像有人在跟着我。”周围的人好像都在偷看他、试图包围他，走近又像没什么事一样散开了。徐为很希望能够抓住一个人问：“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跟着我？”再细看，周围都只是行色匆匆的路人。这种感觉对于徐为已不再陌生了，仍让他感到惊慌无措。于是他决定回上海。就这样，十年之中不曾与家里有很多联系的徐为，空降回家。回到家，徐为开始为自己在澳洲的经历申诉，前前后后跑了澳大利亚领事馆、华侨办公室、外事办等好几个部门，但到都没有音信。他经常打电话给在澳洲的朋友，电话费都花了两千多块钱。徐为的大哥看到他这种焦躁的状态，觉得他一定是在国外把脑子呆坏掉了，发精神病了。2001年春节过后不久，徐为刚回家不到一年，就被大哥和父亲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这是徐为第一次入院，在那里，他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三这种被跟踪的感觉早在1994年，徐为还在澳洲的时候就出现了。布里斯班的木星赌场，在连续三个半月里，徐为像有了金手指一样，逢赌必赢，每次至少赢5000澳币，几个月里徐为赢了20多万澳币。那时他想赢到30万就回国，家里兄弟三人每人都能分到10万澳币。但就像过山车，爬到顶峰后接着便是急转直下，而徐为在赌场里坐的这趟过山车，顶峰就是20多万。那天徐为又一次干脆利落地赢了近2万块。他想乘胜追击，但突然感觉到牌桌上有人出千作假，随着作假的小动作，牌势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冲着他来的。有一股不可抗的力量在他眼前，要把刚才的好牌和好运一笔一笔地抹去。他乱了阵脚，把大把大把筹码推上牌桌，一直输，输光了手里的钱，还去银行取了钱，回到牌桌上继续输。就这样，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个月赢来的钱转眼成空。赌桌上的输赢只是一时，但那种感觉却溢出赌场，渗入到生活的其它方面。他去找工作，觉得是有人在背后帮助他，安排他找到了这份工作；他走在路上，就感觉有人跟踪他；他打电话，感觉电话被监听了……如果说最初在赌桌上的那种感觉只是一个小雪球，那么这个小雪球很快就如失控一般越滚越大。徐为开始觉得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人操控，每一件事情之间都有联系。即便是那些早已模糊的往事和故人，再想起来似乎也都有不寻常的隐喻。这种感觉渐渐把他的记忆、猜测和确有的经历都杂糅到了一起。别人都说徐为病了，精神病，但他自己不这样认为。真正有精神病的人会确信自己感觉到的就是真实发生的，但他并没有这么确信。徐为的这些感觉都只是猜测——可能是有人在监视我，可能是有人帮我安排了工作……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猜测。他渐渐被巨大的谜团所围困，即便在“有没有病”这件事上，他都不是百分百确定。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没有病，有时候又会问这到底是不是因为他有病。但在别人看来，这就是精神病，最多也只是病得轻和病得重的区别。四2001年春，徐为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那是一家二级医院，入院后有诊断，有医生开药，每隔几天医生都会和病人谈谈，家属随时可以来访，看起来非常正规。但就是这样一家医院，在徐为入院的第一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小护士要给徐为打针，他不肯，于是来了另一个人把徐为打了一顿，痛得他睡都睡不着。挨了这顿打，徐为就获得了住院的第一条攻略：如果不想挨打，自己就得太平一点，不能跟人家搞事情。徐为逐步意识到精神病院其实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独立王国。医生和护士是顶层阶级。医生掌握着开药的大权，谁不听话就给谁多吃点药。与病人接触最频繁的是护士，从二十几岁到四五十岁的都有，像帝王一样。有一次，一位病友说话稍微大声了一点，年轻的小护士立刻转过头，脸一板，说：“你知道规矩的啊。”声音不大，但那个病友马上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了。领教了几次医生护士的威严，徐为就获得了在这里住院的第二条攻略：医生护士说什么都必须听，不听不行。位于独立王国第二阶层的是病头——就像监狱大牢里有牢头，精神病院里有病头，病头就是那些享有特权的病人。那些听护士的话，让护士比较看重的人才能成为病头。徐为入院第一天不肯打针的时候，就是医生叫病头把徐为打了一顿。医生和护士让病头做一点上不了台面的事，而病头多少能从医生护士那里得一点好处。至于底层的病人能不能团结一致反抗呢？基本是不可能的。徐为刚入院不久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病友和病头吵架，病头动手打了这个病友。医生护士没有惩罚打人的病头，而是把被打的年轻病友送上电麻椅。当时，住院经验还不丰富的徐为仍有勇气说两句公道话。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打抱不平地和医生说：“明明他是被打的，你们放着打人的人不管，让被打的坐电麻椅，你们讲不讲道理？”但只有徐为胆子大，其他病友都不敢作声。后来住院的经验值高了，徐为也就认清了在这个独立王国里并没有道理二字。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徐为也不作声了。病友怪他：“你为什么不来帮我？”他说：“我来帮你也起不到作用呀，只是多一个人被打而已。”这是徐为记下的第三条住院攻略：作为一个底层病人，只能昧着良心、事不关己。那能不能向前来探访的家属求助呢？经徐为观察，十个人里面九个人的家属是不会给予帮助的——家属就是想把人关在医院里，他们不会管人会不会在医院里被打。太太平平地住了一年，治疗得差不多了，医生对他说：“你可以走了。”没有人来接徐为，医院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有人来接才能让他出院。那时是2002年，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一年的徐为问别人借了一块钱，独自出院，坐公车回家了。如果那时他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一定会感叹这一次住院的时间之短，更会惊讶这一次出院是如此简单。五出院后，徐为和父亲住在一起，找了一份在工厂车间的工作，每个月1500块钱。后来在涨工资的事情上和老板没谈拢，这份工作也就不做了。徐为阔别家乡十年，父子感情本来就比较淡漠。父亲在心里怪责他不珍惜工作的机会。徐为则不满父亲把日子过得糟心，连续三个月都吃青菜豆腐冬瓜汤不带一点变化。在2003年7月的一天，父子之间发生了争吵，直接导致徐为第二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那场争吵之后，父亲去找了居委会。不知是因为争吵真的过于激烈，还是因为居委会一听说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住过精神病院的人”，就觉得如临大敌，居委会又找了派出所。最后，父亲、哥哥、居委会和派出所一起把徐为送去了精神病院。看到这么大的阵仗，徐为自知没有能力反抗，便识相地跟着走了。这一次，他被送去了一个离家很远的精神康复院。入院的那天，只办了简单的手续，父亲和哥哥就走了。医生把他送进康复院的第一间小屋子，收走了他身上的三五百块钱，把门一关，就不管他了。这间房间里就一张床，外面有铁门，徐为在里面住了一个多星期。一有机会他就问医生：“我到底有什么病？”医生不搭理他。不过药倒是很快跟上了，徐为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吃的是氯丙嗪，这一次就继续吃氯丙嗪。在徐为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问下，医生勉强对徐为进行了一次会诊。但就随便问了点问题，也没出什么结果。会诊之后，徐为被分到了普通病房，和几个病友合住。这家精神康复院和徐为第一次住的那家精神病院挺不一样。康复院里的诊断和治疗都没有那么正规，但整体上也没有那种等级森严的气氛。康复院对病人的管理比较松散，病友们平时能抽抽烟，病友之间还能做一点倒卖香烟的小生意。如果说之前那家医院是为了治病，这家则更像是精神病人的长期收容所。一开始，居委会的人会陪父亲来康复院探访。每次他们来，徐为都会强烈要求出院回家。居委会的阿姨嘴上答应帮他看看，但看着看着连人也不出现了。父亲年纪大，不认识去康复院的路，没有居委会的人陪着，便也不来了。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中午11点午饭后午休，下午1点半起床，3点45分吃晚饭，4点回房睡觉，算下来一天要睡超过14个小时。徐为就在这样的作息里开始了看不到尽头的康复院生活。住在这里面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每天睡超过14个小时，再正常的人都能睡出精神病来；如果不睡觉，在白墙四壁的房间里就只能发呆瞎想，想多了精神病就更严重了。有时他觉得康复院的作息并不是为了帮助里面的人康复，而是在卖力地为康复院存在的意义服务。看不到出路的徐为想到了逃。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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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疯人院》但徐为觉得那些被抓回来的病友都是脑子一热就翻墙出去了，身上没钱，脑子里没计划，在街上游荡两天，没有吃没有住，想想还是回来吧。还有一些病友是逃回家的，没两天又被家人送回来了。看多了这种出逃未遂，徐为便明白，即使翻过了康复院的墙头逃出去，外面还有看不见的墙头等着他。如果想逃出去，在外面生根，永远不回来，就要沉住气，长远规划，缜密安排。六长远规划的第一步，就是要在康复院里活成一个模范病人的样子。对住精神病院已颇有门道的徐为知道，只有活成一个人畜无害的模范病人，后面的一切才有可能。在康复院里有一位自建立之初就住进来的资深病友，平时兼任康复院的总务——负责给病人发发东西，分分点心。总务是个外开放的病友，周末可以回家，周末结束再自行回来。随着康复院里病人数量增多，总务需要一个帮手，这就选中了模范病人徐为。徐为开始帮总务做事，渐渐就像康复院里的半个工作人员，也和医生护士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医患之间的人际关系。有了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人际关系，徐为的长远规划第一阶段进行得顺利。长远规划的第二步，是要拿回自己的证件。徐为的身份证在入院的那天就被收走了。他知道，要想在逃出去之后顺利地生活，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证件拿回来。因为早早就怀有这样的想法，当康复院组织病人重拍身份证照片的时候，徐为立刻抓住机会，拿回了自己的身份证。除了运气之外，也多亏了好病友人设让康复院的医护们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对他的戒心。长远规划的第三步，钱。钱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过去那些逃出去又被送回来的病友，多半是因为身上没有钱，所以无法在外面独自生活。但是，在康复院里要怎么挣钱呢？病友们之间最抢手的东西是香烟。康复院里物资匮乏，连个小卖部都没有，想要抽烟，就只能想办法从康复院外买进来。徐为看准了这个商机，靠着给总务做帮手时建立起来的人脉，拜托护士们和总务帮他买烟带进康复院，他再把这些烟转手卖给病友，从中赚个差价。在康复院里，香烟几乎就是硬通货。所以买烟这个特权不仅让徐为赚到了钱，也让他在病友中有了威望。除了香烟贸易，徐为还承接了康复院上下200多号病人的理发业务。起初，院长说一个月给徐为30块钱作为理发补贴。徐为掐指一算，觉得太少，一个月30块，买烟都不够。他就去和院长谈价钱，说全院200多个头都是我理，少说也要给我一天一包大前门吧。软磨硬泡下，院长答应每个月给他60块。给200多个人理发，每个月只收60块，这样的事情若是放到康复院外面，简直不敢想象。但对于康复院里的徐为而言，这却是来之不易的、通往自由之路的铺路石有了身份，有了人脉，有了特权，有了威望，还有一点小钱的徐为成为了康复院里的病头。但徐为并不贪恋这康复院铁门内的荣华富贵，他始终记得自己最初的念头，要走到这铁门外，获得真正的自由。七2005年，徐为正在自己长远规划的上艰难前行。4月的一天，他和总务站在院子里，看见一辆车停在康复院的铁门外，一个工作人员正把一个年轻姑娘一把从车里拽下来。有经验的病友都知道，那个被拽下来的姑娘即将加入他们。徐为第一眼看到那个姑娘时觉得她还像个孩子，就跟总务说：“哎呀，怎么连小孩子都送进来。”后来别的病友告诉他，这个新同伴只是显得小，其实已经结过婚又离了婚，孩子都16岁啦。这个新病友就是春春。她看起来确实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带着一点婴儿肥，有一双笑起来弯弯的眼睛，说起话来温柔腼腆，就像春天树林里毛茸茸的小兔子。后来，春春成为了徐为的女朋友，二人在康复院里同甘共苦地相伴了十多年。徐为的说他和春春属于一见钟情。如果他们相信丘比特的存在，2005年的那个春天，一定有一个瞬间，他的心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两人分开住在不同的病房，只能每天放风的时候在一起玩。康复院里的小花园、小操场、还有徐为和总务干活的总务室都是他们约会的地方。徐为干活的时候也会带上春春，两个人配合起来做事麻利，时不时会故作嫌弃地对形单影只的总务说：“你怎么这么磨蹭！”丘比特之箭不仅连起了两个人的心，也让康复院里的医护们乱了一下方寸——公然在精神康复院里谈恋爱，这可是件大事。医护们团结一心要让这样的事情空前并且绝后。于是，护士们每次看到徐为和春春坐在一起，就会说：“分开，不能坐在一起！”医生们更凶，每次康复院召集病人们开大会小会，医生也会明里暗里、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地抨击他们的恋情。即使无法将他们分开，也要补上一嘴：“就你们俩？做梦去吧！”康复院里的医护仿佛变身成为中学里抓早恋的教导主任，而徐为和春春把一切阻拦当作耳旁风，硬生生顶住了一切压力。春春说：“这一路，是我们闯出来的！”她一向腼腆，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和教导主任斗智斗勇、最终因爱得胜的高中女生，眼睛里闪着星星。丘比特之箭在徐为的长远规划上打了一个转向。但徐为并没有因为爱情就打算放弃逃跑，只是计划有变，他决心要两个人一起出去。八想要两个人一起逃出去，徐为之前的长远规划就要修改。首先是要存钱，最主要的是存钱。在徐为看来，最重要的就是钱，钱，钱。在之前的规划里，钱还没有那么重要。如果逃出去，自己一个人到东到西没有牵挂，只要有一点钱不至于饿死就可以。但有了春春，一切就不一样了。在新规划里，他们出去肯定不可能很快找到工作，所以要有一笔存款让他们能够租房子，买好一点的衣服……徐为自己不介意风餐露宿，但他一定要让春春干净体面、有个屋檐。于是徐为想尽一切办法在存钱的路上狂奔。一边是节流，徐为基本不怎么用钱，连烟都抽得少了。食堂里卖五块钱一份的水果，别的病友一天吃两三份，徐为就买一份，给春春吃。一边是开源，徐为的香烟贸易已是康复院里的老字号，每一单赚三块五块，他又利用自己的人脉开拓了餐饮业务——帮病友从康复院外面买生煎点心带进来，每一单赚一块两块。多年以后，当春春被问到，当时怎么就这么相信徐为，怎么就不担心他卷走他们一起存下的钱自己远走高飞呢？春春只是笑。老徐每天会和春春报告说我们存下多少钱了，存到多少钱我们就出去。和徐为不一样，春春家里人会定期过来探访，想要出去不会那么难。可是她家人当时无法接受她在康复病院里遇到的爱人。所以，春春还是死心塌地地决定和徐为一起逃跑。除了钱，徐为的长远规划里还有一件头等大事——自由出入康复院的特权，还得是两个人的。这样的特权必然能让逃跑大计如虎添翼，但这种特权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徐为苦心经营的模范病人人设再一次起了作用。有一次，康复院的护士选中了徐为让他陪同病友外出看病。这，就是特权的开始。康复院地处偏僻，每次有病友要出去看病的时候，徐为都要走到附近的大马路上去帮护士和病友打车，到了医院以后，挂号一类的事也都由徐为包办。虽然心中切切渴望的自由就近在咫尺，但徐为还是稳稳地沉住了气，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想要借机逃走的样子。一次、两次，当徐为每次协助护士陪病友外出看病，办好事又规规矩矩地回来的一年多以后，徐为自己终于有了外出的特权。跟医生护士打一声招呼，他就可以出去溜达一圈，帮病友买一点生煎点心，只要当天回来就可以了。他还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康复院附近两家不同的银行，给自己办好两张银行卡，把之前和春春一起攒下的钱存进了不同的银行卡里。走得最远的一次，他搭上地铁，直奔市中心。这也是徐为长远规划里的一部分，去市中心的核心任务是购物。他给自己和春春买了几件比较贵的衣服，又花了300多块钱给春春买了一双好一点的皮鞋。徐为觉得逃出去以后至少要穿得像个正常人，不能让别人一看就猜到是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除了置办正常人的行头，徐为还做了一项重大的投资——买手机。那时，他们两人靠着这里一块那里两块的攒钱，每个月最多只能攒几百块，花钱的时候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但在买手机这件事上，徐为毫不含糊，大手笔斥巨资1980块，买了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康复院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更没有哪个病友有手机。在这样一个被信息时代遗忘的小世界里，拥有一部智能手机的徐为简直像一个高科技傍身的未来人。为什么要一下花掉几个月才能攒下的钱去买一部智能手机？这里面有徐为的深谋远虑。要想顺利出去，他们就需要随时关注新闻，万一新闻里“通缉”他们了，他们就要赶快想对策。所以，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并不是奢侈品，而是他们的刚需。在那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情让徐为非常伤脑筋：“我是有特权的，可以随便进进出出，可是我要怎么带着春春这么一个大活人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一起出去呢？”绞尽脑汁，他们俩想出了一个点子：买早点。徐为长期在康复院里发展餐饮业务，他出去买个早点顺便帮病友带一点，谁都不会觉得奇怪。他决定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在买早点的时候带着春春一起出去。有一天凌晨四点半，徐为和春春走到康复院门口，跟门房的值班阿姨说，他们肚子饿了，要出去买早点。值班阿姨知道，徐为出去买早点是正常的，可他要带着春春一起去，就不符合规定了。但那时他俩恋爱已经四年多，是康复院里的模范情侣。值班阿姨便全当是热恋中的小情侣黏着对方，睁只眼闭只眼地放他们出去了。致力于长远规划的徐为当然不会在第一次买早点的时候就带着春春有去无回。他们不仅规规矩矩地回了康复院，还给值班阿姨带了一份早点。从那以后，他们每天都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一起出去买早点，每次都给值班阿姨带一点，每一次买完都规规矩矩地回来。就这样，他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让所有的值班阿姨都习惯了他们凌晨四点半一起出去买早点的行为，并且相信他们只是单纯地出去买早点，一定有去有回。有了必要的装备和特权，徐为开始担心他和春春的身体。要有好的体能，这是顺利出逃的本钱。大约在2010年前后，徐为就在康复院里放出风声说：“哎，我这身体也是越来越差了，是时候要锻炼锻炼了啊。”放了一阵风后，徐为和春春便开始在康复院里锻炼身体。他们不敢一下子锻炼起来，怕这变化太大，引起医生和护士的怀疑。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每天早晨绕着康复院的小操场跑半个小时。等医生和护士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他们每天跑步的行为后，他们再循序渐进地增加强度，最厉害的时候每天跑上六七圈。那时自徐为和春春启动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起已经过去了五个春秋。他们用五年的时间，基本落实了出逃大计里的每一个环节——攒下了近三万块钱、买了智能手机、有像样的衣服裤子、能在早晨四点半手牵手光明正大地走出康复院。最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在一起，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在这五年间，徐为其实有无数的机会独自远走高飞。他有自由走出康复院的特权，身上有身份证、银行卡、手机、钱。若是换上一套像正常人的衣服，隐没进康复院外的滚滚人潮里再也不回头，或许也就从此自由了——那是徐为渴求了很久的自由世界。只是那个自由世界里没有春春，他便一直没有进去。九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这是徐为和春春准备出逃的日子。那时候火车实名制刚刚推行，徐为用手机上网查到春节假期结束的第一天，买火车票没有严格的实名制。他们的目的地是广州，因为那里的冬天暖和，不用花很多钱买厚的衣服裤子。生活也相对便宜，实在碰到困难找不到住处，还有可能在外面扛一扛，不像寒冷的城市，连躲的地方都没有。出逃前夜，徐为和春春仍然在各自的病房里，脑子里和心里满是兴奋和紧张，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大约凌晨四点，徐为起床，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他们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阿姨打开了康复院的铁门。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不一样的是，他们心里知道，这将是一次有去无回的“买早点”。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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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疯人院》一出康复院的大门，他们便立刻到附近的大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银行的ATM机。徐为从两张银行卡里共取了一万八千块，加上他们手里原有现金，总共有差不多三万块。他一早就想好，出逃的时候不能用银行卡，要用现金，这样才不容易被人找到。取完钱，他们又拦了一辆出租车，冲向上海南站。到达南站的售票处，他们买到了早晨9点10分发车前往广州的火车票。一切都如徐为计划的那样，一气呵成、畅通无阻。终于，徐为和春春一起逃出了康复院，真真切切地站在距康复院十几公里的上海南站里，手里攥着南下广州的车票。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此刻已经完成了99%，就等时候到了，火车进站。一旦踏上那辆火车，从此都是自由。早春凌晨的上海南站还是漆黑一片，大部分店都没有开。徐为和春春觉得又冷又饿，就在车站小卖部里买了两碗泡面，果腹、取暖。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和凌晨出逃的一路颠簸，之前的兴奋和紧张在此刻都化作疲乏困倦朝他们涌来。他们坐在南站候车厅的座椅上，渐渐打起了瞌睡。徐为在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他想：“我们不应该坐在固定的地方啊，我们应该换位置，应该不断地绕着南站兜兜逛逛，只有这样，我们才不容易被人发现，才安全。”可是他实在太困了，一点都挪不动了。好像又有人在他脑子里打出一行字幕：“不能坐在这里了，有人在找我们。”可是他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和春春就这样在上海南站候车室的椅子上睡着了。他们被人推醒的时候大约是早晨七点。睁开眼，站在面前的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人——康复院的医生。医生边上还有一个护士，两个人，也没有说话，就站在他们两个人面前。这些年的一切都戛然而止，没有人能明白徐为和春春在那一刻所体会到的绝望。徐为对春春说：“安静一点，跟他们走。他们只要指着我们大喊一声精神病，我们硬逃也不可能逃掉。”十徐为和春春被医生抓回康复院。他们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第一间，24小时候不关灯，另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最后一间，24小时不开灯。徐为被关在不关灯的那间，晚上也明晃晃的，根本睡不好觉。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他就在房间里跑步，跑房间的对角线。康复院里医护们勒令徐为和春春分手，否则就一直关禁闭。他们俩被分开紧闭，没办法互相通气，但都态度坚决：“我们绝对不分手。”医护拗不过他们，关了一个星期后，就把他们放出来了。靠自己逃不出去，徐为便开始联系媒体。他给各个大小媒体打了一轮电话，只要是能查到号码的，他都打了一遍。有一些根本不理他，有一些告诉他会找记者跟进，但之后就没有记者再来联系他。他又去找残联，希望残联能够帮助他出院。但是残联的负责人对他说：“你是精神病人，你要叫你的监护人和我谈。”徐为听了觉得荒谬，就是监护人把他送进来的，怎么会愿意接他走？早在很多年前徐为就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了。但是，康复院的惯例是“谁送来谁接走”——谁把人送进这康复院，谁就是康复院认定的监护人，即便一个人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只要监护人不肯接走，康复院就不会放人。当初把徐为送进康复院的是他的父亲。父亲在2008年去世以后，康复院就认定徐为的大哥是他的监护人。从此，徐为能不能出院，就由大哥说了算。康复院和大哥联系过很多次，告诉他徐为能够出院了。但是大哥的态度决绝——不接，就是不接。他们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两套房子，徐为的大哥把两套房子出租，租金都收在自己手里。如果徐为一直住在康复院里，大哥就能一直收租，在康复院里的徐为连租金的影子都摸不到。徐为又开始找律师，希望法律能够把他捞出去。但很多律师一听说是一个精神病人要打官司告自己的监护人，就像听到痴人说梦一样。也有律师来到康复院，声称可以帮助他，开价一万一千块，却连个正式的合同都没有拿出来。徐为还是愿意给他钱，想就当买个希望吧。康复院里的护士都看不下去了，硬是帮徐为把钱要了回来。后来又来了一个律师，先开价5000块，后追加了2000，依然没有签合同，只给徐为写了一个收据。收了钱之后，这个律师便潦潦草草地帮徐为打了一个官司，结果就是正式把徐为的监护权正式判给了他大哥。就在徐为恨不能挖地三尺找到一个能帮助他出院的人的时候，康复院的院长也没有闲着。有了那次逃亡未遂事件后，康复院的院长觉得徐为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要是他再逃多几次，康复院也吃不消。于是，院长也开始想办法，希望有人能接徐为出院。大哥不愿意接，甚至立下字据说，把徐为关在康复院里，出了什么事情他负责。徐为的二哥生活在外地，又说自己身体欠佳，没有能力照顾徐为，还是让他呆在康复院里吧。徐为家所在的居委会表示，小区里住着几个精神病人了，没有能力再多照顾一个，还是让徐为住在康复院里比较好。没有人愿意帮助徐为出院，院长便死心了。徐为还没有死心。见识过了冷漠的媒体、死胡同里的残联、牛鬼蛇神一般的各路律师，又输掉了一个官司，徐为确实一度陷入绝望。但后来，他听说有一部《精神卫生法》即将出台，法律第五条里写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徐为觉得这部法律可能会对他有帮助，希望又被点燃了。顺着这个方向，徐为找到了一家关注《精神卫生法》的公益机构，也就是我当时实习的单位，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走正规的法律途径争取出院。2013年的时候，我们给徐为联系了一位愿意免费代理徐为案子的律师，他专门去康复院里和徐为签了一份合同，徐为将康复院和他大哥告上法院。2013年9月17日，法律程序启动。2013年12月20日，法院送达立案通知书。从立案到一审开庭，用了大半年。一审法院原定于2014年11月25日宣判，结果跳票了。一直等到2015年4月，同事告诉我，徐为的案子终于要判了。我觉得徐为应该是稳赢的，医院有记录证明徐为早已符合出院的标准，而徐为的大哥和他有利益冲突，这些事实都太清楚不过了。法律和舆论也在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徐为的官司被称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之前那些对他不理不睬的媒体都开始报道他，甚至有人来康复院看望他。徐为的案子一打就是两年，我已经结束了公益机构的坐班实习开始在国外念书。判决日前夜，我想自己早晨起床的时候，同事们应该已经在庆祝徐为胜诉了。可是一觉醒来，我只看到一张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徐为其人的样子。照片里，徐为站在康复院的铁门内，他个子很高，头发有点灰白了。他双脚并拢，认认真真地站着，但背已经有一点驼了。他的律师站在康复院的铁门外，向他送达一审判决书，徐为败诉。法院认定徐为住在康复院里是合理的，大哥作为徐为的监护人，将徐为安置在康复院里就已经尽到了作为监护人的职责，再一次将徐为能否出院的决定权交在大哥手里。徐为不服，上诉。二审依然败诉。徐为仍不服，于是他的律师申请再审，申请抗诉。直到2016年5月，徐为和他的律师走完了所有可走的法律程序，彻彻底底以失败告终。法院认为，如果监护人不同意，那带着精神病人帽子的徐为就应该继续留在康复院里。判决书里罗列了诸多理由，但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部分人在一件事上的高度一致——毕竟是个精神病人啊，放出来了，万一出事呢？那之后，当我和别人讲起徐为的故事，忽然发现故事的开头已经从十年变成了：“我跟你说一个很传奇的人，他在精神康复院里住了快14年……”我不再关心徐为到底能不能出来，更想知道的是，在这漫长的诉讼里，在这一波接一波的等待和失望里，他会不会被击垮？当年围在一起感叹的同事们都在各自的生活里飞快地奔跑——有人结婚，有人生子，有人去远方继续学业。似乎只有徐为被困在了一个时间停滞的平行世界里，日复一日的康复院生活依然没有尽头。十一2015年和2016年，是徐为迄今为止的生命里最难熬的两年。为了出院，他把康复院和自己的大哥告上法庭。和大哥对簿公堂，亲情从此就断了。和康复院对簿公堂，但徐为还住在康复院里，双方就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博弈。整个官司以失败告终，徐为仿佛听见康复院的铁门“哐当”一声关上，彻彻底底、严严实实地把自由世界关在了这铁门外，出也出不去，活也活不好，死又死不了。还记得1994年时，徐为曾在澳洲落难，赌博输光了所有的钱、独在异乡没有亲朋、没有住处。他想着去流浪当乞丐，结果发现地广人稀的澳洲对乞丐也不友好，流浪了半天也看不到人和车，乞丐都活不下去。但相比起被困在康复院里有吃有住的日子，徐为觉得，还是1994年落难的时候好，那时毕竟有自由。唯一的慰藉是春春一直陪在他身边。他们在一起十年，如果没有春春，徐为也许早就想办法死掉算了。十年前，当他第一次看到春春的时候，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还像个孩子的姑娘会在多年后成为他活下去的支点。2016年，徐为找到他的律师，他还是要争取出院，再试一次，最后一次。律师把所有可能的方法都想了个遍，最终和徐为决定，再启动一个法律程序，要求法院撤销大哥的监护权。如果能够把大哥对徐为的监护权整个端走，那能否出院的决定权就能回到徐为自己手上。在这个程序里，最关键的一环是徐为要做一次司法鉴定，只有当他被鉴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后面的路才能走通。对于这个鉴定，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在徐为之前打的两场官司里，他已经被鉴定过两次了，两次的结果都不理想。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一旦被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就没有什么人能顺利通过这个鉴定。但在2017年7月6日，徐为从最初在精神康复院里发展香烟贸易、开拓餐饮业务，到后来成为康复院里第一个谈恋爱的人、第一个用智能手机的人、第一个带着另一个大活人光明正大逃跑的人、第一个聘请律师的人，变成了第一个被鉴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徐为拿到的司法鉴定结果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被鉴定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缓解，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走到这一步，他坚持了15年。但徐为并不着急正式出院，他还在康复院里多呆了两个多月。并不是因为他留恋这生活了15年的康复院，也不是因为他做事拖延。他心里比谁都急，怕夜长梦多，怕院长变卦，怕那个来之不易的鉴定结果失效。但他还是要留在康复院里，因为春春出院的事情还没有解决。他一定坚持要两个人一起走。徐为说，如果他一个人出来了，春春在里面关一辈子，要受苦，他在外面也要苦一辈子。春春的监护人是她的哥哥，没时间照顾她，所以不同意春春出院。律师出了个主意把春春的监护人变更成她的儿子，最终在2017年9月26日春春也拿到了出院的获准，慢慢的春春家人也开始接受这一段爱情长跑。徐为和春春终于实现了一起出院的大目标。9月27日，在律师和春春家人的陪同下，他们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昂首挺胸地走出康复院的大铁门。从铁门的这一边走到那一边，不过就是一步，两步。但他们一起走了十多年，才走到铁门外。还好，经过了这十多年，他们仍然一起走。从今以后，他们有自由，两个人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新天新地，一切都是新的了。两天后，徐为记录下了他这一天的生活：“今天东西差不多买全了，开始自己做饭吃。今天买了一把空心菜6元一斤，二个灯笼青椒7元一斤，一块鸡胸10元一斤花了4.5元，一点姜一个大蒜头3元，2斤鸡蛋每斤5元，一瓶烧菜酒5元。总共差不多花了40元。平常日子真好。”（为保护主人公隐私，徐为、春春已化名）作者 | 溪树，文章是转载，侵删！ 来说一个真实的实验:8个正常的“假病人”进入精神病院后，没有一个人能自证正常，他们大多被视为重症患者1969至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森汉就隐蔽的进行了一次伟大的不正常实验：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当正常人在不正常的地方）。实验过程是有趣的，同是又是令人不安的。具体计划为：罗森汉恩教授招募了8名正常人，5男3女，8人中包括1名研究生、3名心理学家、1名儿科医生、1名精神病学家、1名家庭主妇和1名画家。8个人相继以“假病人”的身份潜入12所精神病院。罗森汉注意到身边有些人为了避免参战而假装疯狂。这些人已经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但他们在之前的生活中没有表现出任何精神错乱的迹象。罗森汉好奇地想，装成一个精神病人是不是那么容易。按照罗森汉的要求，这8位假病人成功进入精神病院后，不再装疯，而是按照正常行为的标准生活，并偷偷记录下他们接受治疗的过程，以及其他精神病人的状况，以观察精神病人和医护人员如何看待"正常行为"。令罗森汉惊讶的是，他们进入精神病院后表现正常，却被视为重症患者。刚开始，他们会躲在角落里躲避人写写画画，后来发现完全没有必要，写了什么也没人来检查，医护人员也只是把这当成他们发病的症状之一。本来他们接受治疗的计划只有20天左右，但他们进医院前几天就对医护人员说："其实我没病，我是装病，你们要检验一下入院标准。"据此，医院认为，他们的情况非常严重，不仅有幻听，还有"偏执幻想"、说谎、极端病态的表现倾向。于是8人的治疗期延长到50天，50天后他们不再说自己是装病，而是承认自己确实有病。又观察了30天后，医院放了他们。让罗森汉感到好笑的是，他们被放出来的原因并不是医院判定他们正常，而是他们的"症状"有所改善。因为这个实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的问题，精神病医院里正常人和疯子的界限模糊，一旦被贴上"疯子"的标签，其正常行为也会被视为疯子行为，造假者甚至无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根本就是就事论事。所以一个正常人要是在精神病院里面待三年的话，真是结局难料啊。这三年内要是吃药也能把自己吃傻了吧。以下的故事告诉你，一个在精神病院关了17年的人，是怎么样自救成功的。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凌晨四点，徐为准时起床，把最好的衣服和鞋子一一穿上，脑子里一遍遍彩排接下来会发生的所有可能性和要注意的细节。另一间房间里，他的女友春春也已准备妥当。半个小时后，徐为和春春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他们将要敲开值班室的门，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每天都严格遵守这个流程：凌晨四点起床，四点半一起走到康复院门口，等值班阿姨开门放他们出去买早点。按照惯例，值班阿姨会打开铁门，让他们出去。因为她知道，他们不久后就会回来，并且多带一份早点给自己。早春的上海，凌晨仍是簌簌的冷。徐为和春春紧紧挨着站在铁门前，徐为个子很高，像小学生一样双脚并拢站地笔直，但仍然挡不住已经微微驼起的背。他紧紧攥着女友的手，放在自己身后。此刻，他们正盯着铁门上的锁，心里无比紧张。就在这扇铁门边上的墙上，有一块方形的金属牌子，上面写着：“精神康复院。”为这一刻，他们已经准备了十年。今天，值班阿姨会照例给他们开门吗？二2000年10月，徐为乘坐的飞机落地广州白云机场。大约是更早的10年前，他拿着中专文凭钻进出国潮。刚落地澳洲，发现报读的语言学校是山寨的，交了钱的住处也联系不上，还没有开始新生活，就背上了黑身份。10年间，徐为一边打黑工，一边争取合法居留，但最终还是被遣送，蹭上了一张免费的回国机票。徐为并不想回上海老家。在国外什么名堂都没有混出来，碰到熟人肯定觉得丢脸。倒不如就留在广州，把日子过好一点再回去。但是那种感觉又来了。他脑子里抑制不住地出现了一行字幕：“这里不该有这么多人呀，这里面好像有人在跟着我。”周围的人好像都在偷看他、试图包围他，走近又像没什么事一样散开了。徐为很希望能够抓住一个人问：“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跟着我？”再细看，周围都只是行色匆匆的路人。这种感觉对于徐为已不再陌生了，仍让他感到惊慌无措。于是他决定回上海。就这样，十年之中不曾与家里有很多联系的徐为，空降回家。回到家，徐为开始为自己在澳洲的经历申诉，前前后后跑了澳大利亚领事馆、华侨办公室、外事办等好几个部门，但到都没有音信。他经常打电话给在澳洲的朋友，电话费都花了两千多块钱。徐为的大哥看到他这种焦躁的状态，觉得他一定是在国外把脑子呆坏掉了，发精神病了。2001年春节过后不久，徐为刚回家不到一年，就被大哥和父亲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这是徐为第一次入院，在那里，他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三这种被跟踪的感觉早在1994年，徐为还在澳洲的时候就出现了。布里斯班的木星赌场，在连续三个半月里，徐为像有了金手指一样，逢赌必赢，每次至少赢5000澳币，几个月里徐为赢了20多万澳币。那时他想赢到30万就回国，家里兄弟三人每人都能分到10万澳币。但就像过山车，爬到顶峰后接着便是急转直下，而徐为在赌场里坐的这趟过山车，顶峰就是20多万。那天徐为又一次干脆利落地赢了近2万块。他想乘胜追击，但突然感觉到牌桌上有人出千作假，随着作假的小动作，牌势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冲着他来的。有一股不可抗的力量在他眼前，要把刚才的好牌和好运一笔一笔地抹去。他乱了阵脚，把大把大把筹码推上牌桌，一直输，输光了手里的钱，还去银行取了钱，回到牌桌上继续输。就这样，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个月赢来的钱转眼成空。赌桌上的输赢只是一时，但那种感觉却溢出赌场，渗入到生活的其它方面。他去找工作，觉得是有人在背后帮助他，安排他找到了这份工作；他走在路上，就感觉有人跟踪他；他打电话，感觉电话被监听了……如果说最初在赌桌上的那种感觉只是一个小雪球，那么这个小雪球很快就如失控一般越滚越大。徐为开始觉得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人操控，每一件事情之间都有联系。即便是那些早已模糊的往事和故人，再想起来似乎也都有不寻常的隐喻。这种感觉渐渐把他的记忆、猜测和确有的经历都杂糅到了一起。别人都说徐为病了，精神病，但他自己不这样认为。真正有精神病的人会确信自己感觉到的就是真实发生的，但他并没有这么确信。徐为的这些感觉都只是猜测——可能是有人在监视我，可能是有人帮我安排了工作……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猜测。他渐渐被巨大的谜团所围困，即便在“有没有病”这件事上，他都不是百分百确定。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没有病，有时候又会问这到底是不是因为他有病。但在别人看来，这就是精神病，最多也只是病得轻和病得重的区别。四2001年春，徐为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那是一家二级医院，入院后有诊断，有医生开药，每隔几天医生都会和病人谈谈，家属随时可以来访，看起来非常正规。但就是这样一家医院，在徐为入院的第一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小护士要给徐为打针，他不肯，于是来了另一个人把徐为打了一顿，痛得他睡都睡不着。挨了这顿打，徐为就获得了住院的第一条攻略：如果不想挨打，自己就得太平一点，不能跟人家搞事情。徐为逐步意识到精神病院其实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独立王国。医生和护士是顶层阶级。医生掌握着开药的大权，谁不听话就给谁多吃点药。与病人接触最频繁的是护士，从二十几岁到四五十岁的都有，像帝王一样。有一次，一位病友说话稍微大声了一点，年轻的小护士立刻转过头，脸一板，说：“你知道规矩的啊。”声音不大，但那个病友马上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了。领教了几次医生护士的威严，徐为就获得了在这里住院的第二条攻略：医生护士说什么都必须听，不听不行。位于独立王国第二阶层的是病头——就像监狱大牢里有牢头，精神病院里有病头，病头就是那些享有特权的病人。那些听护士的话，让护士比较看重的人才能成为病头。徐为入院第一天不肯打针的时候，就是医生叫病头把徐为打了一顿。医生和护士让病头做一点上不了台面的事，而病头多少能从医生护士那里得一点好处。至于底层的病人能不能团结一致反抗呢？基本是不可能的。徐为刚入院不久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病友和病头吵架，病头动手打了这个病友。医生护士没有惩罚打人的病头，而是把被打的年轻病友送上电麻椅。当时，住院经验还不丰富的徐为仍有勇气说两句公道话。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打抱不平地和医生说：“明明他是被打的，你们放着打人的人不管，让被打的坐电麻椅，你们讲不讲道理？”但只有徐为胆子大，其他病友都不敢作声。后来住院的经验值高了，徐为也就认清了在这个独立王国里并没有道理二字。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徐为也不作声了。病友怪他：“你为什么不来帮我？”他说：“我来帮你也起不到作用呀，只是多一个人被打而已。”这是徐为记下的第三条住院攻略：作为一个底层病人，只能昧着良心、事不关己。那能不能向前来探访的家属求助呢？经徐为观察，十个人里面九个人的家属是不会给予帮助的——家属就是想把人关在医院里，他们不会管人会不会在医院里被打。太太平平地住了一年，治疗得差不多了，医生对他说：“你可以走了。”没有人来接徐为，医院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有人来接才能让他出院。那时是2002年，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一年的徐为问别人借了一块钱，独自出院，坐公车回家了。如果那时他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一定会感叹这一次住院的时间之短，更会惊讶这一次出院是如此简单。五出院后，徐为和父亲住在一起，找了一份在工厂车间的工作，每个月1500块钱。后来在涨工资的事情上和老板没谈拢，这份工作也就不做了。徐为阔别家乡十年，父子感情本来就比较淡漠。父亲在心里怪责他不珍惜工作的机会。徐为则不满父亲把日子过得糟心，连续三个月都吃青菜豆腐冬瓜汤不带一点变化。在2003年7月的一天，父子之间发生了争吵，直接导致徐为第二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那场争吵之后，父亲去找了居委会。不知是因为争吵真的过于激烈，还是因为居委会一听说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住过精神病院的人”，就觉得如临大敌，居委会又找了派出所。最后，父亲、哥哥、居委会和派出所一起把徐为送去了精神病院。看到这么大的阵仗，徐为自知没有能力反抗，便识相地跟着走了。这一次，他被送去了一个离家很远的精神康复院。入院的那天，只办了简单的手续，父亲和哥哥就走了。医生把他送进康复院的第一间小屋子，收走了他身上的三五百块钱，把门一关，就不管他了。这间房间里就一张床，外面有铁门，徐为在里面住了一个多星期。一有机会他就问医生：“我到底有什么病？”医生不搭理他。不过药倒是很快跟上了，徐为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吃的是氯丙嗪，这一次就继续吃氯丙嗪。在徐为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问下，医生勉强对徐为进行了一次会诊。但就随便问了点问题，也没出什么结果。会诊之后，徐为被分到了普通病房，和几个病友合住。这家精神康复院和徐为第一次住的那家精神病院挺不一样。康复院里的诊断和治疗都没有那么正规，但整体上也没有那种等级森严的气氛。康复院对病人的管理比较松散，病友们平时能抽抽烟，病友之间还能做一点倒卖香烟的小生意。如果说之前那家医院是为了治病，这家则更像是精神病人的长期收容所。一开始，居委会的人会陪父亲来康复院探访。每次他们来，徐为都会强烈要求出院回家。居委会的阿姨嘴上答应帮他看看，但看着看着连人也不出现了。父亲年纪大，不认识去康复院的路，没有居委会的人陪着，便也不来了。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中午11点午饭后午休，下午1点半起床，3点45分吃晚饭，4点回房睡觉，算下来一天要睡超过14个小时。徐为就在这样的作息里开始了看不到尽头的康复院生活。住在这里面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每天睡超过14个小时，再正常的人都能睡出精神病来；如果不睡觉，在白墙四壁的房间里就只能发呆瞎想，想多了精神病就更严重了。有时他觉得康复院的作息并不是为了帮助里面的人康复，而是在卖力地为康复院存在的意义服务。看不到出路的徐为想到了逃。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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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疯人院》但徐为觉得那些被抓回来的病友都是脑子一热就翻墙出去了，身上没钱，脑子里没计划，在街上游荡两天，没有吃没有住，想想还是回来吧。还有一些病友是逃回家的，没两天又被家人送回来了。看多了这种出逃未遂，徐为便明白，即使翻过了康复院的墙头逃出去，外面还有看不见的墙头等着他。如果想逃出去，在外面生根，永远不回来，就要沉住气，长远规划，缜密安排。六长远规划的第一步，就是要在康复院里活成一个模范病人的样子。对住精神病院已颇有门道的徐为知道，只有活成一个人畜无害的模范病人，后面的一切才有可能。在康复院里有一位自建立之初就住进来的资深病友，平时兼任康复院的总务——负责给病人发发东西，分分点心。总务是个外开放的病友，周末可以回家，周末结束再自行回来。随着康复院里病人数量增多，总务需要一个帮手，这就选中了模范病人徐为。徐为开始帮总务做事，渐渐就像康复院里的半个工作人员，也和医生护士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医患之间的人际关系。有了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人际关系，徐为的长远规划第一阶段进行得顺利。长远规划的第二步，是要拿回自己的证件。徐为的身份证在入院的那天就被收走了。他知道，要想在逃出去之后顺利地生活，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证件拿回来。因为早早就怀有这样的想法，当康复院组织病人重拍身份证照片的时候，徐为立刻抓住机会，拿回了自己的身份证。除了运气之外，也多亏了好病友人设让康复院的医护们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对他的戒心。长远规划的第三步，钱。钱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过去那些逃出去又被送回来的病友，多半是因为身上没有钱，所以无法在外面独自生活。但是，在康复院里要怎么挣钱呢？病友们之间最抢手的东西是香烟。康复院里物资匮乏，连个小卖部都没有，想要抽烟，就只能想办法从康复院外买进来。徐为看准了这个商机，靠着给总务做帮手时建立起来的人脉，拜托护士们和总务帮他买烟带进康复院，他再把这些烟转手卖给病友，从中赚个差价。在康复院里，香烟几乎就是硬通货。所以买烟这个特权不仅让徐为赚到了钱，也让他在病友中有了威望。除了香烟贸易，徐为还承接了康复院上下200多号病人的理发业务。起初，院长说一个月给徐为30块钱作为理发补贴。徐为掐指一算，觉得太少，一个月30块，买烟都不够。他就去和院长谈价钱，说全院200多个头都是我理，少说也要给我一天一包大前门吧。软磨硬泡下，院长答应每个月给他60块。给200多个人理发，每个月只收60块，这样的事情若是放到康复院外面，简直不敢想象。但对于康复院里的徐为而言，这却是来之不易的、通往自由之路的铺路石有了身份，有了人脉，有了特权，有了威望，还有一点小钱的徐为成为了康复院里的病头。但徐为并不贪恋这康复院铁门内的荣华富贵，他始终记得自己最初的念头，要走到这铁门外，获得真正的自由。七2005年，徐为正在自己长远规划的上艰难前行。4月的一天，他和总务站在院子里，看见一辆车停在康复院的铁门外，一个工作人员正把一个年轻姑娘一把从车里拽下来。有经验的病友都知道，那个被拽下来的姑娘即将加入他们。徐为第一眼看到那个姑娘时觉得她还像个孩子，就跟总务说：“哎呀，怎么连小孩子都送进来。”后来别的病友告诉他，这个新同伴只是显得小，其实已经结过婚又离了婚，孩子都16岁啦。这个新病友就是春春。她看起来确实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带着一点婴儿肥，有一双笑起来弯弯的眼睛，说起话来温柔腼腆，就像春天树林里毛茸茸的小兔子。后来，春春成为了徐为的女朋友，二人在康复院里同甘共苦地相伴了十多年。徐为的说他和春春属于一见钟情。如果他们相信丘比特的存在，2005年的那个春天，一定有一个瞬间，他的心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两人分开住在不同的病房，只能每天放风的时候在一起玩。康复院里的小花园、小操场、还有徐为和总务干活的总务室都是他们约会的地方。徐为干活的时候也会带上春春，两个人配合起来做事麻利，时不时会故作嫌弃地对形单影只的总务说：“你怎么这么磨蹭！”丘比特之箭不仅连起了两个人的心，也让康复院里的医护们乱了一下方寸——公然在精神康复院里谈恋爱，这可是件大事。医护们团结一心要让这样的事情空前并且绝后。于是，护士们每次看到徐为和春春坐在一起，就会说：“分开，不能坐在一起！”医生们更凶，每次康复院召集病人们开大会小会，医生也会明里暗里、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地抨击他们的恋情。即使无法将他们分开，也要补上一嘴：“就你们俩？做梦去吧！”康复院里的医护仿佛变身成为中学里抓早恋的教导主任，而徐为和春春把一切阻拦当作耳旁风，硬生生顶住了一切压力。春春说：“这一路，是我们闯出来的！”她一向腼腆，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和教导主任斗智斗勇、最终因爱得胜的高中女生，眼睛里闪着星星。丘比特之箭在徐为的长远规划上打了一个转向。但徐为并没有因为爱情就打算放弃逃跑，只是计划有变，他决心要两个人一起出去。八想要两个人一起逃出去，徐为之前的长远规划就要修改。首先是要存钱，最主要的是存钱。在徐为看来，最重要的就是钱，钱，钱。在之前的规划里，钱还没有那么重要。如果逃出去，自己一个人到东到西没有牵挂，只要有一点钱不至于饿死就可以。但有了春春，一切就不一样了。在新规划里，他们出去肯定不可能很快找到工作，所以要有一笔存款让他们能够租房子，买好一点的衣服……徐为自己不介意风餐露宿，但他一定要让春春干净体面、有个屋檐。于是徐为想尽一切办法在存钱的路上狂奔。一边是节流，徐为基本不怎么用钱，连烟都抽得少了。食堂里卖五块钱一份的水果，别的病友一天吃两三份，徐为就买一份，给春春吃。一边是开源，徐为的香烟贸易已是康复院里的老字号，每一单赚三块五块，他又利用自己的人脉开拓了餐饮业务——帮病友从康复院外面买生煎点心带进来，每一单赚一块两块。多年以后，当春春被问到，当时怎么就这么相信徐为，怎么就不担心他卷走他们一起存下的钱自己远走高飞呢？春春只是笑。老徐每天会和春春报告说我们存下多少钱了，存到多少钱我们就出去。和徐为不一样，春春家里人会定期过来探访，想要出去不会那么难。可是她家人当时无法接受她在康复病院里遇到的爱人。所以，春春还是死心塌地地决定和徐为一起逃跑。除了钱，徐为的长远规划里还有一件头等大事——自由出入康复院的特权，还得是两个人的。这样的特权必然能让逃跑大计如虎添翼，但这种特权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徐为苦心经营的模范病人人设再一次起了作用。有一次，康复院的护士选中了徐为让他陪同病友外出看病。这，就是特权的开始。康复院地处偏僻，每次有病友要出去看病的时候，徐为都要走到附近的大马路上去帮护士和病友打车，到了医院以后，挂号一类的事也都由徐为包办。虽然心中切切渴望的自由就近在咫尺，但徐为还是稳稳地沉住了气，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想要借机逃走的样子。一次、两次，当徐为每次协助护士陪病友外出看病，办好事又规规矩矩地回来的一年多以后，徐为自己终于有了外出的特权。跟医生护士打一声招呼，他就可以出去溜达一圈，帮病友买一点生煎点心，只要当天回来就可以了。他还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康复院附近两家不同的银行，给自己办好两张银行卡，把之前和春春一起攒下的钱存进了不同的银行卡里。走得最远的一次，他搭上地铁，直奔市中心。这也是徐为长远规划里的一部分，去市中心的核心任务是购物。他给自己和春春买了几件比较贵的衣服，又花了300多块钱给春春买了一双好一点的皮鞋。徐为觉得逃出去以后至少要穿得像个正常人，不能让别人一看就猜到是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除了置办正常人的行头，徐为还做了一项重大的投资——买手机。那时，他们两人靠着这里一块那里两块的攒钱，每个月最多只能攒几百块，花钱的时候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但在买手机这件事上，徐为毫不含糊，大手笔斥巨资1980块，买了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康复院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更没有哪个病友有手机。在这样一个被信息时代遗忘的小世界里，拥有一部智能手机的徐为简直像一个高科技傍身的未来人。为什么要一下花掉几个月才能攒下的钱去买一部智能手机？这里面有徐为的深谋远虑。要想顺利出去，他们就需要随时关注新闻，万一新闻里“通缉”他们了，他们就要赶快想对策。所以，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并不是奢侈品，而是他们的刚需。在那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情让徐为非常伤脑筋：“我是有特权的，可以随便进进出出，可是我要怎么带着春春这么一个大活人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一起出去呢？”绞尽脑汁，他们俩想出了一个点子：买早点。徐为长期在康复院里发展餐饮业务，他出去买个早点顺便帮病友带一点，谁都不会觉得奇怪。他决定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在买早点的时候带着春春一起出去。有一天凌晨四点半，徐为和春春走到康复院门口，跟门房的值班阿姨说，他们肚子饿了，要出去买早点。值班阿姨知道，徐为出去买早点是正常的，可他要带着春春一起去，就不符合规定了。但那时他俩恋爱已经四年多，是康复院里的模范情侣。值班阿姨便全当是热恋中的小情侣黏着对方，睁只眼闭只眼地放他们出去了。致力于长远规划的徐为当然不会在第一次买早点的时候就带着春春有去无回。他们不仅规规矩矩地回了康复院，还给值班阿姨带了一份早点。从那以后，他们每天都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一起出去买早点，每次都给值班阿姨带一点，每一次买完都规规矩矩地回来。就这样，他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让所有的值班阿姨都习惯了他们凌晨四点半一起出去买早点的行为，并且相信他们只是单纯地出去买早点，一定有去有回。有了必要的装备和特权，徐为开始担心他和春春的身体。要有好的体能，这是顺利出逃的本钱。大约在2010年前后，徐为就在康复院里放出风声说：“哎，我这身体也是越来越差了，是时候要锻炼锻炼了啊。”放了一阵风后，徐为和春春便开始在康复院里锻炼身体。他们不敢一下子锻炼起来，怕这变化太大，引起医生和护士的怀疑。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每天早晨绕着康复院的小操场跑半个小时。等医生和护士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他们每天跑步的行为后，他们再循序渐进地增加强度，最厉害的时候每天跑上六七圈。那时自徐为和春春启动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起已经过去了五个春秋。他们用五年的时间，基本落实了出逃大计里的每一个环节——攒下了近三万块钱、买了智能手机、有像样的衣服裤子、能在早晨四点半手牵手光明正大地走出康复院。最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在一起，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在这五年间，徐为其实有无数的机会独自远走高飞。他有自由走出康复院的特权，身上有身份证、银行卡、手机、钱。若是换上一套像正常人的衣服，隐没进康复院外的滚滚人潮里再也不回头，或许也就从此自由了——那是徐为渴求了很久的自由世界。只是那个自由世界里没有春春，他便一直没有进去。九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这是徐为和春春准备出逃的日子。那时候火车实名制刚刚推行，徐为用手机上网查到春节假期结束的第一天，买火车票没有严格的实名制。他们的目的地是广州，因为那里的冬天暖和，不用花很多钱买厚的衣服裤子。生活也相对便宜，实在碰到困难找不到住处，还有可能在外面扛一扛，不像寒冷的城市，连躲的地方都没有。出逃前夜，徐为和春春仍然在各自的病房里，脑子里和心里满是兴奋和紧张，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大约凌晨四点，徐为起床，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他们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阿姨打开了康复院的铁门。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不一样的是，他们心里知道，这将是一次有去无回的“买早点”。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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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疯人院》一出康复院的大门，他们便立刻到附近的大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银行的ATM机。徐为从两张银行卡里共取了一万八千块，加上他们手里原有现金，总共有差不多三万块。他一早就想好，出逃的时候不能用银行卡，要用现金，这样才不容易被人找到。取完钱，他们又拦了一辆出租车，冲向上海南站。到达南站的售票处，他们买到了早晨9点10分发车前往广州的火车票。一切都如徐为计划的那样，一气呵成、畅通无阻。终于，徐为和春春一起逃出了康复院，真真切切地站在距康复院十几公里的上海南站里，手里攥着南下广州的车票。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此刻已经完成了99%，就等时候到了，火车进站。一旦踏上那辆火车，从此都是自由。早春凌晨的上海南站还是漆黑一片，大部分店都没有开。徐为和春春觉得又冷又饿，就在车站小卖部里买了两碗泡面，果腹、取暖。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和凌晨出逃的一路颠簸，之前的兴奋和紧张在此刻都化作疲乏困倦朝他们涌来。他们坐在南站候车厅的座椅上，渐渐打起了瞌睡。徐为在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他想：“我们不应该坐在固定的地方啊，我们应该换位置，应该不断地绕着南站兜兜逛逛，只有这样，我们才不容易被人发现，才安全。”可是他实在太困了，一点都挪不动了。好像又有人在他脑子里打出一行字幕：“不能坐在这里了，有人在找我们。”可是他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和春春就这样在上海南站候车室的椅子上睡着了。他们被人推醒的时候大约是早晨七点。睁开眼，站在面前的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人——康复院的医生。医生边上还有一个护士，两个人，也没有说话，就站在他们两个人面前。这些年的一切都戛然而止，没有人能明白徐为和春春在那一刻所体会到的绝望。徐为对春春说：“安静一点，跟他们走。他们只要指着我们大喊一声精神病，我们硬逃也不可能逃掉。”十徐为和春春被医生抓回康复院。他们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第一间，24小时候不关灯，另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最后一间，24小时不开灯。徐为被关在不关灯的那间，晚上也明晃晃的，根本睡不好觉。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他就在房间里跑步，跑房间的对角线。康复院里医护们勒令徐为和春春分手，否则就一直关禁闭。他们俩被分开紧闭，没办法互相通气，但都态度坚决：“我们绝对不分手。”医护拗不过他们，关了一个星期后，就把他们放出来了。靠自己逃不出去，徐为便开始联系媒体。他给各个大小媒体打了一轮电话，只要是能查到号码的，他都打了一遍。有一些根本不理他，有一些告诉他会找记者跟进，但之后就没有记者再来联系他。他又去找残联，希望残联能够帮助他出院。但是残联的负责人对他说：“你是精神病人，你要叫你的监护人和我谈。”徐为听了觉得荒谬，就是监护人把他送进来的，怎么会愿意接他走？早在很多年前徐为就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了。但是，康复院的惯例是“谁送来谁接走”——谁把人送进这康复院，谁就是康复院认定的监护人，即便一个人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只要监护人不肯接走，康复院就不会放人。当初把徐为送进康复院的是他的父亲。父亲在2008年去世以后，康复院就认定徐为的大哥是他的监护人。从此，徐为能不能出院，就由大哥说了算。康复院和大哥联系过很多次，告诉他徐为能够出院了。但是大哥的态度决绝——不接，就是不接。他们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两套房子，徐为的大哥把两套房子出租，租金都收在自己手里。如果徐为一直住在康复院里，大哥就能一直收租，在康复院里的徐为连租金的影子都摸不到。徐为又开始找律师，希望法律能够把他捞出去。但很多律师一听说是一个精神病人要打官司告自己的监护人，就像听到痴人说梦一样。也有律师来到康复院，声称可以帮助他，开价一万一千块，却连个正式的合同都没有拿出来。徐为还是愿意给他钱，想就当买个希望吧。康复院里的护士都看不下去了，硬是帮徐为把钱要了回来。后来又来了一个律师，先开价5000块，后追加了2000，依然没有签合同，只给徐为写了一个收据。收了钱之后，这个律师便潦潦草草地帮徐为打了一个官司，结果就是正式把徐为的监护权正式判给了他大哥。就在徐为恨不能挖地三尺找到一个能帮助他出院的人的时候，康复院的院长也没有闲着。有了那次逃亡未遂事件后，康复院的院长觉得徐为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要是他再逃多几次，康复院也吃不消。于是，院长也开始想办法，希望有人能接徐为出院。大哥不愿意接，甚至立下字据说，把徐为关在康复院里，出了什么事情他负责。徐为的二哥生活在外地，又说自己身体欠佳，没有能力照顾徐为，还是让他呆在康复院里吧。徐为家所在的居委会表示，小区里住着几个精神病人了，没有能力再多照顾一个，还是让徐为住在康复院里比较好。没有人愿意帮助徐为出院，院长便死心了。徐为还没有死心。见识过了冷漠的媒体、死胡同里的残联、牛鬼蛇神一般的各路律师，又输掉了一个官司，徐为确实一度陷入绝望。但后来，他听说有一部《精神卫生法》即将出台，法律第五条里写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徐为觉得这部法律可能会对他有帮助，希望又被点燃了。顺着这个方向，徐为找到了一家关注《精神卫生法》的公益机构，也就是我当时实习的单位，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走正规的法律途径争取出院。2013年的时候，我们给徐为联系了一位愿意免费代理徐为案子的律师，他专门去康复院里和徐为签了一份合同，徐为将康复院和他大哥告上法院。2013年9月17日，法律程序启动。2013年12月20日，法院送达立案通知书。从立案到一审开庭，用了大半年。一审法院原定于2014年11月25日宣判，结果跳票了。一直等到2015年4月，同事告诉我，徐为的案子终于要判了。我觉得徐为应该是稳赢的，医院有记录证明徐为早已符合出院的标准，而徐为的大哥和他有利益冲突，这些事实都太清楚不过了。法律和舆论也在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徐为的官司被称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之前那些对他不理不睬的媒体都开始报道他，甚至有人来康复院看望他。徐为的案子一打就是两年，我已经结束了公益机构的坐班实习开始在国外念书。判决日前夜，我想自己早晨起床的时候，同事们应该已经在庆祝徐为胜诉了。可是一觉醒来，我只看到一张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徐为其人的样子。照片里，徐为站在康复院的铁门内，他个子很高，头发有点灰白了。他双脚并拢，认认真真地站着，但背已经有一点驼了。他的律师站在康复院的铁门外，向他送达一审判决书，徐为败诉。法院认定徐为住在康复院里是合理的，大哥作为徐为的监护人，将徐为安置在康复院里就已经尽到了作为监护人的职责，再一次将徐为能否出院的决定权交在大哥手里。徐为不服，上诉。二审依然败诉。徐为仍不服，于是他的律师申请再审，申请抗诉。直到2016年5月，徐为和他的律师走完了所有可走的法律程序，彻彻底底以失败告终。法院认为，如果监护人不同意，那带着精神病人帽子的徐为就应该继续留在康复院里。判决书里罗列了诸多理由，但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部分人在一件事上的高度一致——毕竟是个精神病人啊，放出来了，万一出事呢？那之后，当我和别人讲起徐为的故事，忽然发现故事的开头已经从十年变成了：“我跟你说一个很传奇的人，他在精神康复院里住了快14年……”我不再关心徐为到底能不能出来，更想知道的是，在这漫长的诉讼里，在这一波接一波的等待和失望里，他会不会被击垮？当年围在一起感叹的同事们都在各自的生活里飞快地奔跑——有人结婚，有人生子，有人去远方继续学业。似乎只有徐为被困在了一个时间停滞的平行世界里，日复一日的康复院生活依然没有尽头。十一2015年和2016年，是徐为迄今为止的生命里最难熬的两年。为了出院，他把康复院和自己的大哥告上法庭。和大哥对簿公堂，亲情从此就断了。和康复院对簿公堂，但徐为还住在康复院里，双方就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博弈。整个官司以失败告终，徐为仿佛听见康复院的铁门“哐当”一声关上，彻彻底底、严严实实地把自由世界关在了这铁门外，出也出不去，活也活不好，死又死不了。还记得1994年时，徐为曾在澳洲落难，赌博输光了所有的钱、独在异乡没有亲朋、没有住处。他想着去流浪当乞丐，结果发现地广人稀的澳洲对乞丐也不友好，流浪了半天也看不到人和车，乞丐都活不下去。但相比起被困在康复院里有吃有住的日子，徐为觉得，还是1994年落难的时候好，那时毕竟有自由。唯一的慰藉是春春一直陪在他身边。他们在一起十年，如果没有春春，徐为也许早就想办法死掉算了。十年前，当他第一次看到春春的时候，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还像个孩子的姑娘会在多年后成为他活下去的支点。2016年，徐为找到他的律师，他还是要争取出院，再试一次，最后一次。律师把所有可能的方法都想了个遍，最终和徐为决定，再启动一个法律程序，要求法院撤销大哥的监护权。如果能够把大哥对徐为的监护权整个端走，那能否出院的决定权就能回到徐为自己手上。在这个程序里，最关键的一环是徐为要做一次司法鉴定，只有当他被鉴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后面的路才能走通。对于这个鉴定，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在徐为之前打的两场官司里，他已经被鉴定过两次了，两次的结果都不理想。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一旦被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就没有什么人能顺利通过这个鉴定。但在2017年7月6日，徐为从最初在精神康复院里发展香烟贸易、开拓餐饮业务，到后来成为康复院里第一个谈恋爱的人、第一个用智能手机的人、第一个带着另一个大活人光明正大逃跑的人、第一个聘请律师的人，变成了第一个被鉴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徐为拿到的司法鉴定结果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被鉴定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缓解，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走到这一步，他坚持了15年。但徐为并不着急正式出院，他还在康复院里多呆了两个多月。并不是因为他留恋这生活了15年的康复院，也不是因为他做事拖延。他心里比谁都急，怕夜长梦多，怕院长变卦，怕那个来之不易的鉴定结果失效。但他还是要留在康复院里，因为春春出院的事情还没有解决。他一定坚持要两个人一起走。徐为说，如果他一个人出来了，春春在里面关一辈子，要受苦，他在外面也要苦一辈子。春春的监护人是她的哥哥，没时间照顾她，所以不同意春春出院。律师出了个主意把春春的监护人变更成她的儿子，最终在2017年9月26日春春也拿到了出院的获准，慢慢的春春家人也开始接受这一段爱情长跑。徐为和春春终于实现了一起出院的大目标。9月27日，在律师和春春家人的陪同下，他们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昂首挺胸地走出康复院的大铁门。从铁门的这一边走到那一边，不过就是一步，两步。但他们一起走了十多年，才走到铁门外。还好，经过了这十多年，他们仍然一起走。从今以后，他们有自由，两个人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新天新地，一切都是新的了。两天后，徐为记录下了他这一天的生活：“今天东西差不多买全了，开始自己做饭吃。今天买了一把空心菜6元一斤，二个灯笼青椒7元一斤，一块鸡胸10元一斤花了4.5元，一点姜一个大蒜头3元，2斤鸡蛋每斤5元，一瓶烧菜酒5元。总共差不多花了40元。平常日子真好。”（为保护主人公隐私，徐为、春春已化名）作者 | 溪树，文章是转载，侵删！此时你马上脱光裤叉子，对方会强逼你穿上，而你誓死不从，问为何？你可告之曰:穿上裤子，还象病人吗？哈哈哈，你就按此办法吧 来说一个真实的实验:8个正常的“假病人”进入精神病院后，没有一个人能自证正常，他们大多被视为重症患者1969至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森汉就隐蔽的进行了一次伟大的不正常实验：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当正常人在不正常的地方）。实验过程是有趣的，同是又是令人不安的。具体计划为：罗森汉恩教授招募了8名正常人，5男3女，8人中包括1名研究生、3名心理学家、1名儿科医生、1名精神病学家、1名家庭主妇和1名画家。8个人相继以“假病人”的身份潜入12所精神病院。罗森汉注意到身边有些人为了避免参战而假装疯狂。这些人已经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但他们在之前的生活中没有表现出任何精神错乱的迹象。罗森汉好奇地想，装成一个精神病人是不是那么容易。按照罗森汉的要求，这8位假病人成功进入精神病院后，不再装疯，而是按照正常行为的标准生活，并偷偷记录下他们接受治疗的过程，以及其他精神病人的状况，以观察精神病人和医护人员如何看待"正常行为"。令罗森汉惊讶的是，他们进入精神病院后表现正常，却被视为重症患者。刚开始，他们会躲在角落里躲避人写写画画，后来发现完全没有必要，写了什么也没人来检查，医护人员也只是把这当成他们发病的症状之一。本来他们接受治疗的计划只有20天左右，但他们进医院前几天就对医护人员说："其实我没病，我是装病，你们要检验一下入院标准。"据此，医院认为，他们的情况非常严重，不仅有幻听，还有"偏执幻想"、说谎、极端病态的表现倾向。于是8人的治疗期延长到50天，50天后他们不再说自己是装病，而是承认自己确实有病。又观察了30天后，医院放了他们。让罗森汉感到好笑的是，他们被放出来的原因并不是医院判定他们正常，而是他们的"症状"有所改善。因为这个实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的问题，精神病医院里正常人和疯子的界限模糊，一旦被贴上"疯子"的标签，其正常行为也会被视为疯子行为，造假者甚至无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根本就是就事论事。所以一个正常人要是在精神病院里面待三年的话，真是结局难料啊。这三年内要是吃药也能把自己吃傻了吧。以下的故事告诉你，一个在精神病院关了17年的人，是怎么样自救成功的。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凌晨四点，徐为准时起床，把最好的衣服和鞋子一一穿上，脑子里一遍遍彩排接下来会发生的所有可能性和要注意的细节。另一间房间里，他的女友春春也已准备妥当。半个小时后，徐为和春春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他们将要敲开值班室的门，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每天都严格遵守这个流程：凌晨四点起床，四点半一起走到康复院门口，等值班阿姨开门放他们出去买早点。按照惯例，值班阿姨会打开铁门，让他们出去。因为她知道，他们不久后就会回来，并且多带一份早点给自己。早春的上海，凌晨仍是簌簌的冷。徐为和春春紧紧挨着站在铁门前，徐为个子很高，像小学生一样双脚并拢站地笔直，但仍然挡不住已经微微驼起的背。他紧紧攥着女友的手，放在自己身后。此刻，他们正盯着铁门上的锁，心里无比紧张。就在这扇铁门边上的墙上，有一块方形的金属牌子，上面写着：“精神康复院。”为这一刻，他们已经准备了十年。今天，值班阿姨会照例给他们开门吗？二2000年10月，徐为乘坐的飞机落地广州白云机场。大约是更早的10年前，他拿着中专文凭钻进出国潮。刚落地澳洲，发现报读的语言学校是山寨的，交了钱的住处也联系不上，还没有开始新生活，就背上了黑身份。10年间，徐为一边打黑工，一边争取合法居留，但最终还是被遣送，蹭上了一张免费的回国机票。徐为并不想回上海老家。在国外什么名堂都没有混出来，碰到熟人肯定觉得丢脸。倒不如就留在广州，把日子过好一点再回去。但是那种感觉又来了。他脑子里抑制不住地出现了一行字幕：“这里不该有这么多人呀，这里面好像有人在跟着我。”周围的人好像都在偷看他、试图包围他，走近又像没什么事一样散开了。徐为很希望能够抓住一个人问：“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跟着我？”再细看，周围都只是行色匆匆的路人。这种感觉对于徐为已不再陌生了，仍让他感到惊慌无措。于是他决定回上海。就这样，十年之中不曾与家里有很多联系的徐为，空降回家。回到家，徐为开始为自己在澳洲的经历申诉，前前后后跑了澳大利亚领事馆、华侨办公室、外事办等好几个部门，但到都没有音信。他经常打电话给在澳洲的朋友，电话费都花了两千多块钱。徐为的大哥看到他这种焦躁的状态，觉得他一定是在国外把脑子呆坏掉了，发精神病了。2001年春节过后不久，徐为刚回家不到一年，就被大哥和父亲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这是徐为第一次入院，在那里，他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三这种被跟踪的感觉早在1994年，徐为还在澳洲的时候就出现了。布里斯班的木星赌场，在连续三个半月里，徐为像有了金手指一样，逢赌必赢，每次至少赢5000澳币，几个月里徐为赢了20多万澳币。那时他想赢到30万就回国，家里兄弟三人每人都能分到10万澳币。但就像过山车，爬到顶峰后接着便是急转直下，而徐为在赌场里坐的这趟过山车，顶峰就是20多万。那天徐为又一次干脆利落地赢了近2万块。他想乘胜追击，但突然感觉到牌桌上有人出千作假，随着作假的小动作，牌势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冲着他来的。有一股不可抗的力量在他眼前，要把刚才的好牌和好运一笔一笔地抹去。他乱了阵脚，把大把大把筹码推上牌桌，一直输，输光了手里的钱，还去银行取了钱，回到牌桌上继续输。就这样，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个月赢来的钱转眼成空。赌桌上的输赢只是一时，但那种感觉却溢出赌场，渗入到生活的其它方面。他去找工作，觉得是有人在背后帮助他，安排他找到了这份工作；他走在路上，就感觉有人跟踪他；他打电话，感觉电话被监听了……如果说最初在赌桌上的那种感觉只是一个小雪球，那么这个小雪球很快就如失控一般越滚越大。徐为开始觉得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人操控，每一件事情之间都有联系。即便是那些早已模糊的往事和故人，再想起来似乎也都有不寻常的隐喻。这种感觉渐渐把他的记忆、猜测和确有的经历都杂糅到了一起。别人都说徐为病了，精神病，但他自己不这样认为。真正有精神病的人会确信自己感觉到的就是真实发生的，但他并没有这么确信。徐为的这些感觉都只是猜测——可能是有人在监视我，可能是有人帮我安排了工作……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猜测。他渐渐被巨大的谜团所围困，即便在“有没有病”这件事上，他都不是百分百确定。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没有病，有时候又会问这到底是不是因为他有病。但在别人看来，这就是精神病，最多也只是病得轻和病得重的区别。四2001年春，徐为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那是一家二级医院，入院后有诊断，有医生开药，每隔几天医生都会和病人谈谈，家属随时可以来访，看起来非常正规。但就是这样一家医院，在徐为入院的第一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小护士要给徐为打针，他不肯，于是来了另一个人把徐为打了一顿，痛得他睡都睡不着。挨了这顿打，徐为就获得了住院的第一条攻略：如果不想挨打，自己就得太平一点，不能跟人家搞事情。徐为逐步意识到精神病院其实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独立王国。医生和护士是顶层阶级。医生掌握着开药的大权，谁不听话就给谁多吃点药。与病人接触最频繁的是护士，从二十几岁到四五十岁的都有，像帝王一样。有一次，一位病友说话稍微大声了一点，年轻的小护士立刻转过头，脸一板，说：“你知道规矩的啊。”声音不大，但那个病友马上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了。领教了几次医生护士的威严，徐为就获得了在这里住院的第二条攻略：医生护士说什么都必须听，不听不行。位于独立王国第二阶层的是病头——就像监狱大牢里有牢头，精神病院里有病头，病头就是那些享有特权的病人。那些听护士的话，让护士比较看重的人才能成为病头。徐为入院第一天不肯打针的时候，就是医生叫病头把徐为打了一顿。医生和护士让病头做一点上不了台面的事，而病头多少能从医生护士那里得一点好处。至于底层的病人能不能团结一致反抗呢？基本是不可能的。徐为刚入院不久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病友和病头吵架，病头动手打了这个病友。医生护士没有惩罚打人的病头，而是把被打的年轻病友送上电麻椅。当时，住院经验还不丰富的徐为仍有勇气说两句公道话。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打抱不平地和医生说：“明明他是被打的，你们放着打人的人不管，让被打的坐电麻椅，你们讲不讲道理？”但只有徐为胆子大，其他病友都不敢作声。后来住院的经验值高了，徐为也就认清了在这个独立王国里并没有道理二字。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徐为也不作声了。病友怪他：“你为什么不来帮我？”他说：“我来帮你也起不到作用呀，只是多一个人被打而已。”这是徐为记下的第三条住院攻略：作为一个底层病人，只能昧着良心、事不关己。那能不能向前来探访的家属求助呢？经徐为观察，十个人里面九个人的家属是不会给予帮助的——家属就是想把人关在医院里，他们不会管人会不会在医院里被打。太太平平地住了一年，治疗得差不多了，医生对他说：“你可以走了。”没有人来接徐为，医院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有人来接才能让他出院。那时是2002年，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一年的徐为问别人借了一块钱，独自出院，坐公车回家了。如果那时他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一定会感叹这一次住院的时间之短，更会惊讶这一次出院是如此简单。五出院后，徐为和父亲住在一起，找了一份在工厂车间的工作，每个月1500块钱。后来在涨工资的事情上和老板没谈拢，这份工作也就不做了。徐为阔别家乡十年，父子感情本来就比较淡漠。父亲在心里怪责他不珍惜工作的机会。徐为则不满父亲把日子过得糟心，连续三个月都吃青菜豆腐冬瓜汤不带一点变化。在2003年7月的一天，父子之间发生了争吵，直接导致徐为第二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那场争吵之后，父亲去找了居委会。不知是因为争吵真的过于激烈，还是因为居委会一听说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住过精神病院的人”，就觉得如临大敌，居委会又找了派出所。最后，父亲、哥哥、居委会和派出所一起把徐为送去了精神病院。看到这么大的阵仗，徐为自知没有能力反抗，便识相地跟着走了。这一次，他被送去了一个离家很远的精神康复院。入院的那天，只办了简单的手续，父亲和哥哥就走了。医生把他送进康复院的第一间小屋子，收走了他身上的三五百块钱，把门一关，就不管他了。这间房间里就一张床，外面有铁门，徐为在里面住了一个多星期。一有机会他就问医生：“我到底有什么病？”医生不搭理他。不过药倒是很快跟上了，徐为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吃的是氯丙嗪，这一次就继续吃氯丙嗪。在徐为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问下，医生勉强对徐为进行了一次会诊。但就随便问了点问题，也没出什么结果。会诊之后，徐为被分到了普通病房，和几个病友合住。这家精神康复院和徐为第一次住的那家精神病院挺不一样。康复院里的诊断和治疗都没有那么正规，但整体上也没有那种等级森严的气氛。康复院对病人的管理比较松散，病友们平时能抽抽烟，病友之间还能做一点倒卖香烟的小生意。如果说之前那家医院是为了治病，这家则更像是精神病人的长期收容所。一开始，居委会的人会陪父亲来康复院探访。每次他们来，徐为都会强烈要求出院回家。居委会的阿姨嘴上答应帮他看看，但看着看着连人也不出现了。父亲年纪大，不认识去康复院的路，没有居委会的人陪着，便也不来了。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中午11点午饭后午休，下午1点半起床，3点45分吃晚饭，4点回房睡觉，算下来一天要睡超过14个小时。徐为就在这样的作息里开始了看不到尽头的康复院生活。住在这里面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每天睡超过14个小时，再正常的人都能睡出精神病来；如果不睡觉，在白墙四壁的房间里就只能发呆瞎想，想多了精神病就更严重了。有时他觉得康复院的作息并不是为了帮助里面的人康复，而是在卖力地为康复院存在的意义服务。看不到出路的徐为想到了逃。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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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疯人院》但徐为觉得那些被抓回来的病友都是脑子一热就翻墙出去了，身上没钱，脑子里没计划，在街上游荡两天，没有吃没有住，想想还是回来吧。还有一些病友是逃回家的，没两天又被家人送回来了。看多了这种出逃未遂，徐为便明白，即使翻过了康复院的墙头逃出去，外面还有看不见的墙头等着他。如果想逃出去，在外面生根，永远不回来，就要沉住气，长远规划，缜密安排。六长远规划的第一步，就是要在康复院里活成一个模范病人的样子。对住精神病院已颇有门道的徐为知道，只有活成一个人畜无害的模范病人，后面的一切才有可能。在康复院里有一位自建立之初就住进来的资深病友，平时兼任康复院的总务——负责给病人发发东西，分分点心。总务是个外开放的病友，周末可以回家，周末结束再自行回来。随着康复院里病人数量增多，总务需要一个帮手，这就选中了模范病人徐为。徐为开始帮总务做事，渐渐就像康复院里的半个工作人员，也和医生护士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医患之间的人际关系。有了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人际关系，徐为的长远规划第一阶段进行得顺利。长远规划的第二步，是要拿回自己的证件。徐为的身份证在入院的那天就被收走了。他知道，要想在逃出去之后顺利地生活，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证件拿回来。因为早早就怀有这样的想法，当康复院组织病人重拍身份证照片的时候，徐为立刻抓住机会，拿回了自己的身份证。除了运气之外，也多亏了好病友人设让康复院的医护们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对他的戒心。长远规划的第三步，钱。钱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过去那些逃出去又被送回来的病友，多半是因为身上没有钱，所以无法在外面独自生活。但是，在康复院里要怎么挣钱呢？病友们之间最抢手的东西是香烟。康复院里物资匮乏，连个小卖部都没有，想要抽烟，就只能想办法从康复院外买进来。徐为看准了这个商机，靠着给总务做帮手时建立起来的人脉，拜托护士们和总务帮他买烟带进康复院，他再把这些烟转手卖给病友，从中赚个差价。在康复院里，香烟几乎就是硬通货。所以买烟这个特权不仅让徐为赚到了钱，也让他在病友中有了威望。除了香烟贸易，徐为还承接了康复院上下200多号病人的理发业务。起初，院长说一个月给徐为30块钱作为理发补贴。徐为掐指一算，觉得太少，一个月30块，买烟都不够。他就去和院长谈价钱，说全院200多个头都是我理，少说也要给我一天一包大前门吧。软磨硬泡下，院长答应每个月给他60块。给200多个人理发，每个月只收60块，这样的事情若是放到康复院外面，简直不敢想象。但对于康复院里的徐为而言，这却是来之不易的、通往自由之路的铺路石有了身份，有了人脉，有了特权，有了威望，还有一点小钱的徐为成为了康复院里的病头。但徐为并不贪恋这康复院铁门内的荣华富贵，他始终记得自己最初的念头，要走到这铁门外，获得真正的自由。七2005年，徐为正在自己长远规划的上艰难前行。4月的一天，他和总务站在院子里，看见一辆车停在康复院的铁门外，一个工作人员正把一个年轻姑娘一把从车里拽下来。有经验的病友都知道，那个被拽下来的姑娘即将加入他们。徐为第一眼看到那个姑娘时觉得她还像个孩子，就跟总务说：“哎呀，怎么连小孩子都送进来。”后来别的病友告诉他，这个新同伴只是显得小，其实已经结过婚又离了婚，孩子都16岁啦。这个新病友就是春春。她看起来确实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带着一点婴儿肥，有一双笑起来弯弯的眼睛，说起话来温柔腼腆，就像春天树林里毛茸茸的小兔子。后来，春春成为了徐为的女朋友，二人在康复院里同甘共苦地相伴了十多年。徐为的说他和春春属于一见钟情。如果他们相信丘比特的存在，2005年的那个春天，一定有一个瞬间，他的心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两人分开住在不同的病房，只能每天放风的时候在一起玩。康复院里的小花园、小操场、还有徐为和总务干活的总务室都是他们约会的地方。徐为干活的时候也会带上春春，两个人配合起来做事麻利，时不时会故作嫌弃地对形单影只的总务说：“你怎么这么磨蹭！”丘比特之箭不仅连起了两个人的心，也让康复院里的医护们乱了一下方寸——公然在精神康复院里谈恋爱，这可是件大事。医护们团结一心要让这样的事情空前并且绝后。于是，护士们每次看到徐为和春春坐在一起，就会说：“分开，不能坐在一起！”医生们更凶，每次康复院召集病人们开大会小会，医生也会明里暗里、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地抨击他们的恋情。即使无法将他们分开，也要补上一嘴：“就你们俩？做梦去吧！”康复院里的医护仿佛变身成为中学里抓早恋的教导主任，而徐为和春春把一切阻拦当作耳旁风，硬生生顶住了一切压力。春春说：“这一路，是我们闯出来的！”她一向腼腆，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和教导主任斗智斗勇、最终因爱得胜的高中女生，眼睛里闪着星星。丘比特之箭在徐为的长远规划上打了一个转向。但徐为并没有因为爱情就打算放弃逃跑，只是计划有变，他决心要两个人一起出去。八想要两个人一起逃出去，徐为之前的长远规划就要修改。首先是要存钱，最主要的是存钱。在徐为看来，最重要的就是钱，钱，钱。在之前的规划里，钱还没有那么重要。如果逃出去，自己一个人到东到西没有牵挂，只要有一点钱不至于饿死就可以。但有了春春，一切就不一样了。在新规划里，他们出去肯定不可能很快找到工作，所以要有一笔存款让他们能够租房子，买好一点的衣服……徐为自己不介意风餐露宿，但他一定要让春春干净体面、有个屋檐。于是徐为想尽一切办法在存钱的路上狂奔。一边是节流，徐为基本不怎么用钱，连烟都抽得少了。食堂里卖五块钱一份的水果，别的病友一天吃两三份，徐为就买一份，给春春吃。一边是开源，徐为的香烟贸易已是康复院里的老字号，每一单赚三块五块，他又利用自己的人脉开拓了餐饮业务——帮病友从康复院外面买生煎点心带进来，每一单赚一块两块。多年以后，当春春被问到，当时怎么就这么相信徐为，怎么就不担心他卷走他们一起存下的钱自己远走高飞呢？春春只是笑。老徐每天会和春春报告说我们存下多少钱了，存到多少钱我们就出去。和徐为不一样，春春家里人会定期过来探访，想要出去不会那么难。可是她家人当时无法接受她在康复病院里遇到的爱人。所以，春春还是死心塌地地决定和徐为一起逃跑。除了钱，徐为的长远规划里还有一件头等大事——自由出入康复院的特权，还得是两个人的。这样的特权必然能让逃跑大计如虎添翼，但这种特权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徐为苦心经营的模范病人人设再一次起了作用。有一次，康复院的护士选中了徐为让他陪同病友外出看病。这，就是特权的开始。康复院地处偏僻，每次有病友要出去看病的时候，徐为都要走到附近的大马路上去帮护士和病友打车，到了医院以后，挂号一类的事也都由徐为包办。虽然心中切切渴望的自由就近在咫尺，但徐为还是稳稳地沉住了气，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想要借机逃走的样子。一次、两次，当徐为每次协助护士陪病友外出看病，办好事又规规矩矩地回来的一年多以后，徐为自己终于有了外出的特权。跟医生护士打一声招呼，他就可以出去溜达一圈，帮病友买一点生煎点心，只要当天回来就可以了。他还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康复院附近两家不同的银行，给自己办好两张银行卡，把之前和春春一起攒下的钱存进了不同的银行卡里。走得最远的一次，他搭上地铁，直奔市中心。这也是徐为长远规划里的一部分，去市中心的核心任务是购物。他给自己和春春买了几件比较贵的衣服，又花了300多块钱给春春买了一双好一点的皮鞋。徐为觉得逃出去以后至少要穿得像个正常人，不能让别人一看就猜到是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除了置办正常人的行头，徐为还做了一项重大的投资——买手机。那时，他们两人靠着这里一块那里两块的攒钱，每个月最多只能攒几百块，花钱的时候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但在买手机这件事上，徐为毫不含糊，大手笔斥巨资1980块，买了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康复院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更没有哪个病友有手机。在这样一个被信息时代遗忘的小世界里，拥有一部智能手机的徐为简直像一个高科技傍身的未来人。为什么要一下花掉几个月才能攒下的钱去买一部智能手机？这里面有徐为的深谋远虑。要想顺利出去，他们就需要随时关注新闻，万一新闻里“通缉”他们了，他们就要赶快想对策。所以，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并不是奢侈品，而是他们的刚需。在那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情让徐为非常伤脑筋：“我是有特权的，可以随便进进出出，可是我要怎么带着春春这么一个大活人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一起出去呢？”绞尽脑汁，他们俩想出了一个点子：买早点。徐为长期在康复院里发展餐饮业务，他出去买个早点顺便帮病友带一点，谁都不会觉得奇怪。他决定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在买早点的时候带着春春一起出去。有一天凌晨四点半，徐为和春春走到康复院门口，跟门房的值班阿姨说，他们肚子饿了，要出去买早点。值班阿姨知道，徐为出去买早点是正常的，可他要带着春春一起去，就不符合规定了。但那时他俩恋爱已经四年多，是康复院里的模范情侣。值班阿姨便全当是热恋中的小情侣黏着对方，睁只眼闭只眼地放他们出去了。致力于长远规划的徐为当然不会在第一次买早点的时候就带着春春有去无回。他们不仅规规矩矩地回了康复院，还给值班阿姨带了一份早点。从那以后，他们每天都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一起出去买早点，每次都给值班阿姨带一点，每一次买完都规规矩矩地回来。就这样，他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让所有的值班阿姨都习惯了他们凌晨四点半一起出去买早点的行为，并且相信他们只是单纯地出去买早点，一定有去有回。有了必要的装备和特权，徐为开始担心他和春春的身体。要有好的体能，这是顺利出逃的本钱。大约在2010年前后，徐为就在康复院里放出风声说：“哎，我这身体也是越来越差了，是时候要锻炼锻炼了啊。”放了一阵风后，徐为和春春便开始在康复院里锻炼身体。他们不敢一下子锻炼起来，怕这变化太大，引起医生和护士的怀疑。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每天早晨绕着康复院的小操场跑半个小时。等医生和护士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他们每天跑步的行为后，他们再循序渐进地增加强度，最厉害的时候每天跑上六七圈。那时自徐为和春春启动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起已经过去了五个春秋。他们用五年的时间，基本落实了出逃大计里的每一个环节——攒下了近三万块钱、买了智能手机、有像样的衣服裤子、能在早晨四点半手牵手光明正大地走出康复院。最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在一起，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在这五年间，徐为其实有无数的机会独自远走高飞。他有自由走出康复院的特权，身上有身份证、银行卡、手机、钱。若是换上一套像正常人的衣服，隐没进康复院外的滚滚人潮里再也不回头，或许也就从此自由了——那是徐为渴求了很久的自由世界。只是那个自由世界里没有春春，他便一直没有进去。九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这是徐为和春春准备出逃的日子。那时候火车实名制刚刚推行，徐为用手机上网查到春节假期结束的第一天，买火车票没有严格的实名制。他们的目的地是广州，因为那里的冬天暖和，不用花很多钱买厚的衣服裤子。生活也相对便宜，实在碰到困难找不到住处，还有可能在外面扛一扛，不像寒冷的城市，连躲的地方都没有。出逃前夜，徐为和春春仍然在各自的病房里，脑子里和心里满是兴奋和紧张，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大约凌晨四点，徐为起床，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他们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阿姨打开了康复院的铁门。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不一样的是，他们心里知道，这将是一次有去无回的“买早点”。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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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疯人院》一出康复院的大门，他们便立刻到附近的大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银行的ATM机。徐为从两张银行卡里共取了一万八千块，加上他们手里原有现金，总共有差不多三万块。他一早就想好，出逃的时候不能用银行卡，要用现金，这样才不容易被人找到。取完钱，他们又拦了一辆出租车，冲向上海南站。到达南站的售票处，他们买到了早晨9点10分发车前往广州的火车票。一切都如徐为计划的那样，一气呵成、畅通无阻。终于，徐为和春春一起逃出了康复院，真真切切地站在距康复院十几公里的上海南站里，手里攥着南下广州的车票。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此刻已经完成了99%，就等时候到了，火车进站。一旦踏上那辆火车，从此都是自由。早春凌晨的上海南站还是漆黑一片，大部分店都没有开。徐为和春春觉得又冷又饿，就在车站小卖部里买了两碗泡面，果腹、取暖。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和凌晨出逃的一路颠簸，之前的兴奋和紧张在此刻都化作疲乏困倦朝他们涌来。他们坐在南站候车厅的座椅上，渐渐打起了瞌睡。徐为在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他想：“我们不应该坐在固定的地方啊，我们应该换位置，应该不断地绕着南站兜兜逛逛，只有这样，我们才不容易被人发现，才安全。”可是他实在太困了，一点都挪不动了。好像又有人在他脑子里打出一行字幕：“不能坐在这里了，有人在找我们。”可是他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和春春就这样在上海南站候车室的椅子上睡着了。他们被人推醒的时候大约是早晨七点。睁开眼，站在面前的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人——康复院的医生。医生边上还有一个护士，两个人，也没有说话，就站在他们两个人面前。这些年的一切都戛然而止，没有人能明白徐为和春春在那一刻所体会到的绝望。徐为对春春说：“安静一点，跟他们走。他们只要指着我们大喊一声精神病，我们硬逃也不可能逃掉。”十徐为和春春被医生抓回康复院。他们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第一间，24小时候不关灯，另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最后一间，24小时不开灯。徐为被关在不关灯的那间，晚上也明晃晃的，根本睡不好觉。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他就在房间里跑步，跑房间的对角线。康复院里医护们勒令徐为和春春分手，否则就一直关禁闭。他们俩被分开紧闭，没办法互相通气，但都态度坚决：“我们绝对不分手。”医护拗不过他们，关了一个星期后，就把他们放出来了。靠自己逃不出去，徐为便开始联系媒体。他给各个大小媒体打了一轮电话，只要是能查到号码的，他都打了一遍。有一些根本不理他，有一些告诉他会找记者跟进，但之后就没有记者再来联系他。他又去找残联，希望残联能够帮助他出院。但是残联的负责人对他说：“你是精神病人，你要叫你的监护人和我谈。”徐为听了觉得荒谬，就是监护人把他送进来的，怎么会愿意接他走？早在很多年前徐为就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了。但是，康复院的惯例是“谁送来谁接走”——谁把人送进这康复院，谁就是康复院认定的监护人，即便一个人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只要监护人不肯接走，康复院就不会放人。当初把徐为送进康复院的是他的父亲。父亲在2008年去世以后，康复院就认定徐为的大哥是他的监护人。从此，徐为能不能出院，就由大哥说了算。康复院和大哥联系过很多次，告诉他徐为能够出院了。但是大哥的态度决绝——不接，就是不接。他们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两套房子，徐为的大哥把两套房子出租，租金都收在自己手里。如果徐为一直住在康复院里，大哥就能一直收租，在康复院里的徐为连租金的影子都摸不到。徐为又开始找律师，希望法律能够把他捞出去。但很多律师一听说是一个精神病人要打官司告自己的监护人，就像听到痴人说梦一样。也有律师来到康复院，声称可以帮助他，开价一万一千块，却连个正式的合同都没有拿出来。徐为还是愿意给他钱，想就当买个希望吧。康复院里的护士都看不下去了，硬是帮徐为把钱要了回来。后来又来了一个律师，先开价5000块，后追加了2000，依然没有签合同，只给徐为写了一个收据。收了钱之后，这个律师便潦潦草草地帮徐为打了一个官司，结果就是正式把徐为的监护权正式判给了他大哥。就在徐为恨不能挖地三尺找到一个能帮助他出院的人的时候，康复院的院长也没有闲着。有了那次逃亡未遂事件后，康复院的院长觉得徐为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要是他再逃多几次，康复院也吃不消。于是，院长也开始想办法，希望有人能接徐为出院。大哥不愿意接，甚至立下字据说，把徐为关在康复院里，出了什么事情他负责。徐为的二哥生活在外地，又说自己身体欠佳，没有能力照顾徐为，还是让他呆在康复院里吧。徐为家所在的居委会表示，小区里住着几个精神病人了，没有能力再多照顾一个，还是让徐为住在康复院里比较好。没有人愿意帮助徐为出院，院长便死心了。徐为还没有死心。见识过了冷漠的媒体、死胡同里的残联、牛鬼蛇神一般的各路律师，又输掉了一个官司，徐为确实一度陷入绝望。但后来，他听说有一部《精神卫生法》即将出台，法律第五条里写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徐为觉得这部法律可能会对他有帮助，希望又被点燃了。顺着这个方向，徐为找到了一家关注《精神卫生法》的公益机构，也就是我当时实习的单位，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走正规的法律途径争取出院。2013年的时候，我们给徐为联系了一位愿意免费代理徐为案子的律师，他专门去康复院里和徐为签了一份合同，徐为将康复院和他大哥告上法院。2013年9月17日，法律程序启动。2013年12月20日，法院送达立案通知书。从立案到一审开庭，用了大半年。一审法院原定于2014年11月25日宣判，结果跳票了。一直等到2015年4月，同事告诉我，徐为的案子终于要判了。我觉得徐为应该是稳赢的，医院有记录证明徐为早已符合出院的标准，而徐为的大哥和他有利益冲突，这些事实都太清楚不过了。法律和舆论也在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徐为的官司被称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之前那些对他不理不睬的媒体都开始报道他，甚至有人来康复院看望他。徐为的案子一打就是两年，我已经结束了公益机构的坐班实习开始在国外念书。判决日前夜，我想自己早晨起床的时候，同事们应该已经在庆祝徐为胜诉了。可是一觉醒来，我只看到一张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徐为其人的样子。照片里，徐为站在康复院的铁门内，他个子很高，头发有点灰白了。他双脚并拢，认认真真地站着，但背已经有一点驼了。他的律师站在康复院的铁门外，向他送达一审判决书，徐为败诉。法院认定徐为住在康复院里是合理的，大哥作为徐为的监护人，将徐为安置在康复院里就已经尽到了作为监护人的职责，再一次将徐为能否出院的决定权交在大哥手里。徐为不服，上诉。二审依然败诉。徐为仍不服，于是他的律师申请再审，申请抗诉。直到2016年5月，徐为和他的律师走完了所有可走的法律程序，彻彻底底以失败告终。法院认为，如果监护人不同意，那带着精神病人帽子的徐为就应该继续留在康复院里。判决书里罗列了诸多理由，但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部分人在一件事上的高度一致——毕竟是个精神病人啊，放出来了，万一出事呢？那之后，当我和别人讲起徐为的故事，忽然发现故事的开头已经从十年变成了：“我跟你说一个很传奇的人，他在精神康复院里住了快14年……”我不再关心徐为到底能不能出来，更想知道的是，在这漫长的诉讼里，在这一波接一波的等待和失望里，他会不会被击垮？当年围在一起感叹的同事们都在各自的生活里飞快地奔跑——有人结婚，有人生子，有人去远方继续学业。似乎只有徐为被困在了一个时间停滞的平行世界里，日复一日的康复院生活依然没有尽头。十一2015年和2016年，是徐为迄今为止的生命里最难熬的两年。为了出院，他把康复院和自己的大哥告上法庭。和大哥对簿公堂，亲情从此就断了。和康复院对簿公堂，但徐为还住在康复院里，双方就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博弈。整个官司以失败告终，徐为仿佛听见康复院的铁门“哐当”一声关上，彻彻底底、严严实实地把自由世界关在了这铁门外，出也出不去，活也活不好，死又死不了。还记得1994年时，徐为曾在澳洲落难，赌博输光了所有的钱、独在异乡没有亲朋、没有住处。他想着去流浪当乞丐，结果发现地广人稀的澳洲对乞丐也不友好，流浪了半天也看不到人和车，乞丐都活不下去。但相比起被困在康复院里有吃有住的日子，徐为觉得，还是1994年落难的时候好，那时毕竟有自由。唯一的慰藉是春春一直陪在他身边。他们在一起十年，如果没有春春，徐为也许早就想办法死掉算了。十年前，当他第一次看到春春的时候，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还像个孩子的姑娘会在多年后成为他活下去的支点。2016年，徐为找到他的律师，他还是要争取出院，再试一次，最后一次。律师把所有可能的方法都想了个遍，最终和徐为决定，再启动一个法律程序，要求法院撤销大哥的监护权。如果能够把大哥对徐为的监护权整个端走，那能否出院的决定权就能回到徐为自己手上。在这个程序里，最关键的一环是徐为要做一次司法鉴定，只有当他被鉴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后面的路才能走通。对于这个鉴定，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在徐为之前打的两场官司里，他已经被鉴定过两次了，两次的结果都不理想。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一旦被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就没有什么人能顺利通过这个鉴定。但在2017年7月6日，徐为从最初在精神康复院里发展香烟贸易、开拓餐饮业务，到后来成为康复院里第一个谈恋爱的人、第一个用智能手机的人、第一个带着另一个大活人光明正大逃跑的人、第一个聘请律师的人，变成了第一个被鉴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徐为拿到的司法鉴定结果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被鉴定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缓解，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走到这一步，他坚持了15年。但徐为并不着急正式出院，他还在康复院里多呆了两个多月。并不是因为他留恋这生活了15年的康复院，也不是因为他做事拖延。他心里比谁都急，怕夜长梦多，怕院长变卦，怕那个来之不易的鉴定结果失效。但他还是要留在康复院里，因为春春出院的事情还没有解决。他一定坚持要两个人一起走。徐为说，如果他一个人出来了，春春在里面关一辈子，要受苦，他在外面也要苦一辈子。春春的监护人是她的哥哥，没时间照顾她，所以不同意春春出院。律师出了个主意把春春的监护人变更成她的儿子，最终在2017年9月26日春春也拿到了出院的获准，慢慢的春春家人也开始接受这一段爱情长跑。徐为和春春终于实现了一起出院的大目标。9月27日，在律师和春春家人的陪同下，他们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昂首挺胸地走出康复院的大铁门。从铁门的这一边走到那一边，不过就是一步，两步。但他们一起走了十多年，才走到铁门外。还好，经过了这十多年，他们仍然一起走。从今以后，他们有自由，两个人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新天新地，一切都是新的了。两天后，徐为记录下了他这一天的生活：“今天东西差不多买全了，开始自己做饭吃。今天买了一把空心菜6元一斤，二个灯笼青椒7元一斤，一块鸡胸10元一斤花了4.5元，一点姜一个大蒜头3元，2斤鸡蛋每斤5元，一瓶烧菜酒5元。总共差不多花了40元。平常日子真好。”（为保护主人公隐私，徐为、春春已化名）作者 | 溪树，文章是转载，侵删！此时你马上脱光裤叉子，对方会强逼你穿上，而你誓死不从，问为何？你可告之曰:穿上裤子，还象病人吗？哈哈哈，你就按此办法吧这很简单药吃时压在舌头下面，等人走了再吐出来，什么电击呀忍受住，和其它病人相处时也当装病。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不是神经病，好人药一吃也变安静目光，但你老实不狂暴也不用打镇定剂。精神病院住院很昂贵，医生也无法签定是否正常，然后，治好出院，但逃路是图然的。我去过这医院几次，天才和疯子一线之隔。病人说真话。 来说一个真实的实验:8个正常的“假病人”进入精神病院后，没有一个人能自证正常，他们大多被视为重症患者1969至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森汉就隐蔽的进行了一次伟大的不正常实验：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当正常人在不正常的地方）。实验过程是有趣的，同是又是令人不安的。具体计划为：罗森汉恩教授招募了8名正常人，5男3女，8人中包括1名研究生、3名心理学家、1名儿科医生、1名精神病学家、1名家庭主妇和1名画家。8个人相继以“假病人”的身份潜入12所精神病院。罗森汉注意到身边有些人为了避免参战而假装疯狂。这些人已经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但他们在之前的生活中没有表现出任何精神错乱的迹象。罗森汉好奇地想，装成一个精神病人是不是那么容易。按照罗森汉的要求，这8位假病人成功进入精神病院后，不再装疯，而是按照正常行为的标准生活，并偷偷记录下他们接受治疗的过程，以及其他精神病人的状况，以观察精神病人和医护人员如何看待"正常行为"。令罗森汉惊讶的是，他们进入精神病院后表现正常，却被视为重症患者。刚开始，他们会躲在角落里躲避人写写画画，后来发现完全没有必要，写了什么也没人来检查，医护人员也只是把这当成他们发病的症状之一。本来他们接受治疗的计划只有20天左右，但他们进医院前几天就对医护人员说："其实我没病，我是装病，你们要检验一下入院标准。"据此，医院认为，他们的情况非常严重，不仅有幻听，还有"偏执幻想"、说谎、极端病态的表现倾向。于是8人的治疗期延长到50天，50天后他们不再说自己是装病，而是承认自己确实有病。又观察了30天后，医院放了他们。让罗森汉感到好笑的是，他们被放出来的原因并不是医院判定他们正常，而是他们的"症状"有所改善。因为这个实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的问题，精神病医院里正常人和疯子的界限模糊，一旦被贴上"疯子"的标签，其正常行为也会被视为疯子行为，造假者甚至无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根本就是就事论事。所以一个正常人要是在精神病院里面待三年的话，真是结局难料啊。这三年内要是吃药也能把自己吃傻了吧。以下的故事告诉你，一个在精神病院关了17年的人，是怎么样自救成功的。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凌晨四点，徐为准时起床，把最好的衣服和鞋子一一穿上，脑子里一遍遍彩排接下来会发生的所有可能性和要注意的细节。另一间房间里，他的女友春春也已准备妥当。半个小时后，徐为和春春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他们将要敲开值班室的门，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每天都严格遵守这个流程：凌晨四点起床，四点半一起走到康复院门口，等值班阿姨开门放他们出去买早点。按照惯例，值班阿姨会打开铁门，让他们出去。因为她知道，他们不久后就会回来，并且多带一份早点给自己。早春的上海，凌晨仍是簌簌的冷。徐为和春春紧紧挨着站在铁门前，徐为个子很高，像小学生一样双脚并拢站地笔直，但仍然挡不住已经微微驼起的背。他紧紧攥着女友的手，放在自己身后。此刻，他们正盯着铁门上的锁，心里无比紧张。就在这扇铁门边上的墙上，有一块方形的金属牌子，上面写着：“精神康复院。”为这一刻，他们已经准备了十年。今天，值班阿姨会照例给他们开门吗？二2000年10月，徐为乘坐的飞机落地广州白云机场。大约是更早的10年前，他拿着中专文凭钻进出国潮。刚落地澳洲，发现报读的语言学校是山寨的，交了钱的住处也联系不上，还没有开始新生活，就背上了黑身份。10年间，徐为一边打黑工，一边争取合法居留，但最终还是被遣送，蹭上了一张免费的回国机票。徐为并不想回上海老家。在国外什么名堂都没有混出来，碰到熟人肯定觉得丢脸。倒不如就留在广州，把日子过好一点再回去。但是那种感觉又来了。他脑子里抑制不住地出现了一行字幕：“这里不该有这么多人呀，这里面好像有人在跟着我。”周围的人好像都在偷看他、试图包围他，走近又像没什么事一样散开了。徐为很希望能够抓住一个人问：“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跟着我？”再细看，周围都只是行色匆匆的路人。这种感觉对于徐为已不再陌生了，仍让他感到惊慌无措。于是他决定回上海。就这样，十年之中不曾与家里有很多联系的徐为，空降回家。回到家，徐为开始为自己在澳洲的经历申诉，前前后后跑了澳大利亚领事馆、华侨办公室、外事办等好几个部门，但到都没有音信。他经常打电话给在澳洲的朋友，电话费都花了两千多块钱。徐为的大哥看到他这种焦躁的状态，觉得他一定是在国外把脑子呆坏掉了，发精神病了。2001年春节过后不久，徐为刚回家不到一年，就被大哥和父亲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这是徐为第一次入院，在那里，他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三这种被跟踪的感觉早在1994年，徐为还在澳洲的时候就出现了。布里斯班的木星赌场，在连续三个半月里，徐为像有了金手指一样，逢赌必赢，每次至少赢5000澳币，几个月里徐为赢了20多万澳币。那时他想赢到30万就回国，家里兄弟三人每人都能分到10万澳币。但就像过山车，爬到顶峰后接着便是急转直下，而徐为在赌场里坐的这趟过山车，顶峰就是20多万。那天徐为又一次干脆利落地赢了近2万块。他想乘胜追击，但突然感觉到牌桌上有人出千作假，随着作假的小动作，牌势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冲着他来的。有一股不可抗的力量在他眼前，要把刚才的好牌和好运一笔一笔地抹去。他乱了阵脚，把大把大把筹码推上牌桌，一直输，输光了手里的钱，还去银行取了钱，回到牌桌上继续输。就这样，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个月赢来的钱转眼成空。赌桌上的输赢只是一时，但那种感觉却溢出赌场，渗入到生活的其它方面。他去找工作，觉得是有人在背后帮助他，安排他找到了这份工作；他走在路上，就感觉有人跟踪他；他打电话，感觉电话被监听了……如果说最初在赌桌上的那种感觉只是一个小雪球，那么这个小雪球很快就如失控一般越滚越大。徐为开始觉得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人操控，每一件事情之间都有联系。即便是那些早已模糊的往事和故人，再想起来似乎也都有不寻常的隐喻。这种感觉渐渐把他的记忆、猜测和确有的经历都杂糅到了一起。别人都说徐为病了，精神病，但他自己不这样认为。真正有精神病的人会确信自己感觉到的就是真实发生的，但他并没有这么确信。徐为的这些感觉都只是猜测——可能是有人在监视我，可能是有人帮我安排了工作……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猜测。他渐渐被巨大的谜团所围困，即便在“有没有病”这件事上，他都不是百分百确定。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没有病，有时候又会问这到底是不是因为他有病。但在别人看来，这就是精神病，最多也只是病得轻和病得重的区别。四2001年春，徐为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那是一家二级医院，入院后有诊断，有医生开药，每隔几天医生都会和病人谈谈，家属随时可以来访，看起来非常正规。但就是这样一家医院，在徐为入院的第一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小护士要给徐为打针，他不肯，于是来了另一个人把徐为打了一顿，痛得他睡都睡不着。挨了这顿打，徐为就获得了住院的第一条攻略：如果不想挨打，自己就得太平一点，不能跟人家搞事情。徐为逐步意识到精神病院其实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独立王国。医生和护士是顶层阶级。医生掌握着开药的大权，谁不听话就给谁多吃点药。与病人接触最频繁的是护士，从二十几岁到四五十岁的都有，像帝王一样。有一次，一位病友说话稍微大声了一点，年轻的小护士立刻转过头，脸一板，说：“你知道规矩的啊。”声音不大，但那个病友马上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了。领教了几次医生护士的威严，徐为就获得了在这里住院的第二条攻略：医生护士说什么都必须听，不听不行。位于独立王国第二阶层的是病头——就像监狱大牢里有牢头，精神病院里有病头，病头就是那些享有特权的病人。那些听护士的话，让护士比较看重的人才能成为病头。徐为入院第一天不肯打针的时候，就是医生叫病头把徐为打了一顿。医生和护士让病头做一点上不了台面的事，而病头多少能从医生护士那里得一点好处。至于底层的病人能不能团结一致反抗呢？基本是不可能的。徐为刚入院不久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病友和病头吵架，病头动手打了这个病友。医生护士没有惩罚打人的病头，而是把被打的年轻病友送上电麻椅。当时，住院经验还不丰富的徐为仍有勇气说两句公道话。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打抱不平地和医生说：“明明他是被打的，你们放着打人的人不管，让被打的坐电麻椅，你们讲不讲道理？”但只有徐为胆子大，其他病友都不敢作声。后来住院的经验值高了，徐为也就认清了在这个独立王国里并没有道理二字。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徐为也不作声了。病友怪他：“你为什么不来帮我？”他说：“我来帮你也起不到作用呀，只是多一个人被打而已。”这是徐为记下的第三条住院攻略：作为一个底层病人，只能昧着良心、事不关己。那能不能向前来探访的家属求助呢？经徐为观察，十个人里面九个人的家属是不会给予帮助的——家属就是想把人关在医院里，他们不会管人会不会在医院里被打。太太平平地住了一年，治疗得差不多了，医生对他说：“你可以走了。”没有人来接徐为，医院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有人来接才能让他出院。那时是2002年，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一年的徐为问别人借了一块钱，独自出院，坐公车回家了。如果那时他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一定会感叹这一次住院的时间之短，更会惊讶这一次出院是如此简单。五出院后，徐为和父亲住在一起，找了一份在工厂车间的工作，每个月1500块钱。后来在涨工资的事情上和老板没谈拢，这份工作也就不做了。徐为阔别家乡十年，父子感情本来就比较淡漠。父亲在心里怪责他不珍惜工作的机会。徐为则不满父亲把日子过得糟心，连续三个月都吃青菜豆腐冬瓜汤不带一点变化。在2003年7月的一天，父子之间发生了争吵，直接导致徐为第二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那场争吵之后，父亲去找了居委会。不知是因为争吵真的过于激烈，还是因为居委会一听说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住过精神病院的人”，就觉得如临大敌，居委会又找了派出所。最后，父亲、哥哥、居委会和派出所一起把徐为送去了精神病院。看到这么大的阵仗，徐为自知没有能力反抗，便识相地跟着走了。这一次，他被送去了一个离家很远的精神康复院。入院的那天，只办了简单的手续，父亲和哥哥就走了。医生把他送进康复院的第一间小屋子，收走了他身上的三五百块钱，把门一关，就不管他了。这间房间里就一张床，外面有铁门，徐为在里面住了一个多星期。一有机会他就问医生：“我到底有什么病？”医生不搭理他。不过药倒是很快跟上了，徐为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吃的是氯丙嗪，这一次就继续吃氯丙嗪。在徐为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问下，医生勉强对徐为进行了一次会诊。但就随便问了点问题，也没出什么结果。会诊之后，徐为被分到了普通病房，和几个病友合住。这家精神康复院和徐为第一次住的那家精神病院挺不一样。康复院里的诊断和治疗都没有那么正规，但整体上也没有那种等级森严的气氛。康复院对病人的管理比较松散，病友们平时能抽抽烟，病友之间还能做一点倒卖香烟的小生意。如果说之前那家医院是为了治病，这家则更像是精神病人的长期收容所。一开始，居委会的人会陪父亲来康复院探访。每次他们来，徐为都会强烈要求出院回家。居委会的阿姨嘴上答应帮他看看，但看着看着连人也不出现了。父亲年纪大，不认识去康复院的路，没有居委会的人陪着，便也不来了。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中午11点午饭后午休，下午1点半起床，3点45分吃晚饭，4点回房睡觉，算下来一天要睡超过14个小时。徐为就在这样的作息里开始了看不到尽头的康复院生活。住在这里面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每天睡超过14个小时，再正常的人都能睡出精神病来；如果不睡觉，在白墙四壁的房间里就只能发呆瞎想，想多了精神病就更严重了。有时他觉得康复院的作息并不是为了帮助里面的人康复，而是在卖力地为康复院存在的意义服务。看不到出路的徐为想到了逃。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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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疯人院》但徐为觉得那些被抓回来的病友都是脑子一热就翻墙出去了，身上没钱，脑子里没计划，在街上游荡两天，没有吃没有住，想想还是回来吧。还有一些病友是逃回家的，没两天又被家人送回来了。看多了这种出逃未遂，徐为便明白，即使翻过了康复院的墙头逃出去，外面还有看不见的墙头等着他。如果想逃出去，在外面生根，永远不回来，就要沉住气，长远规划，缜密安排。六长远规划的第一步，就是要在康复院里活成一个模范病人的样子。对住精神病院已颇有门道的徐为知道，只有活成一个人畜无害的模范病人，后面的一切才有可能。在康复院里有一位自建立之初就住进来的资深病友，平时兼任康复院的总务——负责给病人发发东西，分分点心。总务是个外开放的病友，周末可以回家，周末结束再自行回来。随着康复院里病人数量增多，总务需要一个帮手，这就选中了模范病人徐为。徐为开始帮总务做事，渐渐就像康复院里的半个工作人员，也和医生护士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医患之间的人际关系。有了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人际关系，徐为的长远规划第一阶段进行得顺利。长远规划的第二步，是要拿回自己的证件。徐为的身份证在入院的那天就被收走了。他知道，要想在逃出去之后顺利地生活，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证件拿回来。因为早早就怀有这样的想法，当康复院组织病人重拍身份证照片的时候，徐为立刻抓住机会，拿回了自己的身份证。除了运气之外，也多亏了好病友人设让康复院的医护们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对他的戒心。长远规划的第三步，钱。钱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过去那些逃出去又被送回来的病友，多半是因为身上没有钱，所以无法在外面独自生活。但是，在康复院里要怎么挣钱呢？病友们之间最抢手的东西是香烟。康复院里物资匮乏，连个小卖部都没有，想要抽烟，就只能想办法从康复院外买进来。徐为看准了这个商机，靠着给总务做帮手时建立起来的人脉，拜托护士们和总务帮他买烟带进康复院，他再把这些烟转手卖给病友，从中赚个差价。在康复院里，香烟几乎就是硬通货。所以买烟这个特权不仅让徐为赚到了钱，也让他在病友中有了威望。除了香烟贸易，徐为还承接了康复院上下200多号病人的理发业务。起初，院长说一个月给徐为30块钱作为理发补贴。徐为掐指一算，觉得太少，一个月30块，买烟都不够。他就去和院长谈价钱，说全院200多个头都是我理，少说也要给我一天一包大前门吧。软磨硬泡下，院长答应每个月给他60块。给200多个人理发，每个月只收60块，这样的事情若是放到康复院外面，简直不敢想象。但对于康复院里的徐为而言，这却是来之不易的、通往自由之路的铺路石有了身份，有了人脉，有了特权，有了威望，还有一点小钱的徐为成为了康复院里的病头。但徐为并不贪恋这康复院铁门内的荣华富贵，他始终记得自己最初的念头，要走到这铁门外，获得真正的自由。七2005年，徐为正在自己长远规划的上艰难前行。4月的一天，他和总务站在院子里，看见一辆车停在康复院的铁门外，一个工作人员正把一个年轻姑娘一把从车里拽下来。有经验的病友都知道，那个被拽下来的姑娘即将加入他们。徐为第一眼看到那个姑娘时觉得她还像个孩子，就跟总务说：“哎呀，怎么连小孩子都送进来。”后来别的病友告诉他，这个新同伴只是显得小，其实已经结过婚又离了婚，孩子都16岁啦。这个新病友就是春春。她看起来确实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带着一点婴儿肥，有一双笑起来弯弯的眼睛，说起话来温柔腼腆，就像春天树林里毛茸茸的小兔子。后来，春春成为了徐为的女朋友，二人在康复院里同甘共苦地相伴了十多年。徐为的说他和春春属于一见钟情。如果他们相信丘比特的存在，2005年的那个春天，一定有一个瞬间，他的心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两人分开住在不同的病房，只能每天放风的时候在一起玩。康复院里的小花园、小操场、还有徐为和总务干活的总务室都是他们约会的地方。徐为干活的时候也会带上春春，两个人配合起来做事麻利，时不时会故作嫌弃地对形单影只的总务说：“你怎么这么磨蹭！”丘比特之箭不仅连起了两个人的心，也让康复院里的医护们乱了一下方寸——公然在精神康复院里谈恋爱，这可是件大事。医护们团结一心要让这样的事情空前并且绝后。于是，护士们每次看到徐为和春春坐在一起，就会说：“分开，不能坐在一起！”医生们更凶，每次康复院召集病人们开大会小会，医生也会明里暗里、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地抨击他们的恋情。即使无法将他们分开，也要补上一嘴：“就你们俩？做梦去吧！”康复院里的医护仿佛变身成为中学里抓早恋的教导主任，而徐为和春春把一切阻拦当作耳旁风，硬生生顶住了一切压力。春春说：“这一路，是我们闯出来的！”她一向腼腆，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和教导主任斗智斗勇、最终因爱得胜的高中女生，眼睛里闪着星星。丘比特之箭在徐为的长远规划上打了一个转向。但徐为并没有因为爱情就打算放弃逃跑，只是计划有变，他决心要两个人一起出去。八想要两个人一起逃出去，徐为之前的长远规划就要修改。首先是要存钱，最主要的是存钱。在徐为看来，最重要的就是钱，钱，钱。在之前的规划里，钱还没有那么重要。如果逃出去，自己一个人到东到西没有牵挂，只要有一点钱不至于饿死就可以。但有了春春，一切就不一样了。在新规划里，他们出去肯定不可能很快找到工作，所以要有一笔存款让他们能够租房子，买好一点的衣服……徐为自己不介意风餐露宿，但他一定要让春春干净体面、有个屋檐。于是徐为想尽一切办法在存钱的路上狂奔。一边是节流，徐为基本不怎么用钱，连烟都抽得少了。食堂里卖五块钱一份的水果，别的病友一天吃两三份，徐为就买一份，给春春吃。一边是开源，徐为的香烟贸易已是康复院里的老字号，每一单赚三块五块，他又利用自己的人脉开拓了餐饮业务——帮病友从康复院外面买生煎点心带进来，每一单赚一块两块。多年以后，当春春被问到，当时怎么就这么相信徐为，怎么就不担心他卷走他们一起存下的钱自己远走高飞呢？春春只是笑。老徐每天会和春春报告说我们存下多少钱了，存到多少钱我们就出去。和徐为不一样，春春家里人会定期过来探访，想要出去不会那么难。可是她家人当时无法接受她在康复病院里遇到的爱人。所以，春春还是死心塌地地决定和徐为一起逃跑。除了钱，徐为的长远规划里还有一件头等大事——自由出入康复院的特权，还得是两个人的。这样的特权必然能让逃跑大计如虎添翼，但这种特权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徐为苦心经营的模范病人人设再一次起了作用。有一次，康复院的护士选中了徐为让他陪同病友外出看病。这，就是特权的开始。康复院地处偏僻，每次有病友要出去看病的时候，徐为都要走到附近的大马路上去帮护士和病友打车，到了医院以后，挂号一类的事也都由徐为包办。虽然心中切切渴望的自由就近在咫尺，但徐为还是稳稳地沉住了气，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想要借机逃走的样子。一次、两次，当徐为每次协助护士陪病友外出看病，办好事又规规矩矩地回来的一年多以后，徐为自己终于有了外出的特权。跟医生护士打一声招呼，他就可以出去溜达一圈，帮病友买一点生煎点心，只要当天回来就可以了。他还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康复院附近两家不同的银行，给自己办好两张银行卡，把之前和春春一起攒下的钱存进了不同的银行卡里。走得最远的一次，他搭上地铁，直奔市中心。这也是徐为长远规划里的一部分，去市中心的核心任务是购物。他给自己和春春买了几件比较贵的衣服，又花了300多块钱给春春买了一双好一点的皮鞋。徐为觉得逃出去以后至少要穿得像个正常人，不能让别人一看就猜到是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除了置办正常人的行头，徐为还做了一项重大的投资——买手机。那时，他们两人靠着这里一块那里两块的攒钱，每个月最多只能攒几百块，花钱的时候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但在买手机这件事上，徐为毫不含糊，大手笔斥巨资1980块，买了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康复院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更没有哪个病友有手机。在这样一个被信息时代遗忘的小世界里，拥有一部智能手机的徐为简直像一个高科技傍身的未来人。为什么要一下花掉几个月才能攒下的钱去买一部智能手机？这里面有徐为的深谋远虑。要想顺利出去，他们就需要随时关注新闻，万一新闻里“通缉”他们了，他们就要赶快想对策。所以，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并不是奢侈品，而是他们的刚需。在那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情让徐为非常伤脑筋：“我是有特权的，可以随便进进出出，可是我要怎么带着春春这么一个大活人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一起出去呢？”绞尽脑汁，他们俩想出了一个点子：买早点。徐为长期在康复院里发展餐饮业务，他出去买个早点顺便帮病友带一点，谁都不会觉得奇怪。他决定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在买早点的时候带着春春一起出去。有一天凌晨四点半，徐为和春春走到康复院门口，跟门房的值班阿姨说，他们肚子饿了，要出去买早点。值班阿姨知道，徐为出去买早点是正常的，可他要带着春春一起去，就不符合规定了。但那时他俩恋爱已经四年多，是康复院里的模范情侣。值班阿姨便全当是热恋中的小情侣黏着对方，睁只眼闭只眼地放他们出去了。致力于长远规划的徐为当然不会在第一次买早点的时候就带着春春有去无回。他们不仅规规矩矩地回了康复院，还给值班阿姨带了一份早点。从那以后，他们每天都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一起出去买早点，每次都给值班阿姨带一点，每一次买完都规规矩矩地回来。就这样，他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让所有的值班阿姨都习惯了他们凌晨四点半一起出去买早点的行为，并且相信他们只是单纯地出去买早点，一定有去有回。有了必要的装备和特权，徐为开始担心他和春春的身体。要有好的体能，这是顺利出逃的本钱。大约在2010年前后，徐为就在康复院里放出风声说：“哎，我这身体也是越来越差了，是时候要锻炼锻炼了啊。”放了一阵风后，徐为和春春便开始在康复院里锻炼身体。他们不敢一下子锻炼起来，怕这变化太大，引起医生和护士的怀疑。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每天早晨绕着康复院的小操场跑半个小时。等医生和护士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他们每天跑步的行为后，他们再循序渐进地增加强度，最厉害的时候每天跑上六七圈。那时自徐为和春春启动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起已经过去了五个春秋。他们用五年的时间，基本落实了出逃大计里的每一个环节——攒下了近三万块钱、买了智能手机、有像样的衣服裤子、能在早晨四点半手牵手光明正大地走出康复院。最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在一起，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在这五年间，徐为其实有无数的机会独自远走高飞。他有自由走出康复院的特权，身上有身份证、银行卡、手机、钱。若是换上一套像正常人的衣服，隐没进康复院外的滚滚人潮里再也不回头，或许也就从此自由了——那是徐为渴求了很久的自由世界。只是那个自由世界里没有春春，他便一直没有进去。九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这是徐为和春春准备出逃的日子。那时候火车实名制刚刚推行，徐为用手机上网查到春节假期结束的第一天，买火车票没有严格的实名制。他们的目的地是广州，因为那里的冬天暖和，不用花很多钱买厚的衣服裤子。生活也相对便宜，实在碰到困难找不到住处，还有可能在外面扛一扛，不像寒冷的城市，连躲的地方都没有。出逃前夜，徐为和春春仍然在各自的病房里，脑子里和心里满是兴奋和紧张，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大约凌晨四点，徐为起床，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他们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阿姨打开了康复院的铁门。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不一样的是，他们心里知道，这将是一次有去无回的“买早点”。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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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疯人院》一出康复院的大门，他们便立刻到附近的大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银行的ATM机。徐为从两张银行卡里共取了一万八千块，加上他们手里原有现金，总共有差不多三万块。他一早就想好，出逃的时候不能用银行卡，要用现金，这样才不容易被人找到。取完钱，他们又拦了一辆出租车，冲向上海南站。到达南站的售票处，他们买到了早晨9点10分发车前往广州的火车票。一切都如徐为计划的那样，一气呵成、畅通无阻。终于，徐为和春春一起逃出了康复院，真真切切地站在距康复院十几公里的上海南站里，手里攥着南下广州的车票。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此刻已经完成了99%，就等时候到了，火车进站。一旦踏上那辆火车，从此都是自由。早春凌晨的上海南站还是漆黑一片，大部分店都没有开。徐为和春春觉得又冷又饿，就在车站小卖部里买了两碗泡面，果腹、取暖。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和凌晨出逃的一路颠簸，之前的兴奋和紧张在此刻都化作疲乏困倦朝他们涌来。他们坐在南站候车厅的座椅上，渐渐打起了瞌睡。徐为在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他想：“我们不应该坐在固定的地方啊，我们应该换位置，应该不断地绕着南站兜兜逛逛，只有这样，我们才不容易被人发现，才安全。”可是他实在太困了，一点都挪不动了。好像又有人在他脑子里打出一行字幕：“不能坐在这里了，有人在找我们。”可是他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和春春就这样在上海南站候车室的椅子上睡着了。他们被人推醒的时候大约是早晨七点。睁开眼，站在面前的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人——康复院的医生。医生边上还有一个护士，两个人，也没有说话，就站在他们两个人面前。这些年的一切都戛然而止，没有人能明白徐为和春春在那一刻所体会到的绝望。徐为对春春说：“安静一点，跟他们走。他们只要指着我们大喊一声精神病，我们硬逃也不可能逃掉。”十徐为和春春被医生抓回康复院。他们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第一间，24小时候不关灯，另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最后一间，24小时不开灯。徐为被关在不关灯的那间，晚上也明晃晃的，根本睡不好觉。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他就在房间里跑步，跑房间的对角线。康复院里医护们勒令徐为和春春分手，否则就一直关禁闭。他们俩被分开紧闭，没办法互相通气，但都态度坚决：“我们绝对不分手。”医护拗不过他们，关了一个星期后，就把他们放出来了。靠自己逃不出去，徐为便开始联系媒体。他给各个大小媒体打了一轮电话，只要是能查到号码的，他都打了一遍。有一些根本不理他，有一些告诉他会找记者跟进，但之后就没有记者再来联系他。他又去找残联，希望残联能够帮助他出院。但是残联的负责人对他说：“你是精神病人，你要叫你的监护人和我谈。”徐为听了觉得荒谬，就是监护人把他送进来的，怎么会愿意接他走？早在很多年前徐为就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了。但是，康复院的惯例是“谁送来谁接走”——谁把人送进这康复院，谁就是康复院认定的监护人，即便一个人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只要监护人不肯接走，康复院就不会放人。当初把徐为送进康复院的是他的父亲。父亲在2008年去世以后，康复院就认定徐为的大哥是他的监护人。从此，徐为能不能出院，就由大哥说了算。康复院和大哥联系过很多次，告诉他徐为能够出院了。但是大哥的态度决绝——不接，就是不接。他们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两套房子，徐为的大哥把两套房子出租，租金都收在自己手里。如果徐为一直住在康复院里，大哥就能一直收租，在康复院里的徐为连租金的影子都摸不到。徐为又开始找律师，希望法律能够把他捞出去。但很多律师一听说是一个精神病人要打官司告自己的监护人，就像听到痴人说梦一样。也有律师来到康复院，声称可以帮助他，开价一万一千块，却连个正式的合同都没有拿出来。徐为还是愿意给他钱，想就当买个希望吧。康复院里的护士都看不下去了，硬是帮徐为把钱要了回来。后来又来了一个律师，先开价5000块，后追加了2000，依然没有签合同，只给徐为写了一个收据。收了钱之后，这个律师便潦潦草草地帮徐为打了一个官司，结果就是正式把徐为的监护权正式判给了他大哥。就在徐为恨不能挖地三尺找到一个能帮助他出院的人的时候，康复院的院长也没有闲着。有了那次逃亡未遂事件后，康复院的院长觉得徐为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要是他再逃多几次，康复院也吃不消。于是，院长也开始想办法，希望有人能接徐为出院。大哥不愿意接，甚至立下字据说，把徐为关在康复院里，出了什么事情他负责。徐为的二哥生活在外地，又说自己身体欠佳，没有能力照顾徐为，还是让他呆在康复院里吧。徐为家所在的居委会表示，小区里住着几个精神病人了，没有能力再多照顾一个，还是让徐为住在康复院里比较好。没有人愿意帮助徐为出院，院长便死心了。徐为还没有死心。见识过了冷漠的媒体、死胡同里的残联、牛鬼蛇神一般的各路律师，又输掉了一个官司，徐为确实一度陷入绝望。但后来，他听说有一部《精神卫生法》即将出台，法律第五条里写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徐为觉得这部法律可能会对他有帮助，希望又被点燃了。顺着这个方向，徐为找到了一家关注《精神卫生法》的公益机构，也就是我当时实习的单位，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走正规的法律途径争取出院。2013年的时候，我们给徐为联系了一位愿意免费代理徐为案子的律师，他专门去康复院里和徐为签了一份合同，徐为将康复院和他大哥告上法院。2013年9月17日，法律程序启动。2013年12月20日，法院送达立案通知书。从立案到一审开庭，用了大半年。一审法院原定于2014年11月25日宣判，结果跳票了。一直等到2015年4月，同事告诉我，徐为的案子终于要判了。我觉得徐为应该是稳赢的，医院有记录证明徐为早已符合出院的标准，而徐为的大哥和他有利益冲突，这些事实都太清楚不过了。法律和舆论也在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徐为的官司被称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之前那些对他不理不睬的媒体都开始报道他，甚至有人来康复院看望他。徐为的案子一打就是两年，我已经结束了公益机构的坐班实习开始在国外念书。判决日前夜，我想自己早晨起床的时候，同事们应该已经在庆祝徐为胜诉了。可是一觉醒来，我只看到一张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徐为其人的样子。照片里，徐为站在康复院的铁门内，他个子很高，头发有点灰白了。他双脚并拢，认认真真地站着，但背已经有一点驼了。他的律师站在康复院的铁门外，向他送达一审判决书，徐为败诉。法院认定徐为住在康复院里是合理的，大哥作为徐为的监护人，将徐为安置在康复院里就已经尽到了作为监护人的职责，再一次将徐为能否出院的决定权交在大哥手里。徐为不服，上诉。二审依然败诉。徐为仍不服，于是他的律师申请再审，申请抗诉。直到2016年5月，徐为和他的律师走完了所有可走的法律程序，彻彻底底以失败告终。法院认为，如果监护人不同意，那带着精神病人帽子的徐为就应该继续留在康复院里。判决书里罗列了诸多理由，但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部分人在一件事上的高度一致——毕竟是个精神病人啊，放出来了，万一出事呢？那之后，当我和别人讲起徐为的故事，忽然发现故事的开头已经从十年变成了：“我跟你说一个很传奇的人，他在精神康复院里住了快14年……”我不再关心徐为到底能不能出来，更想知道的是，在这漫长的诉讼里，在这一波接一波的等待和失望里，他会不会被击垮？当年围在一起感叹的同事们都在各自的生活里飞快地奔跑——有人结婚，有人生子，有人去远方继续学业。似乎只有徐为被困在了一个时间停滞的平行世界里，日复一日的康复院生活依然没有尽头。十一2015年和2016年，是徐为迄今为止的生命里最难熬的两年。为了出院，他把康复院和自己的大哥告上法庭。和大哥对簿公堂，亲情从此就断了。和康复院对簿公堂，但徐为还住在康复院里，双方就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博弈。整个官司以失败告终，徐为仿佛听见康复院的铁门“哐当”一声关上，彻彻底底、严严实实地把自由世界关在了这铁门外，出也出不去，活也活不好，死又死不了。还记得1994年时，徐为曾在澳洲落难，赌博输光了所有的钱、独在异乡没有亲朋、没有住处。他想着去流浪当乞丐，结果发现地广人稀的澳洲对乞丐也不友好，流浪了半天也看不到人和车，乞丐都活不下去。但相比起被困在康复院里有吃有住的日子，徐为觉得，还是1994年落难的时候好，那时毕竟有自由。唯一的慰藉是春春一直陪在他身边。他们在一起十年，如果没有春春，徐为也许早就想办法死掉算了。十年前，当他第一次看到春春的时候，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还像个孩子的姑娘会在多年后成为他活下去的支点。2016年，徐为找到他的律师，他还是要争取出院，再试一次，最后一次。律师把所有可能的方法都想了个遍，最终和徐为决定，再启动一个法律程序，要求法院撤销大哥的监护权。如果能够把大哥对徐为的监护权整个端走，那能否出院的决定权就能回到徐为自己手上。在这个程序里，最关键的一环是徐为要做一次司法鉴定，只有当他被鉴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后面的路才能走通。对于这个鉴定，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在徐为之前打的两场官司里，他已经被鉴定过两次了，两次的结果都不理想。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一旦被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就没有什么人能顺利通过这个鉴定。但在2017年7月6日，徐为从最初在精神康复院里发展香烟贸易、开拓餐饮业务，到后来成为康复院里第一个谈恋爱的人、第一个用智能手机的人、第一个带着另一个大活人光明正大逃跑的人、第一个聘请律师的人，变成了第一个被鉴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徐为拿到的司法鉴定结果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被鉴定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缓解，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走到这一步，他坚持了15年。但徐为并不着急正式出院，他还在康复院里多呆了两个多月。并不是因为他留恋这生活了15年的康复院，也不是因为他做事拖延。他心里比谁都急，怕夜长梦多，怕院长变卦，怕那个来之不易的鉴定结果失效。但他还是要留在康复院里，因为春春出院的事情还没有解决。他一定坚持要两个人一起走。徐为说，如果他一个人出来了，春春在里面关一辈子，要受苦，他在外面也要苦一辈子。春春的监护人是她的哥哥，没时间照顾她，所以不同意春春出院。律师出了个主意把春春的监护人变更成她的儿子，最终在2017年9月26日春春也拿到了出院的获准，慢慢的春春家人也开始接受这一段爱情长跑。徐为和春春终于实现了一起出院的大目标。9月27日，在律师和春春家人的陪同下，他们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昂首挺胸地走出康复院的大铁门。从铁门的这一边走到那一边，不过就是一步，两步。但他们一起走了十多年，才走到铁门外。还好，经过了这十多年，他们仍然一起走。从今以后，他们有自由，两个人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新天新地，一切都是新的了。两天后，徐为记录下了他这一天的生活：“今天东西差不多买全了，开始自己做饭吃。今天买了一把空心菜6元一斤，二个灯笼青椒7元一斤，一块鸡胸10元一斤花了4.5元，一点姜一个大蒜头3元，2斤鸡蛋每斤5元，一瓶烧菜酒5元。总共差不多花了40元。平常日子真好。”（为保护主人公隐私，徐为、春春已化名）作者 | 溪树，文章是转载，侵删！此时你马上脱光裤叉子，对方会强逼你穿上，而你誓死不从，问为何？你可告之曰:穿上裤子，还象病人吗？哈哈哈，你就按此办法吧这很简单药吃时压在舌头下面，等人走了再吐出来，什么电击呀忍受住，和其它病人相处时也当装病。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不是神经病，好人药一吃也变安静目光，但你老实不狂暴也不用打镇定剂。精神病院住院很昂贵，医生也无法签定是否正常，然后，治好出院，但逃路是图然的。我去过这医院几次，天才和疯子一线之隔。病人说真话。感谢文友，希望我的回答大家能喜欢！在精神病院住:是一个精神病人碰上一群精神病人，吃饭抢，喝水夺，有哭有笑又有闹，真是人间最悲怆。正常人只能看着流泪而又无可奈何！喜欢我的回答就点点赞并关注我 来说一个真实的实验:8个正常的“假病人”进入精神病院后，没有一个人能自证正常，他们大多被视为重症患者1969至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森汉就隐蔽的进行了一次伟大的不正常实验：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当正常人在不正常的地方）。实验过程是有趣的，同是又是令人不安的。具体计划为：罗森汉恩教授招募了8名正常人，5男3女，8人中包括1名研究生、3名心理学家、1名儿科医生、1名精神病学家、1名家庭主妇和1名画家。8个人相继以“假病人”的身份潜入12所精神病院。罗森汉注意到身边有些人为了避免参战而假装疯狂。这些人已经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但他们在之前的生活中没有表现出任何精神错乱的迹象。罗森汉好奇地想，装成一个精神病人是不是那么容易。按照罗森汉的要求，这8位假病人成功进入精神病院后，不再装疯，而是按照正常行为的标准生活，并偷偷记录下他们接受治疗的过程，以及其他精神病人的状况，以观察精神病人和医护人员如何看待"正常行为"。令罗森汉惊讶的是，他们进入精神病院后表现正常，却被视为重症患者。刚开始，他们会躲在角落里躲避人写写画画，后来发现完全没有必要，写了什么也没人来检查，医护人员也只是把这当成他们发病的症状之一。本来他们接受治疗的计划只有20天左右，但他们进医院前几天就对医护人员说："其实我没病，我是装病，你们要检验一下入院标准。"据此，医院认为，他们的情况非常严重，不仅有幻听，还有"偏执幻想"、说谎、极端病态的表现倾向。于是8人的治疗期延长到50天，50天后他们不再说自己是装病，而是承认自己确实有病。又观察了30天后，医院放了他们。让罗森汉感到好笑的是，他们被放出来的原因并不是医院判定他们正常，而是他们的"症状"有所改善。因为这个实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的问题，精神病医院里正常人和疯子的界限模糊，一旦被贴上"疯子"的标签，其正常行为也会被视为疯子行为，造假者甚至无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根本就是就事论事。所以一个正常人要是在精神病院里面待三年的话，真是结局难料啊。这三年内要是吃药也能把自己吃傻了吧。以下的故事告诉你，一个在精神病院关了17年的人，是怎么样自救成功的。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凌晨四点，徐为准时起床，把最好的衣服和鞋子一一穿上，脑子里一遍遍彩排接下来会发生的所有可能性和要注意的细节。另一间房间里，他的女友春春也已准备妥当。半个小时后，徐为和春春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他们将要敲开值班室的门，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每天都严格遵守这个流程：凌晨四点起床，四点半一起走到康复院门口，等值班阿姨开门放他们出去买早点。按照惯例，值班阿姨会打开铁门，让他们出去。因为她知道，他们不久后就会回来，并且多带一份早点给自己。早春的上海，凌晨仍是簌簌的冷。徐为和春春紧紧挨着站在铁门前，徐为个子很高，像小学生一样双脚并拢站地笔直，但仍然挡不住已经微微驼起的背。他紧紧攥着女友的手，放在自己身后。此刻，他们正盯着铁门上的锁，心里无比紧张。就在这扇铁门边上的墙上，有一块方形的金属牌子，上面写着：“精神康复院。”为这一刻，他们已经准备了十年。今天，值班阿姨会照例给他们开门吗？二2000年10月，徐为乘坐的飞机落地广州白云机场。大约是更早的10年前，他拿着中专文凭钻进出国潮。刚落地澳洲，发现报读的语言学校是山寨的，交了钱的住处也联系不上，还没有开始新生活，就背上了黑身份。10年间，徐为一边打黑工，一边争取合法居留，但最终还是被遣送，蹭上了一张免费的回国机票。徐为并不想回上海老家。在国外什么名堂都没有混出来，碰到熟人肯定觉得丢脸。倒不如就留在广州，把日子过好一点再回去。但是那种感觉又来了。他脑子里抑制不住地出现了一行字幕：“这里不该有这么多人呀，这里面好像有人在跟着我。”周围的人好像都在偷看他、试图包围他，走近又像没什么事一样散开了。徐为很希望能够抓住一个人问：“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跟着我？”再细看，周围都只是行色匆匆的路人。这种感觉对于徐为已不再陌生了，仍让他感到惊慌无措。于是他决定回上海。就这样，十年之中不曾与家里有很多联系的徐为，空降回家。回到家，徐为开始为自己在澳洲的经历申诉，前前后后跑了澳大利亚领事馆、华侨办公室、外事办等好几个部门，但到都没有音信。他经常打电话给在澳洲的朋友，电话费都花了两千多块钱。徐为的大哥看到他这种焦躁的状态，觉得他一定是在国外把脑子呆坏掉了，发精神病了。2001年春节过后不久，徐为刚回家不到一年，就被大哥和父亲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这是徐为第一次入院，在那里，他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三这种被跟踪的感觉早在1994年，徐为还在澳洲的时候就出现了。布里斯班的木星赌场，在连续三个半月里，徐为像有了金手指一样，逢赌必赢，每次至少赢5000澳币，几个月里徐为赢了20多万澳币。那时他想赢到30万就回国，家里兄弟三人每人都能分到10万澳币。但就像过山车，爬到顶峰后接着便是急转直下，而徐为在赌场里坐的这趟过山车，顶峰就是20多万。那天徐为又一次干脆利落地赢了近2万块。他想乘胜追击，但突然感觉到牌桌上有人出千作假，随着作假的小动作，牌势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冲着他来的。有一股不可抗的力量在他眼前，要把刚才的好牌和好运一笔一笔地抹去。他乱了阵脚，把大把大把筹码推上牌桌，一直输，输光了手里的钱，还去银行取了钱，回到牌桌上继续输。就这样，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个月赢来的钱转眼成空。赌桌上的输赢只是一时，但那种感觉却溢出赌场，渗入到生活的其它方面。他去找工作，觉得是有人在背后帮助他，安排他找到了这份工作；他走在路上，就感觉有人跟踪他；他打电话，感觉电话被监听了……如果说最初在赌桌上的那种感觉只是一个小雪球，那么这个小雪球很快就如失控一般越滚越大。徐为开始觉得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人操控，每一件事情之间都有联系。即便是那些早已模糊的往事和故人，再想起来似乎也都有不寻常的隐喻。这种感觉渐渐把他的记忆、猜测和确有的经历都杂糅到了一起。别人都说徐为病了，精神病，但他自己不这样认为。真正有精神病的人会确信自己感觉到的就是真实发生的，但他并没有这么确信。徐为的这些感觉都只是猜测——可能是有人在监视我，可能是有人帮我安排了工作……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猜测。他渐渐被巨大的谜团所围困，即便在“有没有病”这件事上，他都不是百分百确定。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没有病，有时候又会问这到底是不是因为他有病。但在别人看来，这就是精神病，最多也只是病得轻和病得重的区别。四2001年春，徐为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那是一家二级医院，入院后有诊断，有医生开药，每隔几天医生都会和病人谈谈，家属随时可以来访，看起来非常正规。但就是这样一家医院，在徐为入院的第一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小护士要给徐为打针，他不肯，于是来了另一个人把徐为打了一顿，痛得他睡都睡不着。挨了这顿打，徐为就获得了住院的第一条攻略：如果不想挨打，自己就得太平一点，不能跟人家搞事情。徐为逐步意识到精神病院其实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独立王国。医生和护士是顶层阶级。医生掌握着开药的大权，谁不听话就给谁多吃点药。与病人接触最频繁的是护士，从二十几岁到四五十岁的都有，像帝王一样。有一次，一位病友说话稍微大声了一点，年轻的小护士立刻转过头，脸一板，说：“你知道规矩的啊。”声音不大，但那个病友马上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了。领教了几次医生护士的威严，徐为就获得了在这里住院的第二条攻略：医生护士说什么都必须听，不听不行。位于独立王国第二阶层的是病头——就像监狱大牢里有牢头，精神病院里有病头，病头就是那些享有特权的病人。那些听护士的话，让护士比较看重的人才能成为病头。徐为入院第一天不肯打针的时候，就是医生叫病头把徐为打了一顿。医生和护士让病头做一点上不了台面的事，而病头多少能从医生护士那里得一点好处。至于底层的病人能不能团结一致反抗呢？基本是不可能的。徐为刚入院不久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病友和病头吵架，病头动手打了这个病友。医生护士没有惩罚打人的病头，而是把被打的年轻病友送上电麻椅。当时，住院经验还不丰富的徐为仍有勇气说两句公道话。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打抱不平地和医生说：“明明他是被打的，你们放着打人的人不管，让被打的坐电麻椅，你们讲不讲道理？”但只有徐为胆子大，其他病友都不敢作声。后来住院的经验值高了，徐为也就认清了在这个独立王国里并没有道理二字。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徐为也不作声了。病友怪他：“你为什么不来帮我？”他说：“我来帮你也起不到作用呀，只是多一个人被打而已。”这是徐为记下的第三条住院攻略：作为一个底层病人，只能昧着良心、事不关己。那能不能向前来探访的家属求助呢？经徐为观察，十个人里面九个人的家属是不会给予帮助的——家属就是想把人关在医院里，他们不会管人会不会在医院里被打。太太平平地住了一年，治疗得差不多了，医生对他说：“你可以走了。”没有人来接徐为，医院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有人来接才能让他出院。那时是2002年，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一年的徐为问别人借了一块钱，独自出院，坐公车回家了。如果那时他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一定会感叹这一次住院的时间之短，更会惊讶这一次出院是如此简单。五出院后，徐为和父亲住在一起，找了一份在工厂车间的工作，每个月1500块钱。后来在涨工资的事情上和老板没谈拢，这份工作也就不做了。徐为阔别家乡十年，父子感情本来就比较淡漠。父亲在心里怪责他不珍惜工作的机会。徐为则不满父亲把日子过得糟心，连续三个月都吃青菜豆腐冬瓜汤不带一点变化。在2003年7月的一天，父子之间发生了争吵，直接导致徐为第二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那场争吵之后，父亲去找了居委会。不知是因为争吵真的过于激烈，还是因为居委会一听说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住过精神病院的人”，就觉得如临大敌，居委会又找了派出所。最后，父亲、哥哥、居委会和派出所一起把徐为送去了精神病院。看到这么大的阵仗，徐为自知没有能力反抗，便识相地跟着走了。这一次，他被送去了一个离家很远的精神康复院。入院的那天，只办了简单的手续，父亲和哥哥就走了。医生把他送进康复院的第一间小屋子，收走了他身上的三五百块钱，把门一关，就不管他了。这间房间里就一张床，外面有铁门，徐为在里面住了一个多星期。一有机会他就问医生：“我到底有什么病？”医生不搭理他。不过药倒是很快跟上了，徐为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吃的是氯丙嗪，这一次就继续吃氯丙嗪。在徐为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问下，医生勉强对徐为进行了一次会诊。但就随便问了点问题，也没出什么结果。会诊之后，徐为被分到了普通病房，和几个病友合住。这家精神康复院和徐为第一次住的那家精神病院挺不一样。康复院里的诊断和治疗都没有那么正规，但整体上也没有那种等级森严的气氛。康复院对病人的管理比较松散，病友们平时能抽抽烟，病友之间还能做一点倒卖香烟的小生意。如果说之前那家医院是为了治病，这家则更像是精神病人的长期收容所。一开始，居委会的人会陪父亲来康复院探访。每次他们来，徐为都会强烈要求出院回家。居委会的阿姨嘴上答应帮他看看，但看着看着连人也不出现了。父亲年纪大，不认识去康复院的路，没有居委会的人陪着，便也不来了。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中午11点午饭后午休，下午1点半起床，3点45分吃晚饭，4点回房睡觉，算下来一天要睡超过14个小时。徐为就在这样的作息里开始了看不到尽头的康复院生活。住在这里面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每天睡超过14个小时，再正常的人都能睡出精神病来；如果不睡觉，在白墙四壁的房间里就只能发呆瞎想，想多了精神病就更严重了。有时他觉得康复院的作息并不是为了帮助里面的人康复，而是在卖力地为康复院存在的意义服务。看不到出路的徐为想到了逃。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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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疯人院》但徐为觉得那些被抓回来的病友都是脑子一热就翻墙出去了，身上没钱，脑子里没计划，在街上游荡两天，没有吃没有住，想想还是回来吧。还有一些病友是逃回家的，没两天又被家人送回来了。看多了这种出逃未遂，徐为便明白，即使翻过了康复院的墙头逃出去，外面还有看不见的墙头等着他。如果想逃出去，在外面生根，永远不回来，就要沉住气，长远规划，缜密安排。六长远规划的第一步，就是要在康复院里活成一个模范病人的样子。对住精神病院已颇有门道的徐为知道，只有活成一个人畜无害的模范病人，后面的一切才有可能。在康复院里有一位自建立之初就住进来的资深病友，平时兼任康复院的总务——负责给病人发发东西，分分点心。总务是个外开放的病友，周末可以回家，周末结束再自行回来。随着康复院里病人数量增多，总务需要一个帮手，这就选中了模范病人徐为。徐为开始帮总务做事，渐渐就像康复院里的半个工作人员，也和医生护士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医患之间的人际关系。有了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人际关系，徐为的长远规划第一阶段进行得顺利。长远规划的第二步，是要拿回自己的证件。徐为的身份证在入院的那天就被收走了。他知道，要想在逃出去之后顺利地生活，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证件拿回来。因为早早就怀有这样的想法，当康复院组织病人重拍身份证照片的时候，徐为立刻抓住机会，拿回了自己的身份证。除了运气之外，也多亏了好病友人设让康复院的医护们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对他的戒心。长远规划的第三步，钱。钱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过去那些逃出去又被送回来的病友，多半是因为身上没有钱，所以无法在外面独自生活。但是，在康复院里要怎么挣钱呢？病友们之间最抢手的东西是香烟。康复院里物资匮乏，连个小卖部都没有，想要抽烟，就只能想办法从康复院外买进来。徐为看准了这个商机，靠着给总务做帮手时建立起来的人脉，拜托护士们和总务帮他买烟带进康复院，他再把这些烟转手卖给病友，从中赚个差价。在康复院里，香烟几乎就是硬通货。所以买烟这个特权不仅让徐为赚到了钱，也让他在病友中有了威望。除了香烟贸易，徐为还承接了康复院上下200多号病人的理发业务。起初，院长说一个月给徐为30块钱作为理发补贴。徐为掐指一算，觉得太少，一个月30块，买烟都不够。他就去和院长谈价钱，说全院200多个头都是我理，少说也要给我一天一包大前门吧。软磨硬泡下，院长答应每个月给他60块。给200多个人理发，每个月只收60块，这样的事情若是放到康复院外面，简直不敢想象。但对于康复院里的徐为而言，这却是来之不易的、通往自由之路的铺路石有了身份，有了人脉，有了特权，有了威望，还有一点小钱的徐为成为了康复院里的病头。但徐为并不贪恋这康复院铁门内的荣华富贵，他始终记得自己最初的念头，要走到这铁门外，获得真正的自由。七2005年，徐为正在自己长远规划的上艰难前行。4月的一天，他和总务站在院子里，看见一辆车停在康复院的铁门外，一个工作人员正把一个年轻姑娘一把从车里拽下来。有经验的病友都知道，那个被拽下来的姑娘即将加入他们。徐为第一眼看到那个姑娘时觉得她还像个孩子，就跟总务说：“哎呀，怎么连小孩子都送进来。”后来别的病友告诉他，这个新同伴只是显得小，其实已经结过婚又离了婚，孩子都16岁啦。这个新病友就是春春。她看起来确实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带着一点婴儿肥，有一双笑起来弯弯的眼睛，说起话来温柔腼腆，就像春天树林里毛茸茸的小兔子。后来，春春成为了徐为的女朋友，二人在康复院里同甘共苦地相伴了十多年。徐为的说他和春春属于一见钟情。如果他们相信丘比特的存在，2005年的那个春天，一定有一个瞬间，他的心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两人分开住在不同的病房，只能每天放风的时候在一起玩。康复院里的小花园、小操场、还有徐为和总务干活的总务室都是他们约会的地方。徐为干活的时候也会带上春春，两个人配合起来做事麻利，时不时会故作嫌弃地对形单影只的总务说：“你怎么这么磨蹭！”丘比特之箭不仅连起了两个人的心，也让康复院里的医护们乱了一下方寸——公然在精神康复院里谈恋爱，这可是件大事。医护们团结一心要让这样的事情空前并且绝后。于是，护士们每次看到徐为和春春坐在一起，就会说：“分开，不能坐在一起！”医生们更凶，每次康复院召集病人们开大会小会，医生也会明里暗里、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地抨击他们的恋情。即使无法将他们分开，也要补上一嘴：“就你们俩？做梦去吧！”康复院里的医护仿佛变身成为中学里抓早恋的教导主任，而徐为和春春把一切阻拦当作耳旁风，硬生生顶住了一切压力。春春说：“这一路，是我们闯出来的！”她一向腼腆，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和教导主任斗智斗勇、最终因爱得胜的高中女生，眼睛里闪着星星。丘比特之箭在徐为的长远规划上打了一个转向。但徐为并没有因为爱情就打算放弃逃跑，只是计划有变，他决心要两个人一起出去。八想要两个人一起逃出去，徐为之前的长远规划就要修改。首先是要存钱，最主要的是存钱。在徐为看来，最重要的就是钱，钱，钱。在之前的规划里，钱还没有那么重要。如果逃出去，自己一个人到东到西没有牵挂，只要有一点钱不至于饿死就可以。但有了春春，一切就不一样了。在新规划里，他们出去肯定不可能很快找到工作，所以要有一笔存款让他们能够租房子，买好一点的衣服……徐为自己不介意风餐露宿，但他一定要让春春干净体面、有个屋檐。于是徐为想尽一切办法在存钱的路上狂奔。一边是节流，徐为基本不怎么用钱，连烟都抽得少了。食堂里卖五块钱一份的水果，别的病友一天吃两三份，徐为就买一份，给春春吃。一边是开源，徐为的香烟贸易已是康复院里的老字号，每一单赚三块五块，他又利用自己的人脉开拓了餐饮业务——帮病友从康复院外面买生煎点心带进来，每一单赚一块两块。多年以后，当春春被问到，当时怎么就这么相信徐为，怎么就不担心他卷走他们一起存下的钱自己远走高飞呢？春春只是笑。老徐每天会和春春报告说我们存下多少钱了，存到多少钱我们就出去。和徐为不一样，春春家里人会定期过来探访，想要出去不会那么难。可是她家人当时无法接受她在康复病院里遇到的爱人。所以，春春还是死心塌地地决定和徐为一起逃跑。除了钱，徐为的长远规划里还有一件头等大事——自由出入康复院的特权，还得是两个人的。这样的特权必然能让逃跑大计如虎添翼，但这种特权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徐为苦心经营的模范病人人设再一次起了作用。有一次，康复院的护士选中了徐为让他陪同病友外出看病。这，就是特权的开始。康复院地处偏僻，每次有病友要出去看病的时候，徐为都要走到附近的大马路上去帮护士和病友打车，到了医院以后，挂号一类的事也都由徐为包办。虽然心中切切渴望的自由就近在咫尺，但徐为还是稳稳地沉住了气，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想要借机逃走的样子。一次、两次，当徐为每次协助护士陪病友外出看病，办好事又规规矩矩地回来的一年多以后，徐为自己终于有了外出的特权。跟医生护士打一声招呼，他就可以出去溜达一圈，帮病友买一点生煎点心，只要当天回来就可以了。他还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康复院附近两家不同的银行，给自己办好两张银行卡，把之前和春春一起攒下的钱存进了不同的银行卡里。走得最远的一次，他搭上地铁，直奔市中心。这也是徐为长远规划里的一部分，去市中心的核心任务是购物。他给自己和春春买了几件比较贵的衣服，又花了300多块钱给春春买了一双好一点的皮鞋。徐为觉得逃出去以后至少要穿得像个正常人，不能让别人一看就猜到是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除了置办正常人的行头，徐为还做了一项重大的投资——买手机。那时，他们两人靠着这里一块那里两块的攒钱，每个月最多只能攒几百块，花钱的时候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但在买手机这件事上，徐为毫不含糊，大手笔斥巨资1980块，买了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康复院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更没有哪个病友有手机。在这样一个被信息时代遗忘的小世界里，拥有一部智能手机的徐为简直像一个高科技傍身的未来人。为什么要一下花掉几个月才能攒下的钱去买一部智能手机？这里面有徐为的深谋远虑。要想顺利出去，他们就需要随时关注新闻，万一新闻里“通缉”他们了，他们就要赶快想对策。所以，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并不是奢侈品，而是他们的刚需。在那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情让徐为非常伤脑筋：“我是有特权的，可以随便进进出出，可是我要怎么带着春春这么一个大活人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一起出去呢？”绞尽脑汁，他们俩想出了一个点子：买早点。徐为长期在康复院里发展餐饮业务，他出去买个早点顺便帮病友带一点，谁都不会觉得奇怪。他决定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在买早点的时候带着春春一起出去。有一天凌晨四点半，徐为和春春走到康复院门口，跟门房的值班阿姨说，他们肚子饿了，要出去买早点。值班阿姨知道，徐为出去买早点是正常的，可他要带着春春一起去，就不符合规定了。但那时他俩恋爱已经四年多，是康复院里的模范情侣。值班阿姨便全当是热恋中的小情侣黏着对方，睁只眼闭只眼地放他们出去了。致力于长远规划的徐为当然不会在第一次买早点的时候就带着春春有去无回。他们不仅规规矩矩地回了康复院，还给值班阿姨带了一份早点。从那以后，他们每天都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一起出去买早点，每次都给值班阿姨带一点，每一次买完都规规矩矩地回来。就这样，他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让所有的值班阿姨都习惯了他们凌晨四点半一起出去买早点的行为，并且相信他们只是单纯地出去买早点，一定有去有回。有了必要的装备和特权，徐为开始担心他和春春的身体。要有好的体能，这是顺利出逃的本钱。大约在2010年前后，徐为就在康复院里放出风声说：“哎，我这身体也是越来越差了，是时候要锻炼锻炼了啊。”放了一阵风后，徐为和春春便开始在康复院里锻炼身体。他们不敢一下子锻炼起来，怕这变化太大，引起医生和护士的怀疑。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每天早晨绕着康复院的小操场跑半个小时。等医生和护士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他们每天跑步的行为后，他们再循序渐进地增加强度，最厉害的时候每天跑上六七圈。那时自徐为和春春启动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起已经过去了五个春秋。他们用五年的时间，基本落实了出逃大计里的每一个环节——攒下了近三万块钱、买了智能手机、有像样的衣服裤子、能在早晨四点半手牵手光明正大地走出康复院。最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在一起，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在这五年间，徐为其实有无数的机会独自远走高飞。他有自由走出康复院的特权，身上有身份证、银行卡、手机、钱。若是换上一套像正常人的衣服，隐没进康复院外的滚滚人潮里再也不回头，或许也就从此自由了——那是徐为渴求了很久的自由世界。只是那个自由世界里没有春春，他便一直没有进去。九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这是徐为和春春准备出逃的日子。那时候火车实名制刚刚推行，徐为用手机上网查到春节假期结束的第一天，买火车票没有严格的实名制。他们的目的地是广州，因为那里的冬天暖和，不用花很多钱买厚的衣服裤子。生活也相对便宜，实在碰到困难找不到住处，还有可能在外面扛一扛，不像寒冷的城市，连躲的地方都没有。出逃前夜，徐为和春春仍然在各自的病房里，脑子里和心里满是兴奋和紧张，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大约凌晨四点，徐为起床，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他们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阿姨打开了康复院的铁门。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不一样的是，他们心里知道，这将是一次有去无回的“买早点”。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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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疯人院》一出康复院的大门，他们便立刻到附近的大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银行的ATM机。徐为从两张银行卡里共取了一万八千块，加上他们手里原有现金，总共有差不多三万块。他一早就想好，出逃的时候不能用银行卡，要用现金，这样才不容易被人找到。取完钱，他们又拦了一辆出租车，冲向上海南站。到达南站的售票处，他们买到了早晨9点10分发车前往广州的火车票。一切都如徐为计划的那样，一气呵成、畅通无阻。终于，徐为和春春一起逃出了康复院，真真切切地站在距康复院十几公里的上海南站里，手里攥着南下广州的车票。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此刻已经完成了99%，就等时候到了，火车进站。一旦踏上那辆火车，从此都是自由。早春凌晨的上海南站还是漆黑一片，大部分店都没有开。徐为和春春觉得又冷又饿，就在车站小卖部里买了两碗泡面，果腹、取暖。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和凌晨出逃的一路颠簸，之前的兴奋和紧张在此刻都化作疲乏困倦朝他们涌来。他们坐在南站候车厅的座椅上，渐渐打起了瞌睡。徐为在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他想：“我们不应该坐在固定的地方啊，我们应该换位置，应该不断地绕着南站兜兜逛逛，只有这样，我们才不容易被人发现，才安全。”可是他实在太困了，一点都挪不动了。好像又有人在他脑子里打出一行字幕：“不能坐在这里了，有人在找我们。”可是他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和春春就这样在上海南站候车室的椅子上睡着了。他们被人推醒的时候大约是早晨七点。睁开眼，站在面前的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人——康复院的医生。医生边上还有一个护士，两个人，也没有说话，就站在他们两个人面前。这些年的一切都戛然而止，没有人能明白徐为和春春在那一刻所体会到的绝望。徐为对春春说：“安静一点，跟他们走。他们只要指着我们大喊一声精神病，我们硬逃也不可能逃掉。”十徐为和春春被医生抓回康复院。他们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第一间，24小时候不关灯，另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最后一间，24小时不开灯。徐为被关在不关灯的那间，晚上也明晃晃的，根本睡不好觉。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他就在房间里跑步，跑房间的对角线。康复院里医护们勒令徐为和春春分手，否则就一直关禁闭。他们俩被分开紧闭，没办法互相通气，但都态度坚决：“我们绝对不分手。”医护拗不过他们，关了一个星期后，就把他们放出来了。靠自己逃不出去，徐为便开始联系媒体。他给各个大小媒体打了一轮电话，只要是能查到号码的，他都打了一遍。有一些根本不理他，有一些告诉他会找记者跟进，但之后就没有记者再来联系他。他又去找残联，希望残联能够帮助他出院。但是残联的负责人对他说：“你是精神病人，你要叫你的监护人和我谈。”徐为听了觉得荒谬，就是监护人把他送进来的，怎么会愿意接他走？早在很多年前徐为就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了。但是，康复院的惯例是“谁送来谁接走”——谁把人送进这康复院，谁就是康复院认定的监护人，即便一个人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只要监护人不肯接走，康复院就不会放人。当初把徐为送进康复院的是他的父亲。父亲在2008年去世以后，康复院就认定徐为的大哥是他的监护人。从此，徐为能不能出院，就由大哥说了算。康复院和大哥联系过很多次，告诉他徐为能够出院了。但是大哥的态度决绝——不接，就是不接。他们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两套房子，徐为的大哥把两套房子出租，租金都收在自己手里。如果徐为一直住在康复院里，大哥就能一直收租，在康复院里的徐为连租金的影子都摸不到。徐为又开始找律师，希望法律能够把他捞出去。但很多律师一听说是一个精神病人要打官司告自己的监护人，就像听到痴人说梦一样。也有律师来到康复院，声称可以帮助他，开价一万一千块，却连个正式的合同都没有拿出来。徐为还是愿意给他钱，想就当买个希望吧。康复院里的护士都看不下去了，硬是帮徐为把钱要了回来。后来又来了一个律师，先开价5000块，后追加了2000，依然没有签合同，只给徐为写了一个收据。收了钱之后，这个律师便潦潦草草地帮徐为打了一个官司，结果就是正式把徐为的监护权正式判给了他大哥。就在徐为恨不能挖地三尺找到一个能帮助他出院的人的时候，康复院的院长也没有闲着。有了那次逃亡未遂事件后，康复院的院长觉得徐为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要是他再逃多几次，康复院也吃不消。于是，院长也开始想办法，希望有人能接徐为出院。大哥不愿意接，甚至立下字据说，把徐为关在康复院里，出了什么事情他负责。徐为的二哥生活在外地，又说自己身体欠佳，没有能力照顾徐为，还是让他呆在康复院里吧。徐为家所在的居委会表示，小区里住着几个精神病人了，没有能力再多照顾一个，还是让徐为住在康复院里比较好。没有人愿意帮助徐为出院，院长便死心了。徐为还没有死心。见识过了冷漠的媒体、死胡同里的残联、牛鬼蛇神一般的各路律师，又输掉了一个官司，徐为确实一度陷入绝望。但后来，他听说有一部《精神卫生法》即将出台，法律第五条里写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徐为觉得这部法律可能会对他有帮助，希望又被点燃了。顺着这个方向，徐为找到了一家关注《精神卫生法》的公益机构，也就是我当时实习的单位，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走正规的法律途径争取出院。2013年的时候，我们给徐为联系了一位愿意免费代理徐为案子的律师，他专门去康复院里和徐为签了一份合同，徐为将康复院和他大哥告上法院。2013年9月17日，法律程序启动。2013年12月20日，法院送达立案通知书。从立案到一审开庭，用了大半年。一审法院原定于2014年11月25日宣判，结果跳票了。一直等到2015年4月，同事告诉我，徐为的案子终于要判了。我觉得徐为应该是稳赢的，医院有记录证明徐为早已符合出院的标准，而徐为的大哥和他有利益冲突，这些事实都太清楚不过了。法律和舆论也在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徐为的官司被称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之前那些对他不理不睬的媒体都开始报道他，甚至有人来康复院看望他。徐为的案子一打就是两年，我已经结束了公益机构的坐班实习开始在国外念书。判决日前夜，我想自己早晨起床的时候，同事们应该已经在庆祝徐为胜诉了。可是一觉醒来，我只看到一张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徐为其人的样子。照片里，徐为站在康复院的铁门内，他个子很高，头发有点灰白了。他双脚并拢，认认真真地站着，但背已经有一点驼了。他的律师站在康复院的铁门外，向他送达一审判决书，徐为败诉。法院认定徐为住在康复院里是合理的，大哥作为徐为的监护人，将徐为安置在康复院里就已经尽到了作为监护人的职责，再一次将徐为能否出院的决定权交在大哥手里。徐为不服，上诉。二审依然败诉。徐为仍不服，于是他的律师申请再审，申请抗诉。直到2016年5月，徐为和他的律师走完了所有可走的法律程序，彻彻底底以失败告终。法院认为，如果监护人不同意，那带着精神病人帽子的徐为就应该继续留在康复院里。判决书里罗列了诸多理由，但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部分人在一件事上的高度一致——毕竟是个精神病人啊，放出来了，万一出事呢？那之后，当我和别人讲起徐为的故事，忽然发现故事的开头已经从十年变成了：“我跟你说一个很传奇的人，他在精神康复院里住了快14年……”我不再关心徐为到底能不能出来，更想知道的是，在这漫长的诉讼里，在这一波接一波的等待和失望里，他会不会被击垮？当年围在一起感叹的同事们都在各自的生活里飞快地奔跑——有人结婚，有人生子，有人去远方继续学业。似乎只有徐为被困在了一个时间停滞的平行世界里，日复一日的康复院生活依然没有尽头。十一2015年和2016年，是徐为迄今为止的生命里最难熬的两年。为了出院，他把康复院和自己的大哥告上法庭。和大哥对簿公堂，亲情从此就断了。和康复院对簿公堂，但徐为还住在康复院里，双方就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博弈。整个官司以失败告终，徐为仿佛听见康复院的铁门“哐当”一声关上，彻彻底底、严严实实地把自由世界关在了这铁门外，出也出不去，活也活不好，死又死不了。还记得1994年时，徐为曾在澳洲落难，赌博输光了所有的钱、独在异乡没有亲朋、没有住处。他想着去流浪当乞丐，结果发现地广人稀的澳洲对乞丐也不友好，流浪了半天也看不到人和车，乞丐都活不下去。但相比起被困在康复院里有吃有住的日子，徐为觉得，还是1994年落难的时候好，那时毕竟有自由。唯一的慰藉是春春一直陪在他身边。他们在一起十年，如果没有春春，徐为也许早就想办法死掉算了。十年前，当他第一次看到春春的时候，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还像个孩子的姑娘会在多年后成为他活下去的支点。2016年，徐为找到他的律师，他还是要争取出院，再试一次，最后一次。律师把所有可能的方法都想了个遍，最终和徐为决定，再启动一个法律程序，要求法院撤销大哥的监护权。如果能够把大哥对徐为的监护权整个端走，那能否出院的决定权就能回到徐为自己手上。在这个程序里，最关键的一环是徐为要做一次司法鉴定，只有当他被鉴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后面的路才能走通。对于这个鉴定，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在徐为之前打的两场官司里，他已经被鉴定过两次了，两次的结果都不理想。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一旦被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就没有什么人能顺利通过这个鉴定。但在2017年7月6日，徐为从最初在精神康复院里发展香烟贸易、开拓餐饮业务，到后来成为康复院里第一个谈恋爱的人、第一个用智能手机的人、第一个带着另一个大活人光明正大逃跑的人、第一个聘请律师的人，变成了第一个被鉴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徐为拿到的司法鉴定结果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被鉴定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缓解，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走到这一步，他坚持了15年。但徐为并不着急正式出院，他还在康复院里多呆了两个多月。并不是因为他留恋这生活了15年的康复院，也不是因为他做事拖延。他心里比谁都急，怕夜长梦多，怕院长变卦，怕那个来之不易的鉴定结果失效。但他还是要留在康复院里，因为春春出院的事情还没有解决。他一定坚持要两个人一起走。徐为说，如果他一个人出来了，春春在里面关一辈子，要受苦，他在外面也要苦一辈子。春春的监护人是她的哥哥，没时间照顾她，所以不同意春春出院。律师出了个主意把春春的监护人变更成她的儿子，最终在2017年9月26日春春也拿到了出院的获准，慢慢的春春家人也开始接受这一段爱情长跑。徐为和春春终于实现了一起出院的大目标。9月27日，在律师和春春家人的陪同下，他们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昂首挺胸地走出康复院的大铁门。从铁门的这一边走到那一边，不过就是一步，两步。但他们一起走了十多年，才走到铁门外。还好，经过了这十多年，他们仍然一起走。从今以后，他们有自由，两个人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新天新地，一切都是新的了。两天后，徐为记录下了他这一天的生活：“今天东西差不多买全了，开始自己做饭吃。今天买了一把空心菜6元一斤，二个灯笼青椒7元一斤，一块鸡胸10元一斤花了4.5元，一点姜一个大蒜头3元，2斤鸡蛋每斤5元，一瓶烧菜酒5元。总共差不多花了40元。平常日子真好。”（为保护主人公隐私，徐为、春春已化名）作者 | 溪树，文章是转载，侵删！此时你马上脱光裤叉子，对方会强逼你穿上，而你誓死不从，问为何？你可告之曰:穿上裤子，还象病人吗？哈哈哈，你就按此办法吧这很简单药吃时压在舌头下面，等人走了再吐出来，什么电击呀忍受住，和其它病人相处时也当装病。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不是神经病，好人药一吃也变安静目光，但你老实不狂暴也不用打镇定剂。精神病院住院很昂贵，医生也无法签定是否正常，然后，治好出院，但逃路是图然的。我去过这医院几次，天才和疯子一线之隔。病人说真话。感谢文友，希望我的回答大家能喜欢！在精神病院住:是一个精神病人碰上一群精神病人，吃饭抢，喝水夺，有哭有笑又有闹，真是人间最悲怆。正常人只能看着流泪而又无可奈何！喜欢我的回答就点点赞并关注我如果以前对精神病院不了解，那么现在可以去精神病院里面，看看是怎样的了，因为中国有个神经病院是对游客开放，可参观的。精神病院里面到底是怎样的呢？精神病院对我们常人来说是恐怖的地方，恐怖在于我们对精神病医院的了解，只限于在电影的画面里，尤其描述精神病院题材的，来源于恐怖电影的比较多。精神病院对精神病人的家属来说是充满希望的地方，这里可能会治愈生病的亲人。精神病院对患者来说是改变自己未来的地方，这里有可能会给无意识的自己，变的与常人一样，从此改变自己未来的命运。历史上有流传下来一些，关于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院，治疗过程中的照片，照片里患者的痛苦，不次于恐怖电影里出现的画面。从这些历史的照片中，可以看出，精神病院曾经的确是个恐怖的地方。 意大利精神病小孩 精神病患者的椅子 精神病患者的紧身束衣韦弗利山疗养院 这里除了治疗精神病人，也治疗那些具有传染病的病人，相传疗养院在倒闭后，在已经废弃的房子里，经常出现鬼哭的声音，在营业的五十多年当中，六千多人死在这里，人们都说这里的声音是那些，非正常死亡的冤魂在哭诉。 哈德逊河州立医院 记得有一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精神病人被关押在一个废弃的精神病医院里做人体实验，后来他无法忍受痛苦，把自己点燃，目的就是为了烧毁这所医院，哈德逊河州立医院与电影里的场景很巧合，医院在2003年倒闭并废弃，但是在废弃的5年后，医院的男病号区，莫名奇妙的起火，医院被烧毁。阿勒格尼联合精神病院这所医院的外表看上去十分的华丽，实际上里面对待病人，简直令人发指，他们把病人的衣服全部扒光，并锁在铁笼子里，每当深夜的时候，大楼里面就会传来高低起伏，不同人的痛苦嘶叫声。 维也纳疯人塔 在这个圆形的塔里面，病人像犯人一样被关押着，每个病人都被铐起来，如果有病人想逃跑，就会被设置在塔外，高墙之上的闪电捕捉器给击倒。 开放旅游的精神病院香港青山精神病院，为了让更多社会上的人，对精神病人及对精神病院有更多的了解，每隔五年，对外开放一次，开放时院方会为游人，准备很多互动的小游戏，从这些游戏当中，可以对精神病，有更多的认知。如果还是对精神病院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待青山神经病院开放时，可以去参观，参观后，相信精神病院是怎样的，在心里不会再是个谜了。 来说一个真实的实验:8个正常的“假病人”进入精神病院后，没有一个人能自证正常，他们大多被视为重症患者1969至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森汉就隐蔽的进行了一次伟大的不正常实验：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当正常人在不正常的地方）。实验过程是有趣的，同是又是令人不安的。具体计划为：罗森汉恩教授招募了8名正常人，5男3女，8人中包括1名研究生、3名心理学家、1名儿科医生、1名精神病学家、1名家庭主妇和1名画家。8个人相继以“假病人”的身份潜入12所精神病院。罗森汉注意到身边有些人为了避免参战而假装疯狂。这些人已经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但他们在之前的生活中没有表现出任何精神错乱的迹象。罗森汉好奇地想，装成一个精神病人是不是那么容易。按照罗森汉的要求，这8位假病人成功进入精神病院后，不再装疯，而是按照正常行为的标准生活，并偷偷记录下他们接受治疗的过程，以及其他精神病人的状况，以观察精神病人和医护人员如何看待"正常行为"。令罗森汉惊讶的是，他们进入精神病院后表现正常，却被视为重症患者。刚开始，他们会躲在角落里躲避人写写画画，后来发现完全没有必要，写了什么也没人来检查，医护人员也只是把这当成他们发病的症状之一。本来他们接受治疗的计划只有20天左右，但他们进医院前几天就对医护人员说："其实我没病，我是装病，你们要检验一下入院标准。"据此，医院认为，他们的情况非常严重，不仅有幻听，还有"偏执幻想"、说谎、极端病态的表现倾向。于是8人的治疗期延长到50天，50天后他们不再说自己是装病，而是承认自己确实有病。又观察了30天后，医院放了他们。让罗森汉感到好笑的是，他们被放出来的原因并不是医院判定他们正常，而是他们的"症状"有所改善。因为这个实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的问题，精神病医院里正常人和疯子的界限模糊，一旦被贴上"疯子"的标签，其正常行为也会被视为疯子行为，造假者甚至无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根本就是就事论事。所以一个正常人要是在精神病院里面待三年的话，真是结局难料啊。这三年内要是吃药也能把自己吃傻了吧。以下的故事告诉你，一个在精神病院关了17年的人，是怎么样自救成功的。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凌晨四点，徐为准时起床，把最好的衣服和鞋子一一穿上，脑子里一遍遍彩排接下来会发生的所有可能性和要注意的细节。另一间房间里，他的女友春春也已准备妥当。半个小时后，徐为和春春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他们将要敲开值班室的门，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每天都严格遵守这个流程：凌晨四点起床，四点半一起走到康复院门口，等值班阿姨开门放他们出去买早点。按照惯例，值班阿姨会打开铁门，让他们出去。因为她知道，他们不久后就会回来，并且多带一份早点给自己。早春的上海，凌晨仍是簌簌的冷。徐为和春春紧紧挨着站在铁门前，徐为个子很高，像小学生一样双脚并拢站地笔直，但仍然挡不住已经微微驼起的背。他紧紧攥着女友的手，放在自己身后。此刻，他们正盯着铁门上的锁，心里无比紧张。就在这扇铁门边上的墙上，有一块方形的金属牌子，上面写着：“精神康复院。”为这一刻，他们已经准备了十年。今天，值班阿姨会照例给他们开门吗？二2000年10月，徐为乘坐的飞机落地广州白云机场。大约是更早的10年前，他拿着中专文凭钻进出国潮。刚落地澳洲，发现报读的语言学校是山寨的，交了钱的住处也联系不上，还没有开始新生活，就背上了黑身份。10年间，徐为一边打黑工，一边争取合法居留，但最终还是被遣送，蹭上了一张免费的回国机票。徐为并不想回上海老家。在国外什么名堂都没有混出来，碰到熟人肯定觉得丢脸。倒不如就留在广州，把日子过好一点再回去。但是那种感觉又来了。他脑子里抑制不住地出现了一行字幕：“这里不该有这么多人呀，这里面好像有人在跟着我。”周围的人好像都在偷看他、试图包围他，走近又像没什么事一样散开了。徐为很希望能够抓住一个人问：“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跟着我？”再细看，周围都只是行色匆匆的路人。这种感觉对于徐为已不再陌生了，仍让他感到惊慌无措。于是他决定回上海。就这样，十年之中不曾与家里有很多联系的徐为，空降回家。回到家，徐为开始为自己在澳洲的经历申诉，前前后后跑了澳大利亚领事馆、华侨办公室、外事办等好几个部门，但到都没有音信。他经常打电话给在澳洲的朋友，电话费都花了两千多块钱。徐为的大哥看到他这种焦躁的状态，觉得他一定是在国外把脑子呆坏掉了，发精神病了。2001年春节过后不久，徐为刚回家不到一年，就被大哥和父亲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这是徐为第一次入院，在那里，他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三这种被跟踪的感觉早在1994年，徐为还在澳洲的时候就出现了。布里斯班的木星赌场，在连续三个半月里，徐为像有了金手指一样，逢赌必赢，每次至少赢5000澳币，几个月里徐为赢了20多万澳币。那时他想赢到30万就回国，家里兄弟三人每人都能分到10万澳币。但就像过山车，爬到顶峰后接着便是急转直下，而徐为在赌场里坐的这趟过山车，顶峰就是20多万。那天徐为又一次干脆利落地赢了近2万块。他想乘胜追击，但突然感觉到牌桌上有人出千作假，随着作假的小动作，牌势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冲着他来的。有一股不可抗的力量在他眼前，要把刚才的好牌和好运一笔一笔地抹去。他乱了阵脚，把大把大把筹码推上牌桌，一直输，输光了手里的钱，还去银行取了钱，回到牌桌上继续输。就这样，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个月赢来的钱转眼成空。赌桌上的输赢只是一时，但那种感觉却溢出赌场，渗入到生活的其它方面。他去找工作，觉得是有人在背后帮助他，安排他找到了这份工作；他走在路上，就感觉有人跟踪他；他打电话，感觉电话被监听了……如果说最初在赌桌上的那种感觉只是一个小雪球，那么这个小雪球很快就如失控一般越滚越大。徐为开始觉得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人操控，每一件事情之间都有联系。即便是那些早已模糊的往事和故人，再想起来似乎也都有不寻常的隐喻。这种感觉渐渐把他的记忆、猜测和确有的经历都杂糅到了一起。别人都说徐为病了，精神病，但他自己不这样认为。真正有精神病的人会确信自己感觉到的就是真实发生的，但他并没有这么确信。徐为的这些感觉都只是猜测——可能是有人在监视我，可能是有人帮我安排了工作……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猜测。他渐渐被巨大的谜团所围困，即便在“有没有病”这件事上，他都不是百分百确定。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没有病，有时候又会问这到底是不是因为他有病。但在别人看来，这就是精神病，最多也只是病得轻和病得重的区别。四2001年春，徐为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那是一家二级医院，入院后有诊断，有医生开药，每隔几天医生都会和病人谈谈，家属随时可以来访，看起来非常正规。但就是这样一家医院，在徐为入院的第一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小护士要给徐为打针，他不肯，于是来了另一个人把徐为打了一顿，痛得他睡都睡不着。挨了这顿打，徐为就获得了住院的第一条攻略：如果不想挨打，自己就得太平一点，不能跟人家搞事情。徐为逐步意识到精神病院其实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独立王国。医生和护士是顶层阶级。医生掌握着开药的大权，谁不听话就给谁多吃点药。与病人接触最频繁的是护士，从二十几岁到四五十岁的都有，像帝王一样。有一次，一位病友说话稍微大声了一点，年轻的小护士立刻转过头，脸一板，说：“你知道规矩的啊。”声音不大，但那个病友马上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了。领教了几次医生护士的威严，徐为就获得了在这里住院的第二条攻略：医生护士说什么都必须听，不听不行。位于独立王国第二阶层的是病头——就像监狱大牢里有牢头，精神病院里有病头，病头就是那些享有特权的病人。那些听护士的话，让护士比较看重的人才能成为病头。徐为入院第一天不肯打针的时候，就是医生叫病头把徐为打了一顿。医生和护士让病头做一点上不了台面的事，而病头多少能从医生护士那里得一点好处。至于底层的病人能不能团结一致反抗呢？基本是不可能的。徐为刚入院不久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病友和病头吵架，病头动手打了这个病友。医生护士没有惩罚打人的病头，而是把被打的年轻病友送上电麻椅。当时，住院经验还不丰富的徐为仍有勇气说两句公道话。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打抱不平地和医生说：“明明他是被打的，你们放着打人的人不管，让被打的坐电麻椅，你们讲不讲道理？”但只有徐为胆子大，其他病友都不敢作声。后来住院的经验值高了，徐为也就认清了在这个独立王国里并没有道理二字。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徐为也不作声了。病友怪他：“你为什么不来帮我？”他说：“我来帮你也起不到作用呀，只是多一个人被打而已。”这是徐为记下的第三条住院攻略：作为一个底层病人，只能昧着良心、事不关己。那能不能向前来探访的家属求助呢？经徐为观察，十个人里面九个人的家属是不会给予帮助的——家属就是想把人关在医院里，他们不会管人会不会在医院里被打。太太平平地住了一年，治疗得差不多了，医生对他说：“你可以走了。”没有人来接徐为，医院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有人来接才能让他出院。那时是2002年，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一年的徐为问别人借了一块钱，独自出院，坐公车回家了。如果那时他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一定会感叹这一次住院的时间之短，更会惊讶这一次出院是如此简单。五出院后，徐为和父亲住在一起，找了一份在工厂车间的工作，每个月1500块钱。后来在涨工资的事情上和老板没谈拢，这份工作也就不做了。徐为阔别家乡十年，父子感情本来就比较淡漠。父亲在心里怪责他不珍惜工作的机会。徐为则不满父亲把日子过得糟心，连续三个月都吃青菜豆腐冬瓜汤不带一点变化。在2003年7月的一天，父子之间发生了争吵，直接导致徐为第二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那场争吵之后，父亲去找了居委会。不知是因为争吵真的过于激烈，还是因为居委会一听说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住过精神病院的人”，就觉得如临大敌，居委会又找了派出所。最后，父亲、哥哥、居委会和派出所一起把徐为送去了精神病院。看到这么大的阵仗，徐为自知没有能力反抗，便识相地跟着走了。这一次，他被送去了一个离家很远的精神康复院。入院的那天，只办了简单的手续，父亲和哥哥就走了。医生把他送进康复院的第一间小屋子，收走了他身上的三五百块钱，把门一关，就不管他了。这间房间里就一张床，外面有铁门，徐为在里面住了一个多星期。一有机会他就问医生：“我到底有什么病？”医生不搭理他。不过药倒是很快跟上了，徐为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吃的是氯丙嗪，这一次就继续吃氯丙嗪。在徐为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问下，医生勉强对徐为进行了一次会诊。但就随便问了点问题，也没出什么结果。会诊之后，徐为被分到了普通病房，和几个病友合住。这家精神康复院和徐为第一次住的那家精神病院挺不一样。康复院里的诊断和治疗都没有那么正规，但整体上也没有那种等级森严的气氛。康复院对病人的管理比较松散，病友们平时能抽抽烟，病友之间还能做一点倒卖香烟的小生意。如果说之前那家医院是为了治病，这家则更像是精神病人的长期收容所。一开始，居委会的人会陪父亲来康复院探访。每次他们来，徐为都会强烈要求出院回家。居委会的阿姨嘴上答应帮他看看，但看着看着连人也不出现了。父亲年纪大，不认识去康复院的路，没有居委会的人陪着，便也不来了。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中午11点午饭后午休，下午1点半起床，3点45分吃晚饭，4点回房睡觉，算下来一天要睡超过14个小时。徐为就在这样的作息里开始了看不到尽头的康复院生活。住在这里面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每天睡超过14个小时，再正常的人都能睡出精神病来；如果不睡觉，在白墙四壁的房间里就只能发呆瞎想，想多了精神病就更严重了。有时他觉得康复院的作息并不是为了帮助里面的人康复，而是在卖力地为康复院存在的意义服务。看不到出路的徐为想到了逃。剧照 | 《飞越疯人院》但徐为觉得那些被抓回来的病友都是脑子一热就翻墙出去了，身上没钱，脑子里没计划，在街上游荡两天，没有吃没有住，想想还是回来吧。还有一些病友是逃回家的，没两天又被家人送回来了。看多了这种出逃未遂，徐为便明白，即使翻过了康复院的墙头逃出去，外面还有看不见的墙头等着他。如果想逃出去，在外面生根，永远不回来，就要沉住气，长远规划，缜密安排。六长远规划的第一步，就是要在康复院里活成一个模范病人的样子。对住精神病院已颇有门道的徐为知道，只有活成一个人畜无害的模范病人，后面的一切才有可能。在康复院里有一位自建立之初就住进来的资深病友，平时兼任康复院的总务——负责给病人发发东西，分分点心。总务是个外开放的病友，周末可以回家，周末结束再自行回来。随着康复院里病人数量增多，总务需要一个帮手，这就选中了模范病人徐为。徐为开始帮总务做事，渐渐就像康复院里的半个工作人员，也和医生护士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医患之间的人际关系。有了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人际关系，徐为的长远规划第一阶段进行得顺利。长远规划的第二步，是要拿回自己的证件。徐为的身份证在入院的那天就被收走了。他知道，要想在逃出去之后顺利地生活，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证件拿回来。因为早早就怀有这样的想法，当康复院组织病人重拍身份证照片的时候，徐为立刻抓住机会，拿回了自己的身份证。除了运气之外，也多亏了好病友人设让康复院的医护们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对他的戒心。长远规划的第三步，钱。钱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过去那些逃出去又被送回来的病友，多半是因为身上没有钱，所以无法在外面独自生活。但是，在康复院里要怎么挣钱呢？病友们之间最抢手的东西是香烟。康复院里物资匮乏，连个小卖部都没有，想要抽烟，就只能想办法从康复院外买进来。徐为看准了这个商机，靠着给总务做帮手时建立起来的人脉，拜托护士们和总务帮他买烟带进康复院，他再把这些烟转手卖给病友，从中赚个差价。在康复院里，香烟几乎就是硬通货。所以买烟这个特权不仅让徐为赚到了钱，也让他在病友中有了威望。除了香烟贸易，徐为还承接了康复院上下200多号病人的理发业务。起初，院长说一个月给徐为30块钱作为理发补贴。徐为掐指一算，觉得太少，一个月30块，买烟都不够。他就去和院长谈价钱，说全院200多个头都是我理，少说也要给我一天一包大前门吧。软磨硬泡下，院长答应每个月给他60块。给200多个人理发，每个月只收60块，这样的事情若是放到康复院外面，简直不敢想象。但对于康复院里的徐为而言，这却是来之不易的、通往自由之路的铺路石有了身份，有了人脉，有了特权，有了威望，还有一点小钱的徐为成为了康复院里的病头。但徐为并不贪恋这康复院铁门内的荣华富贵，他始终记得自己最初的念头，要走到这铁门外，获得真正的自由。七2005年，徐为正在自己长远规划的上艰难前行。4月的一天，他和总务站在院子里，看见一辆车停在康复院的铁门外，一个工作人员正把一个年轻姑娘一把从车里拽下来。有经验的病友都知道，那个被拽下来的姑娘即将加入他们。徐为第一眼看到那个姑娘时觉得她还像个孩子，就跟总务说：“哎呀，怎么连小孩子都送进来。”后来别的病友告诉他，这个新同伴只是显得小，其实已经结过婚又离了婚，孩子都16岁啦。这个新病友就是春春。她看起来确实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带着一点婴儿肥，有一双笑起来弯弯的眼睛，说起话来温柔腼腆，就像春天树林里毛茸茸的小兔子。后来，春春成为了徐为的女朋友，二人在康复院里同甘共苦地相伴了十多年。徐为的说他和春春属于一见钟情。如果他们相信丘比特的存在，2005年的那个春天，一定有一个瞬间，他的心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两人分开住在不同的病房，只能每天放风的时候在一起玩。康复院里的小花园、小操场、还有徐为和总务干活的总务室都是他们约会的地方。徐为干活的时候也会带上春春，两个人配合起来做事麻利，时不时会故作嫌弃地对形单影只的总务说：“你怎么这么磨蹭！”丘比特之箭不仅连起了两个人的心，也让康复院里的医护们乱了一下方寸——公然在精神康复院里谈恋爱，这可是件大事。医护们团结一心要让这样的事情空前并且绝后。于是，护士们每次看到徐为和春春坐在一起，就会说：“分开，不能坐在一起！”医生们更凶，每次康复院召集病人们开大会小会，医生也会明里暗里、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地抨击他们的恋情。即使无法将他们分开，也要补上一嘴：“就你们俩？做梦去吧！”康复院里的医护仿佛变身成为中学里抓早恋的教导主任，而徐为和春春把一切阻拦当作耳旁风，硬生生顶住了一切压力。春春说：“这一路，是我们闯出来的！”她一向腼腆，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和教导主任斗智斗勇、最终因爱得胜的高中女生，眼睛里闪着星星。丘比特之箭在徐为的长远规划上打了一个转向。但徐为并没有因为爱情就打算放弃逃跑，只是计划有变，他决心要两个人一起出去。八想要两个人一起逃出去，徐为之前的长远规划就要修改。首先是要存钱，最主要的是存钱。在徐为看来，最重要的就是钱，钱，钱。在之前的规划里，钱还没有那么重要。如果逃出去，自己一个人到东到西没有牵挂，只要有一点钱不至于饿死就可以。但有了春春，一切就不一样了。在新规划里，他们出去肯定不可能很快找到工作，所以要有一笔存款让他们能够租房子，买好一点的衣服……徐为自己不介意风餐露宿，但他一定要让春春干净体面、有个屋檐。于是徐为想尽一切办法在存钱的路上狂奔。一边是节流，徐为基本不怎么用钱，连烟都抽得少了。食堂里卖五块钱一份的水果，别的病友一天吃两三份，徐为就买一份，给春春吃。一边是开源，徐为的香烟贸易已是康复院里的老字号，每一单赚三块五块，他又利用自己的人脉开拓了餐饮业务——帮病友从康复院外面买生煎点心带进来，每一单赚一块两块。多年以后，当春春被问到，当时怎么就这么相信徐为，怎么就不担心他卷走他们一起存下的钱自己远走高飞呢？春春只是笑。老徐每天会和春春报告说我们存下多少钱了，存到多少钱我们就出去。和徐为不一样，春春家里人会定期过来探访，想要出去不会那么难。可是她家人当时无法接受她在康复病院里遇到的爱人。所以，春春还是死心塌地地决定和徐为一起逃跑。除了钱，徐为的长远规划里还有一件头等大事——自由出入康复院的特权，还得是两个人的。这样的特权必然能让逃跑大计如虎添翼，但这种特权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徐为苦心经营的模范病人人设再一次起了作用。有一次，康复院的护士选中了徐为让他陪同病友外出看病。这，就是特权的开始。康复院地处偏僻，每次有病友要出去看病的时候，徐为都要走到附近的大马路上去帮护士和病友打车，到了医院以后，挂号一类的事也都由徐为包办。虽然心中切切渴望的自由就近在咫尺，但徐为还是稳稳地沉住了气，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想要借机逃走的样子。一次、两次，当徐为每次协助护士陪病友外出看病，办好事又规规矩矩地回来的一年多以后，徐为自己终于有了外出的特权。跟医生护士打一声招呼，他就可以出去溜达一圈，帮病友买一点生煎点心，只要当天回来就可以了。他还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康复院附近两家不同的银行，给自己办好两张银行卡，把之前和春春一起攒下的钱存进了不同的银行卡里。走得最远的一次，他搭上地铁，直奔市中心。这也是徐为长远规划里的一部分，去市中心的核心任务是购物。他给自己和春春买了几件比较贵的衣服，又花了300多块钱给春春买了一双好一点的皮鞋。徐为觉得逃出去以后至少要穿得像个正常人，不能让别人一看就猜到是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除了置办正常人的行头，徐为还做了一项重大的投资——买手机。那时，他们两人靠着这里一块那里两块的攒钱，每个月最多只能攒几百块，花钱的时候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但在买手机这件事上，徐为毫不含糊，大手笔斥巨资1980块，买了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康复院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更没有哪个病友有手机。在这样一个被信息时代遗忘的小世界里，拥有一部智能手机的徐为简直像一个高科技傍身的未来人。为什么要一下花掉几个月才能攒下的钱去买一部智能手机？这里面有徐为的深谋远虑。要想顺利出去，他们就需要随时关注新闻，万一新闻里“通缉”他们了，他们就要赶快想对策。所以，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并不是奢侈品，而是他们的刚需。在那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情让徐为非常伤脑筋：“我是有特权的，可以随便进进出出，可是我要怎么带着春春这么一个大活人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一起出去呢？”绞尽脑汁，他们俩想出了一个点子：买早点。徐为长期在康复院里发展餐饮业务，他出去买个早点顺便帮病友带一点，谁都不会觉得奇怪。他决定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在买早点的时候带着春春一起出去。有一天凌晨四点半，徐为和春春走到康复院门口，跟门房的值班阿姨说，他们肚子饿了，要出去买早点。值班阿姨知道，徐为出去买早点是正常的，可他要带着春春一起去，就不符合规定了。但那时他俩恋爱已经四年多，是康复院里的模范情侣。值班阿姨便全当是热恋中的小情侣黏着对方，睁只眼闭只眼地放他们出去了。致力于长远规划的徐为当然不会在第一次买早点的时候就带着春春有去无回。他们不仅规规矩矩地回了康复院，还给值班阿姨带了一份早点。从那以后，他们每天都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一起出去买早点，每次都给值班阿姨带一点，每一次买完都规规矩矩地回来。就这样，他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让所有的值班阿姨都习惯了他们凌晨四点半一起出去买早点的行为，并且相信他们只是单纯地出去买早点，一定有去有回。有了必要的装备和特权，徐为开始担心他和春春的身体。要有好的体能，这是顺利出逃的本钱。大约在2010年前后，徐为就在康复院里放出风声说：“哎，我这身体也是越来越差了，是时候要锻炼锻炼了啊。”放了一阵风后，徐为和春春便开始在康复院里锻炼身体。他们不敢一下子锻炼起来，怕这变化太大，引起医生和护士的怀疑。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每天早晨绕着康复院的小操场跑半个小时。等医生和护士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他们每天跑步的行为后，他们再循序渐进地增加强度，最厉害的时候每天跑上六七圈。那时自徐为和春春启动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起已经过去了五个春秋。他们用五年的时间，基本落实了出逃大计里的每一个环节——攒下了近三万块钱、买了智能手机、有像样的衣服裤子、能在早晨四点半手牵手光明正大地走出康复院。最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在一起，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在这五年间，徐为其实有无数的机会独自远走高飞。他有自由走出康复院的特权，身上有身份证、银行卡、手机、钱。若是换上一套像正常人的衣服，隐没进康复院外的滚滚人潮里再也不回头，或许也就从此自由了——那是徐为渴求了很久的自由世界。只是那个自由世界里没有春春，他便一直没有进去。九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这是徐为和春春准备出逃的日子。那时候火车实名制刚刚推行，徐为用手机上网查到春节假期结束的第一天，买火车票没有严格的实名制。他们的目的地是广州，因为那里的冬天暖和，不用花很多钱买厚的衣服裤子。生活也相对便宜，实在碰到困难找不到住处，还有可能在外面扛一扛，不像寒冷的城市，连躲的地方都没有。出逃前夜，徐为和春春仍然在各自的病房里，脑子里和心里满是兴奋和紧张，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大约凌晨四点，徐为起床，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他们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阿姨打开了康复院的铁门。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不一样的是，他们心里知道，这将是一次有去无回的“买早点”。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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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疯人院》一出康复院的大门，他们便立刻到附近的大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银行的ATM机。徐为从两张银行卡里共取了一万八千块，加上他们手里原有现金，总共有差不多三万块。他一早就想好，出逃的时候不能用银行卡，要用现金，这样才不容易被人找到。取完钱，他们又拦了一辆出租车，冲向上海南站。到达南站的售票处，他们买到了早晨9点10分发车前往广州的火车票。一切都如徐为计划的那样，一气呵成、畅通无阻。终于，徐为和春春一起逃出了康复院，真真切切地站在距康复院十几公里的上海南站里，手里攥着南下广州的车票。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此刻已经完成了99%，就等时候到了，火车进站。一旦踏上那辆火车，从此都是自由。早春凌晨的上海南站还是漆黑一片，大部分店都没有开。徐为和春春觉得又冷又饿，就在车站小卖部里买了两碗泡面，果腹、取暖。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和凌晨出逃的一路颠簸，之前的兴奋和紧张在此刻都化作疲乏困倦朝他们涌来。他们坐在南站候车厅的座椅上，渐渐打起了瞌睡。徐为在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他想：“我们不应该坐在固定的地方啊，我们应该换位置，应该不断地绕着南站兜兜逛逛，只有这样，我们才不容易被人发现，才安全。”可是他实在太困了，一点都挪不动了。好像又有人在他脑子里打出一行字幕：“不能坐在这里了，有人在找我们。”可是他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和春春就这样在上海南站候车室的椅子上睡着了。他们被人推醒的时候大约是早晨七点。睁开眼，站在面前的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人——康复院的医生。医生边上还有一个护士，两个人，也没有说话，就站在他们两个人面前。这些年的一切都戛然而止，没有人能明白徐为和春春在那一刻所体会到的绝望。徐为对春春说：“安静一点，跟他们走。他们只要指着我们大喊一声精神病，我们硬逃也不可能逃掉。”十徐为和春春被医生抓回康复院。他们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第一间，24小时候不关灯，另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最后一间，24小时不开灯。徐为被关在不关灯的那间，晚上也明晃晃的，根本睡不好觉。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他就在房间里跑步，跑房间的对角线。康复院里医护们勒令徐为和春春分手，否则就一直关禁闭。他们俩被分开紧闭，没办法互相通气，但都态度坚决：“我们绝对不分手。”医护拗不过他们，关了一个星期后，就把他们放出来了。靠自己逃不出去，徐为便开始联系媒体。他给各个大小媒体打了一轮电话，只要是能查到号码的，他都打了一遍。有一些根本不理他，有一些告诉他会找记者跟进，但之后就没有记者再来联系他。他又去找残联，希望残联能够帮助他出院。但是残联的负责人对他说：“你是精神病人，你要叫你的监护人和我谈。”徐为听了觉得荒谬，就是监护人把他送进来的，怎么会愿意接他走？早在很多年前徐为就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了。但是，康复院的惯例是“谁送来谁接走”——谁把人送进这康复院，谁就是康复院认定的监护人，即便一个人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只要监护人不肯接走，康复院就不会放人。当初把徐为送进康复院的是他的父亲。父亲在2008年去世以后，康复院就认定徐为的大哥是他的监护人。从此，徐为能不能出院，就由大哥说了算。康复院和大哥联系过很多次，告诉他徐为能够出院了。但是大哥的态度决绝——不接，就是不接。他们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两套房子，徐为的大哥把两套房子出租，租金都收在自己手里。如果徐为一直住在康复院里，大哥就能一直收租，在康复院里的徐为连租金的影子都摸不到。徐为又开始找律师，希望法律能够把他捞出去。但很多律师一听说是一个精神病人要打官司告自己的监护人，就像听到痴人说梦一样。也有律师来到康复院，声称可以帮助他，开价一万一千块，却连个正式的合同都没有拿出来。徐为还是愿意给他钱，想就当买个希望吧。康复院里的护士都看不下去了，硬是帮徐为把钱要了回来。后来又来了一个律师，先开价5000块，后追加了2000，依然没有签合同，只给徐为写了一个收据。收了钱之后，这个律师便潦潦草草地帮徐为打了一个官司，结果就是正式把徐为的监护权正式判给了他大哥。就在徐为恨不能挖地三尺找到一个能帮助他出院的人的时候，康复院的院长也没有闲着。有了那次逃亡未遂事件后，康复院的院长觉得徐为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要是他再逃多几次，康复院也吃不消。于是，院长也开始想办法，希望有人能接徐为出院。大哥不愿意接，甚至立下字据说，把徐为关在康复院里，出了什么事情他负责。徐为的二哥生活在外地，又说自己身体欠佳，没有能力照顾徐为，还是让他呆在康复院里吧。徐为家所在的居委会表示，小区里住着几个精神病人了，没有能力再多照顾一个，还是让徐为住在康复院里比较好。没有人愿意帮助徐为出院，院长便死心了。徐为还没有死心。见识过了冷漠的媒体、死胡同里的残联、牛鬼蛇神一般的各路律师，又输掉了一个官司，徐为确实一度陷入绝望。但后来，他听说有一部《精神卫生法》即将出台，法律第五条里写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徐为觉得这部法律可能会对他有帮助，希望又被点燃了。顺着这个方向，徐为找到了一家关注《精神卫生法》的公益机构，也就是我当时实习的单位，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走正规的法律途径争取出院。2013年的时候，我们给徐为联系了一位愿意免费代理徐为案子的律师，他专门去康复院里和徐为签了一份合同，徐为将康复院和他大哥告上法院。2013年9月17日，法律程序启动。2013年12月20日，法院送达立案通知书。从立案到一审开庭，用了大半年。一审法院原定于2014年11月25日宣判，结果跳票了。一直等到2015年4月，同事告诉我，徐为的案子终于要判了。我觉得徐为应该是稳赢的，医院有记录证明徐为早已符合出院的标准，而徐为的大哥和他有利益冲突，这些事实都太清楚不过了。法律和舆论也在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徐为的官司被称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之前那些对他不理不睬的媒体都开始报道他，甚至有人来康复院看望他。徐为的案子一打就是两年，我已经结束了公益机构的坐班实习开始在国外念书。判决日前夜，我想自己早晨起床的时候，同事们应该已经在庆祝徐为胜诉了。可是一觉醒来，我只看到一张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徐为其人的样子。照片里，徐为站在康复院的铁门内，他个子很高，头发有点灰白了。他双脚并拢，认认真真地站着，但背已经有一点驼了。他的律师站在康复院的铁门外，向他送达一审判决书，徐为败诉。法院认定徐为住在康复院里是合理的，大哥作为徐为的监护人，将徐为安置在康复院里就已经尽到了作为监护人的职责，再一次将徐为能否出院的决定权交在大哥手里。徐为不服，上诉。二审依然败诉。徐为仍不服，于是他的律师申请再审，申请抗诉。直到2016年5月，徐为和他的律师走完了所有可走的法律程序，彻彻底底以失败告终。法院认为，如果监护人不同意，那带着精神病人帽子的徐为就应该继续留在康复院里。判决书里罗列了诸多理由，但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部分人在一件事上的高度一致——毕竟是个精神病人啊，放出来了，万一出事呢？那之后，当我和别人讲起徐为的故事，忽然发现故事的开头已经从十年变成了：“我跟你说一个很传奇的人，他在精神康复院里住了快14年……”我不再关心徐为到底能不能出来，更想知道的是，在这漫长的诉讼里，在这一波接一波的等待和失望里，他会不会被击垮？当年围在一起感叹的同事们都在各自的生活里飞快地奔跑——有人结婚，有人生子，有人去远方继续学业。似乎只有徐为被困在了一个时间停滞的平行世界里，日复一日的康复院生活依然没有尽头。十一2015年和2016年，是徐为迄今为止的生命里最难熬的两年。为了出院，他把康复院和自己的大哥告上法庭。和大哥对簿公堂，亲情从此就断了。和康复院对簿公堂，但徐为还住在康复院里，双方就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博弈。整个官司以失败告终，徐为仿佛听见康复院的铁门“哐当”一声关上，彻彻底底、严严实实地把自由世界关在了这铁门外，出也出不去，活也活不好，死又死不了。还记得1994年时，徐为曾在澳洲落难，赌博输光了所有的钱、独在异乡没有亲朋、没有住处。他想着去流浪当乞丐，结果发现地广人稀的澳洲对乞丐也不友好，流浪了半天也看不到人和车，乞丐都活不下去。但相比起被困在康复院里有吃有住的日子，徐为觉得，还是1994年落难的时候好，那时毕竟有自由。唯一的慰藉是春春一直陪在他身边。他们在一起十年，如果没有春春，徐为也许早就想办法死掉算了。十年前，当他第一次看到春春的时候，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还像个孩子的姑娘会在多年后成为他活下去的支点。2016年，徐为找到他的律师，他还是要争取出院，再试一次，最后一次。律师把所有可能的方法都想了个遍，最终和徐为决定，再启动一个法律程序，要求法院撤销大哥的监护权。如果能够把大哥对徐为的监护权整个端走，那能否出院的决定权就能回到徐为自己手上。在这个程序里，最关键的一环是徐为要做一次司法鉴定，只有当他被鉴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后面的路才能走通。对于这个鉴定，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在徐为之前打的两场官司里，他已经被鉴定过两次了，两次的结果都不理想。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一旦被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就没有什么人能顺利通过这个鉴定。但在2017年7月6日，徐为从最初在精神康复院里发展香烟贸易、开拓餐饮业务，到后来成为康复院里第一个谈恋爱的人、第一个用智能手机的人、第一个带着另一个大活人光明正大逃跑的人、第一个聘请律师的人，变成了第一个被鉴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徐为拿到的司法鉴定结果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被鉴定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缓解，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走到这一步，他坚持了15年。但徐为并不着急正式出院，他还在康复院里多呆了两个多月。并不是因为他留恋这生活了15年的康复院，也不是因为他做事拖延。他心里比谁都急，怕夜长梦多，怕院长变卦，怕那个来之不易的鉴定结果失效。但他还是要留在康复院里，因为春春出院的事情还没有解决。他一定坚持要两个人一起走。徐为说，如果他一个人出来了，春春在里面关一辈子，要受苦，他在外面也要苦一辈子。春春的监护人是她的哥哥，没时间照顾她，所以不同意春春出院。律师出了个主意把春春的监护人变更成她的儿子，最终在2017年9月26日春春也拿到了出院的获准，慢慢的春春家人也开始接受这一段爱情长跑。徐为和春春终于实现了一起出院的大目标。9月27日，在律师和春春家人的陪同下，他们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昂首挺胸地走出康复院的大铁门。从铁门的这一边走到那一边，不过就是一步，两步。但他们一起走了十多年，才走到铁门外。还好，经过了这十多年，他们仍然一起走。从今以后，他们有自由，两个人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新天新地，一切都是新的了。两天后，徐为记录下了他这一天的生活：“今天东西差不多买全了，开始自己做饭吃。今天买了一把空心菜6元一斤，二个灯笼青椒7元一斤，一块鸡胸10元一斤花了4.5元，一点姜一个大蒜头3元，2斤鸡蛋每斤5元，一瓶烧菜酒5元。总共差不多花了40元。平常日子真好。”（为保护主人公隐私，徐为、春春已化名）作者 | 溪树，文章是转载，侵删！此时你马上脱光裤叉子，对方会强逼你穿上，而你誓死不从，问为何？你可告之曰:穿上裤子，还象病人吗？哈哈哈，你就按此办法吧这很简单药吃时压在舌头下面，等人走了再吐出来，什么电击呀忍受住，和其它病人相处时也当装病。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不是神经病，好人药一吃也变安静目光，但你老实不狂暴也不用打镇定剂。精神病院住院很昂贵，医生也无法签定是否正常，然后，治好出院，但逃路是图然的。我去过这医院几次，天才和疯子一线之隔。病人说真话。感谢文友，希望我的回答大家能喜欢！在精神病院住:是一个精神病人碰上一群精神病人，吃饭抢，喝水夺，有哭有笑又有闹，真是人间最悲怆。正常人只能看着流泪而又无可奈何！喜欢我的回答就点点赞并关注我如果以前对精神病院不了解，那么现在可以去精神病院里面，看看是怎样的了，因为中国有个神经病院是对游客开放，可参观的。精神病院里面到底是怎样的呢？精神病院对我们常人来说是恐怖的地方，恐怖在于我们对精神病医院的了解，只限于在电影的画面里，尤其描述精神病院题材的，来源于恐怖电影的比较多。精神病院对精神病人的家属来说是充满希望的地方，这里可能会治愈生病的亲人。精神病院对患者来说是改变自己未来的地方，这里有可能会给无意识的自己，变的与常人一样，从此改变自己未来的命运。历史上有流传下来一些，关于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院，治疗过程中的照片，照片里患者的痛苦，不次于恐怖电影里出现的画面。从这些历史的照片中，可以看出，精神病院曾经的确是个恐怖的地方。 意大利精神病小孩 精神病患者的椅子 精神病患者的紧身束衣韦弗利山疗养院 这里除了治疗精神病人，也治疗那些具有传染病的病人，相传疗养院在倒闭后，在已经废弃的房子里，经常出现鬼哭的声音，在营业的五十多年当中，六千多人死在这里，人们都说这里的声音是那些，非正常死亡的冤魂在哭诉。 哈德逊河州立医院 记得有一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精神病人被关押在一个废弃的精神病医院里做人体实验，后来他无法忍受痛苦，把自己点燃，目的就是为了烧毁这所医院，哈德逊河州立医院与电影里的场景很巧合，医院在2003年倒闭并废弃，但是在废弃的5年后，医院的男病号区，莫名奇妙的起火，医院被烧毁。阿勒格尼联合精神病院这所医院的外表看上去十分的华丽，实际上里面对待病人，简直令人发指，他们把病人的衣服全部扒光，并锁在铁笼子里，每当深夜的时候，大楼里面就会传来高低起伏，不同人的痛苦嘶叫声。 维也纳疯人塔 在这个圆形的塔里面，病人像犯人一样被关押着，每个病人都被铐起来，如果有病人想逃跑，就会被设置在塔外，高墙之上的闪电捕捉器给击倒。 开放旅游的精神病院香港青山精神病院，为了让更多社会上的人，对精神病人及对精神病院有更多的了解，每隔五年，对外开放一次，开放时院方会为游人，准备很多互动的小游戏，从这些游戏当中，可以对精神病，有更多的认知。如果还是对精神病院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待青山神经病院开放时，可以去参观，参观后，相信精神病院是怎样的，在心里不会再是个谜了。谢河马友邀。让医生开证明。要不，给医院提合理化建议…… 来说一个真实的实验:8个正常的“假病人”进入精神病院后，没有一个人能自证正常，他们大多被视为重症患者1969至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森汉就隐蔽的进行了一次伟大的不正常实验：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当正常人在不正常的地方）。实验过程是有趣的，同是又是令人不安的。具体计划为：罗森汉恩教授招募了8名正常人，5男3女，8人中包括1名研究生、3名心理学家、1名儿科医生、1名精神病学家、1名家庭主妇和1名画家。8个人相继以“假病人”的身份潜入12所精神病院。罗森汉注意到身边有些人为了避免参战而假装疯狂。这些人已经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但他们在之前的生活中没有表现出任何精神错乱的迹象。罗森汉好奇地想，装成一个精神病人是不是那么容易。按照罗森汉的要求，这8位假病人成功进入精神病院后，不再装疯，而是按照正常行为的标准生活，并偷偷记录下他们接受治疗的过程，以及其他精神病人的状况，以观察精神病人和医护人员如何看待"正常行为"。令罗森汉惊讶的是，他们进入精神病院后表现正常，却被视为重症患者。刚开始，他们会躲在角落里躲避人写写画画，后来发现完全没有必要，写了什么也没人来检查，医护人员也只是把这当成他们发病的症状之一。本来他们接受治疗的计划只有20天左右，但他们进医院前几天就对医护人员说："其实我没病，我是装病，你们要检验一下入院标准。"据此，医院认为，他们的情况非常严重，不仅有幻听，还有"偏执幻想"、说谎、极端病态的表现倾向。于是8人的治疗期延长到50天，50天后他们不再说自己是装病，而是承认自己确实有病。又观察了30天后，医院放了他们。让罗森汉感到好笑的是，他们被放出来的原因并不是医院判定他们正常，而是他们的"症状"有所改善。因为这个实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的问题，精神病医院里正常人和疯子的界限模糊，一旦被贴上"疯子"的标签，其正常行为也会被视为疯子行为，造假者甚至无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根本就是就事论事。所以一个正常人要是在精神病院里面待三年的话，真是结局难料啊。这三年内要是吃药也能把自己吃傻了吧。以下的故事告诉你，一个在精神病院关了17年的人，是怎么样自救成功的。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凌晨四点，徐为准时起床，把最好的衣服和鞋子一一穿上，脑子里一遍遍彩排接下来会发生的所有可能性和要注意的细节。另一间房间里，他的女友春春也已准备妥当。半个小时后，徐为和春春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他们将要敲开值班室的门，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每天都严格遵守这个流程：凌晨四点起床，四点半一起走到康复院门口，等值班阿姨开门放他们出去买早点。按照惯例，值班阿姨会打开铁门，让他们出去。因为她知道，他们不久后就会回来，并且多带一份早点给自己。早春的上海，凌晨仍是簌簌的冷。徐为和春春紧紧挨着站在铁门前，徐为个子很高，像小学生一样双脚并拢站地笔直，但仍然挡不住已经微微驼起的背。他紧紧攥着女友的手，放在自己身后。此刻，他们正盯着铁门上的锁，心里无比紧张。就在这扇铁门边上的墙上，有一块方形的金属牌子，上面写着：“精神康复院。”为这一刻，他们已经准备了十年。今天，值班阿姨会照例给他们开门吗？二2000年10月，徐为乘坐的飞机落地广州白云机场。大约是更早的10年前，他拿着中专文凭钻进出国潮。刚落地澳洲，发现报读的语言学校是山寨的，交了钱的住处也联系不上，还没有开始新生活，就背上了黑身份。10年间，徐为一边打黑工，一边争取合法居留，但最终还是被遣送，蹭上了一张免费的回国机票。徐为并不想回上海老家。在国外什么名堂都没有混出来，碰到熟人肯定觉得丢脸。倒不如就留在广州，把日子过好一点再回去。但是那种感觉又来了。他脑子里抑制不住地出现了一行字幕：“这里不该有这么多人呀，这里面好像有人在跟着我。”周围的人好像都在偷看他、试图包围他，走近又像没什么事一样散开了。徐为很希望能够抓住一个人问：“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跟着我？”再细看，周围都只是行色匆匆的路人。这种感觉对于徐为已不再陌生了，仍让他感到惊慌无措。于是他决定回上海。就这样，十年之中不曾与家里有很多联系的徐为，空降回家。回到家，徐为开始为自己在澳洲的经历申诉，前前后后跑了澳大利亚领事馆、华侨办公室、外事办等好几个部门，但到都没有音信。他经常打电话给在澳洲的朋友，电话费都花了两千多块钱。徐为的大哥看到他这种焦躁的状态，觉得他一定是在国外把脑子呆坏掉了，发精神病了。2001年春节过后不久，徐为刚回家不到一年，就被大哥和父亲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这是徐为第一次入院，在那里，他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三这种被跟踪的感觉早在1994年，徐为还在澳洲的时候就出现了。布里斯班的木星赌场，在连续三个半月里，徐为像有了金手指一样，逢赌必赢，每次至少赢5000澳币，几个月里徐为赢了20多万澳币。那时他想赢到30万就回国，家里兄弟三人每人都能分到10万澳币。但就像过山车，爬到顶峰后接着便是急转直下，而徐为在赌场里坐的这趟过山车，顶峰就是20多万。那天徐为又一次干脆利落地赢了近2万块。他想乘胜追击，但突然感觉到牌桌上有人出千作假，随着作假的小动作，牌势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冲着他来的。有一股不可抗的力量在他眼前，要把刚才的好牌和好运一笔一笔地抹去。他乱了阵脚，把大把大把筹码推上牌桌，一直输，输光了手里的钱，还去银行取了钱，回到牌桌上继续输。就这样，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个月赢来的钱转眼成空。赌桌上的输赢只是一时，但那种感觉却溢出赌场，渗入到生活的其它方面。他去找工作，觉得是有人在背后帮助他，安排他找到了这份工作；他走在路上，就感觉有人跟踪他；他打电话，感觉电话被监听了……如果说最初在赌桌上的那种感觉只是一个小雪球，那么这个小雪球很快就如失控一般越滚越大。徐为开始觉得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人操控，每一件事情之间都有联系。即便是那些早已模糊的往事和故人，再想起来似乎也都有不寻常的隐喻。这种感觉渐渐把他的记忆、猜测和确有的经历都杂糅到了一起。别人都说徐为病了，精神病，但他自己不这样认为。真正有精神病的人会确信自己感觉到的就是真实发生的，但他并没有这么确信。徐为的这些感觉都只是猜测——可能是有人在监视我，可能是有人帮我安排了工作……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猜测。他渐渐被巨大的谜团所围困，即便在“有没有病”这件事上，他都不是百分百确定。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没有病，有时候又会问这到底是不是因为他有病。但在别人看来，这就是精神病，最多也只是病得轻和病得重的区别。四2001年春，徐为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那是一家二级医院，入院后有诊断，有医生开药，每隔几天医生都会和病人谈谈，家属随时可以来访，看起来非常正规。但就是这样一家医院，在徐为入院的第一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小护士要给徐为打针，他不肯，于是来了另一个人把徐为打了一顿，痛得他睡都睡不着。挨了这顿打，徐为就获得了住院的第一条攻略：如果不想挨打，自己就得太平一点，不能跟人家搞事情。徐为逐步意识到精神病院其实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独立王国。医生和护士是顶层阶级。医生掌握着开药的大权，谁不听话就给谁多吃点药。与病人接触最频繁的是护士，从二十几岁到四五十岁的都有，像帝王一样。有一次，一位病友说话稍微大声了一点，年轻的小护士立刻转过头，脸一板，说：“你知道规矩的啊。”声音不大，但那个病友马上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了。领教了几次医生护士的威严，徐为就获得了在这里住院的第二条攻略：医生护士说什么都必须听，不听不行。位于独立王国第二阶层的是病头——就像监狱大牢里有牢头，精神病院里有病头，病头就是那些享有特权的病人。那些听护士的话，让护士比较看重的人才能成为病头。徐为入院第一天不肯打针的时候，就是医生叫病头把徐为打了一顿。医生和护士让病头做一点上不了台面的事，而病头多少能从医生护士那里得一点好处。至于底层的病人能不能团结一致反抗呢？基本是不可能的。徐为刚入院不久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病友和病头吵架，病头动手打了这个病友。医生护士没有惩罚打人的病头，而是把被打的年轻病友送上电麻椅。当时，住院经验还不丰富的徐为仍有勇气说两句公道话。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打抱不平地和医生说：“明明他是被打的，你们放着打人的人不管，让被打的坐电麻椅，你们讲不讲道理？”但只有徐为胆子大，其他病友都不敢作声。后来住院的经验值高了，徐为也就认清了在这个独立王国里并没有道理二字。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徐为也不作声了。病友怪他：“你为什么不来帮我？”他说：“我来帮你也起不到作用呀，只是多一个人被打而已。”这是徐为记下的第三条住院攻略：作为一个底层病人，只能昧着良心、事不关己。那能不能向前来探访的家属求助呢？经徐为观察，十个人里面九个人的家属是不会给予帮助的——家属就是想把人关在医院里，他们不会管人会不会在医院里被打。太太平平地住了一年，治疗得差不多了，医生对他说：“你可以走了。”没有人来接徐为，医院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有人来接才能让他出院。那时是2002年，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一年的徐为问别人借了一块钱，独自出院，坐公车回家了。如果那时他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一定会感叹这一次住院的时间之短，更会惊讶这一次出院是如此简单。五出院后，徐为和父亲住在一起，找了一份在工厂车间的工作，每个月1500块钱。后来在涨工资的事情上和老板没谈拢，这份工作也就不做了。徐为阔别家乡十年，父子感情本来就比较淡漠。父亲在心里怪责他不珍惜工作的机会。徐为则不满父亲把日子过得糟心，连续三个月都吃青菜豆腐冬瓜汤不带一点变化。在2003年7月的一天，父子之间发生了争吵，直接导致徐为第二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那场争吵之后，父亲去找了居委会。不知是因为争吵真的过于激烈，还是因为居委会一听说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住过精神病院的人”，就觉得如临大敌，居委会又找了派出所。最后，父亲、哥哥、居委会和派出所一起把徐为送去了精神病院。看到这么大的阵仗，徐为自知没有能力反抗，便识相地跟着走了。这一次，他被送去了一个离家很远的精神康复院。入院的那天，只办了简单的手续，父亲和哥哥就走了。医生把他送进康复院的第一间小屋子，收走了他身上的三五百块钱，把门一关，就不管他了。这间房间里就一张床，外面有铁门，徐为在里面住了一个多星期。一有机会他就问医生：“我到底有什么病？”医生不搭理他。不过药倒是很快跟上了，徐为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吃的是氯丙嗪，这一次就继续吃氯丙嗪。在徐为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问下，医生勉强对徐为进行了一次会诊。但就随便问了点问题，也没出什么结果。会诊之后，徐为被分到了普通病房，和几个病友合住。这家精神康复院和徐为第一次住的那家精神病院挺不一样。康复院里的诊断和治疗都没有那么正规，但整体上也没有那种等级森严的气氛。康复院对病人的管理比较松散，病友们平时能抽抽烟，病友之间还能做一点倒卖香烟的小生意。如果说之前那家医院是为了治病，这家则更像是精神病人的长期收容所。一开始，居委会的人会陪父亲来康复院探访。每次他们来，徐为都会强烈要求出院回家。居委会的阿姨嘴上答应帮他看看，但看着看着连人也不出现了。父亲年纪大，不认识去康复院的路，没有居委会的人陪着，便也不来了。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中午11点午饭后午休，下午1点半起床，3点45分吃晚饭，4点回房睡觉，算下来一天要睡超过14个小时。徐为就在这样的作息里开始了看不到尽头的康复院生活。住在这里面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每天睡超过14个小时，再正常的人都能睡出精神病来；如果不睡觉，在白墙四壁的房间里就只能发呆瞎想，想多了精神病就更严重了。有时他觉得康复院的作息并不是为了帮助里面的人康复，而是在卖力地为康复院存在的意义服务。看不到出路的徐为想到了逃。剧照 | 《飞越疯人院》但徐为觉得那些被抓回来的病友都是脑子一热就翻墙出去了，身上没钱，脑子里没计划，在街上游荡两天，没有吃没有住，想想还是回来吧。还有一些病友是逃回家的，没两天又被家人送回来了。看多了这种出逃未遂，徐为便明白，即使翻过了康复院的墙头逃出去，外面还有看不见的墙头等着他。如果想逃出去，在外面生根，永远不回来，就要沉住气，长远规划，缜密安排。六长远规划的第一步，就是要在康复院里活成一个模范病人的样子。对住精神病院已颇有门道的徐为知道，只有活成一个人畜无害的模范病人，后面的一切才有可能。在康复院里有一位自建立之初就住进来的资深病友，平时兼任康复院的总务——负责给病人发发东西，分分点心。总务是个外开放的病友，周末可以回家，周末结束再自行回来。随着康复院里病人数量增多，总务需要一个帮手，这就选中了模范病人徐为。徐为开始帮总务做事，渐渐就像康复院里的半个工作人员，也和医生护士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医患之间的人际关系。有了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人际关系，徐为的长远规划第一阶段进行得顺利。长远规划的第二步，是要拿回自己的证件。徐为的身份证在入院的那天就被收走了。他知道，要想在逃出去之后顺利地生活，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证件拿回来。因为早早就怀有这样的想法，当康复院组织病人重拍身份证照片的时候，徐为立刻抓住机会，拿回了自己的身份证。除了运气之外，也多亏了好病友人设让康复院的医护们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对他的戒心。长远规划的第三步，钱。钱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过去那些逃出去又被送回来的病友，多半是因为身上没有钱，所以无法在外面独自生活。但是，在康复院里要怎么挣钱呢？病友们之间最抢手的东西是香烟。康复院里物资匮乏，连个小卖部都没有，想要抽烟，就只能想办法从康复院外买进来。徐为看准了这个商机，靠着给总务做帮手时建立起来的人脉，拜托护士们和总务帮他买烟带进康复院，他再把这些烟转手卖给病友，从中赚个差价。在康复院里，香烟几乎就是硬通货。所以买烟这个特权不仅让徐为赚到了钱，也让他在病友中有了威望。除了香烟贸易，徐为还承接了康复院上下200多号病人的理发业务。起初，院长说一个月给徐为30块钱作为理发补贴。徐为掐指一算，觉得太少，一个月30块，买烟都不够。他就去和院长谈价钱，说全院200多个头都是我理，少说也要给我一天一包大前门吧。软磨硬泡下，院长答应每个月给他60块。给200多个人理发，每个月只收60块，这样的事情若是放到康复院外面，简直不敢想象。但对于康复院里的徐为而言，这却是来之不易的、通往自由之路的铺路石有了身份，有了人脉，有了特权，有了威望，还有一点小钱的徐为成为了康复院里的病头。但徐为并不贪恋这康复院铁门内的荣华富贵，他始终记得自己最初的念头，要走到这铁门外，获得真正的自由。七2005年，徐为正在自己长远规划的上艰难前行。4月的一天，他和总务站在院子里，看见一辆车停在康复院的铁门外，一个工作人员正把一个年轻姑娘一把从车里拽下来。有经验的病友都知道，那个被拽下来的姑娘即将加入他们。徐为第一眼看到那个姑娘时觉得她还像个孩子，就跟总务说：“哎呀，怎么连小孩子都送进来。”后来别的病友告诉他，这个新同伴只是显得小，其实已经结过婚又离了婚，孩子都16岁啦。这个新病友就是春春。她看起来确实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带着一点婴儿肥，有一双笑起来弯弯的眼睛，说起话来温柔腼腆，就像春天树林里毛茸茸的小兔子。后来，春春成为了徐为的女朋友，二人在康复院里同甘共苦地相伴了十多年。徐为的说他和春春属于一见钟情。如果他们相信丘比特的存在，2005年的那个春天，一定有一个瞬间，他的心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两人分开住在不同的病房，只能每天放风的时候在一起玩。康复院里的小花园、小操场、还有徐为和总务干活的总务室都是他们约会的地方。徐为干活的时候也会带上春春，两个人配合起来做事麻利，时不时会故作嫌弃地对形单影只的总务说：“你怎么这么磨蹭！”丘比特之箭不仅连起了两个人的心，也让康复院里的医护们乱了一下方寸——公然在精神康复院里谈恋爱，这可是件大事。医护们团结一心要让这样的事情空前并且绝后。于是，护士们每次看到徐为和春春坐在一起，就会说：“分开，不能坐在一起！”医生们更凶，每次康复院召集病人们开大会小会，医生也会明里暗里、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地抨击他们的恋情。即使无法将他们分开，也要补上一嘴：“就你们俩？做梦去吧！”康复院里的医护仿佛变身成为中学里抓早恋的教导主任，而徐为和春春把一切阻拦当作耳旁风，硬生生顶住了一切压力。春春说：“这一路，是我们闯出来的！”她一向腼腆，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和教导主任斗智斗勇、最终因爱得胜的高中女生，眼睛里闪着星星。丘比特之箭在徐为的长远规划上打了一个转向。但徐为并没有因为爱情就打算放弃逃跑，只是计划有变，他决心要两个人一起出去。八想要两个人一起逃出去，徐为之前的长远规划就要修改。首先是要存钱，最主要的是存钱。在徐为看来，最重要的就是钱，钱，钱。在之前的规划里，钱还没有那么重要。如果逃出去，自己一个人到东到西没有牵挂，只要有一点钱不至于饿死就可以。但有了春春，一切就不一样了。在新规划里，他们出去肯定不可能很快找到工作，所以要有一笔存款让他们能够租房子，买好一点的衣服……徐为自己不介意风餐露宿，但他一定要让春春干净体面、有个屋檐。于是徐为想尽一切办法在存钱的路上狂奔。一边是节流，徐为基本不怎么用钱，连烟都抽得少了。食堂里卖五块钱一份的水果，别的病友一天吃两三份，徐为就买一份，给春春吃。一边是开源，徐为的香烟贸易已是康复院里的老字号，每一单赚三块五块，他又利用自己的人脉开拓了餐饮业务——帮病友从康复院外面买生煎点心带进来，每一单赚一块两块。多年以后，当春春被问到，当时怎么就这么相信徐为，怎么就不担心他卷走他们一起存下的钱自己远走高飞呢？春春只是笑。老徐每天会和春春报告说我们存下多少钱了，存到多少钱我们就出去。和徐为不一样，春春家里人会定期过来探访，想要出去不会那么难。可是她家人当时无法接受她在康复病院里遇到的爱人。所以，春春还是死心塌地地决定和徐为一起逃跑。除了钱，徐为的长远规划里还有一件头等大事——自由出入康复院的特权，还得是两个人的。这样的特权必然能让逃跑大计如虎添翼，但这种特权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徐为苦心经营的模范病人人设再一次起了作用。有一次，康复院的护士选中了徐为让他陪同病友外出看病。这，就是特权的开始。康复院地处偏僻，每次有病友要出去看病的时候，徐为都要走到附近的大马路上去帮护士和病友打车，到了医院以后，挂号一类的事也都由徐为包办。虽然心中切切渴望的自由就近在咫尺，但徐为还是稳稳地沉住了气，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想要借机逃走的样子。一次、两次，当徐为每次协助护士陪病友外出看病，办好事又规规矩矩地回来的一年多以后，徐为自己终于有了外出的特权。跟医生护士打一声招呼，他就可以出去溜达一圈，帮病友买一点生煎点心，只要当天回来就可以了。他还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康复院附近两家不同的银行，给自己办好两张银行卡，把之前和春春一起攒下的钱存进了不同的银行卡里。走得最远的一次，他搭上地铁，直奔市中心。这也是徐为长远规划里的一部分，去市中心的核心任务是购物。他给自己和春春买了几件比较贵的衣服，又花了300多块钱给春春买了一双好一点的皮鞋。徐为觉得逃出去以后至少要穿得像个正常人，不能让别人一看就猜到是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除了置办正常人的行头，徐为还做了一项重大的投资——买手机。那时，他们两人靠着这里一块那里两块的攒钱，每个月最多只能攒几百块，花钱的时候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但在买手机这件事上，徐为毫不含糊，大手笔斥巨资1980块，买了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康复院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更没有哪个病友有手机。在这样一个被信息时代遗忘的小世界里，拥有一部智能手机的徐为简直像一个高科技傍身的未来人。为什么要一下花掉几个月才能攒下的钱去买一部智能手机？这里面有徐为的深谋远虑。要想顺利出去，他们就需要随时关注新闻，万一新闻里“通缉”他们了，他们就要赶快想对策。所以，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并不是奢侈品，而是他们的刚需。在那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情让徐为非常伤脑筋：“我是有特权的，可以随便进进出出，可是我要怎么带着春春这么一个大活人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一起出去呢？”绞尽脑汁，他们俩想出了一个点子：买早点。徐为长期在康复院里发展餐饮业务，他出去买个早点顺便帮病友带一点，谁都不会觉得奇怪。他决定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在买早点的时候带着春春一起出去。有一天凌晨四点半，徐为和春春走到康复院门口，跟门房的值班阿姨说，他们肚子饿了，要出去买早点。值班阿姨知道，徐为出去买早点是正常的，可他要带着春春一起去，就不符合规定了。但那时他俩恋爱已经四年多，是康复院里的模范情侣。值班阿姨便全当是热恋中的小情侣黏着对方，睁只眼闭只眼地放他们出去了。致力于长远规划的徐为当然不会在第一次买早点的时候就带着春春有去无回。他们不仅规规矩矩地回了康复院，还给值班阿姨带了一份早点。从那以后，他们每天都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一起出去买早点，每次都给值班阿姨带一点，每一次买完都规规矩矩地回来。就这样，他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让所有的值班阿姨都习惯了他们凌晨四点半一起出去买早点的行为，并且相信他们只是单纯地出去买早点，一定有去有回。有了必要的装备和特权，徐为开始担心他和春春的身体。要有好的体能，这是顺利出逃的本钱。大约在2010年前后，徐为就在康复院里放出风声说：“哎，我这身体也是越来越差了，是时候要锻炼锻炼了啊。”放了一阵风后，徐为和春春便开始在康复院里锻炼身体。他们不敢一下子锻炼起来，怕这变化太大，引起医生和护士的怀疑。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每天早晨绕着康复院的小操场跑半个小时。等医生和护士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他们每天跑步的行为后，他们再循序渐进地增加强度，最厉害的时候每天跑上六七圈。那时自徐为和春春启动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起已经过去了五个春秋。他们用五年的时间，基本落实了出逃大计里的每一个环节——攒下了近三万块钱、买了智能手机、有像样的衣服裤子、能在早晨四点半手牵手光明正大地走出康复院。最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在一起，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在这五年间，徐为其实有无数的机会独自远走高飞。他有自由走出康复院的特权，身上有身份证、银行卡、手机、钱。若是换上一套像正常人的衣服，隐没进康复院外的滚滚人潮里再也不回头，或许也就从此自由了——那是徐为渴求了很久的自由世界。只是那个自由世界里没有春春，他便一直没有进去。九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这是徐为和春春准备出逃的日子。那时候火车实名制刚刚推行，徐为用手机上网查到春节假期结束的第一天，买火车票没有严格的实名制。他们的目的地是广州，因为那里的冬天暖和，不用花很多钱买厚的衣服裤子。生活也相对便宜，实在碰到困难找不到住处，还有可能在外面扛一扛，不像寒冷的城市，连躲的地方都没有。出逃前夜，徐为和春春仍然在各自的病房里，脑子里和心里满是兴奋和紧张，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大约凌晨四点，徐为起床，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他们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阿姨打开了康复院的铁门。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不一样的是，他们心里知道，这将是一次有去无回的“买早点”。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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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疯人院》一出康复院的大门，他们便立刻到附近的大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银行的ATM机。徐为从两张银行卡里共取了一万八千块，加上他们手里原有现金，总共有差不多三万块。他一早就想好，出逃的时候不能用银行卡，要用现金，这样才不容易被人找到。取完钱，他们又拦了一辆出租车，冲向上海南站。到达南站的售票处，他们买到了早晨9点10分发车前往广州的火车票。一切都如徐为计划的那样，一气呵成、畅通无阻。终于，徐为和春春一起逃出了康复院，真真切切地站在距康复院十几公里的上海南站里，手里攥着南下广州的车票。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此刻已经完成了99%，就等时候到了，火车进站。一旦踏上那辆火车，从此都是自由。早春凌晨的上海南站还是漆黑一片，大部分店都没有开。徐为和春春觉得又冷又饿，就在车站小卖部里买了两碗泡面，果腹、取暖。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和凌晨出逃的一路颠簸，之前的兴奋和紧张在此刻都化作疲乏困倦朝他们涌来。他们坐在南站候车厅的座椅上，渐渐打起了瞌睡。徐为在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他想：“我们不应该坐在固定的地方啊，我们应该换位置，应该不断地绕着南站兜兜逛逛，只有这样，我们才不容易被人发现，才安全。”可是他实在太困了，一点都挪不动了。好像又有人在他脑子里打出一行字幕：“不能坐在这里了，有人在找我们。”可是他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和春春就这样在上海南站候车室的椅子上睡着了。他们被人推醒的时候大约是早晨七点。睁开眼，站在面前的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人——康复院的医生。医生边上还有一个护士，两个人，也没有说话，就站在他们两个人面前。这些年的一切都戛然而止，没有人能明白徐为和春春在那一刻所体会到的绝望。徐为对春春说：“安静一点，跟他们走。他们只要指着我们大喊一声精神病，我们硬逃也不可能逃掉。”十徐为和春春被医生抓回康复院。他们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第一间，24小时候不关灯，另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最后一间，24小时不开灯。徐为被关在不关灯的那间，晚上也明晃晃的，根本睡不好觉。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他就在房间里跑步，跑房间的对角线。康复院里医护们勒令徐为和春春分手，否则就一直关禁闭。他们俩被分开紧闭，没办法互相通气，但都态度坚决：“我们绝对不分手。”医护拗不过他们，关了一个星期后，就把他们放出来了。靠自己逃不出去，徐为便开始联系媒体。他给各个大小媒体打了一轮电话，只要是能查到号码的，他都打了一遍。有一些根本不理他，有一些告诉他会找记者跟进，但之后就没有记者再来联系他。他又去找残联，希望残联能够帮助他出院。但是残联的负责人对他说：“你是精神病人，你要叫你的监护人和我谈。”徐为听了觉得荒谬，就是监护人把他送进来的，怎么会愿意接他走？早在很多年前徐为就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了。但是，康复院的惯例是“谁送来谁接走”——谁把人送进这康复院，谁就是康复院认定的监护人，即便一个人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只要监护人不肯接走，康复院就不会放人。当初把徐为送进康复院的是他的父亲。父亲在2008年去世以后，康复院就认定徐为的大哥是他的监护人。从此，徐为能不能出院，就由大哥说了算。康复院和大哥联系过很多次，告诉他徐为能够出院了。但是大哥的态度决绝——不接，就是不接。他们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两套房子，徐为的大哥把两套房子出租，租金都收在自己手里。如果徐为一直住在康复院里，大哥就能一直收租，在康复院里的徐为连租金的影子都摸不到。徐为又开始找律师，希望法律能够把他捞出去。但很多律师一听说是一个精神病人要打官司告自己的监护人，就像听到痴人说梦一样。也有律师来到康复院，声称可以帮助他，开价一万一千块，却连个正式的合同都没有拿出来。徐为还是愿意给他钱，想就当买个希望吧。康复院里的护士都看不下去了，硬是帮徐为把钱要了回来。后来又来了一个律师，先开价5000块，后追加了2000，依然没有签合同，只给徐为写了一个收据。收了钱之后，这个律师便潦潦草草地帮徐为打了一个官司，结果就是正式把徐为的监护权正式判给了他大哥。就在徐为恨不能挖地三尺找到一个能帮助他出院的人的时候，康复院的院长也没有闲着。有了那次逃亡未遂事件后，康复院的院长觉得徐为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要是他再逃多几次，康复院也吃不消。于是，院长也开始想办法，希望有人能接徐为出院。大哥不愿意接，甚至立下字据说，把徐为关在康复院里，出了什么事情他负责。徐为的二哥生活在外地，又说自己身体欠佳，没有能力照顾徐为，还是让他呆在康复院里吧。徐为家所在的居委会表示，小区里住着几个精神病人了，没有能力再多照顾一个，还是让徐为住在康复院里比较好。没有人愿意帮助徐为出院，院长便死心了。徐为还没有死心。见识过了冷漠的媒体、死胡同里的残联、牛鬼蛇神一般的各路律师，又输掉了一个官司，徐为确实一度陷入绝望。但后来，他听说有一部《精神卫生法》即将出台，法律第五条里写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徐为觉得这部法律可能会对他有帮助，希望又被点燃了。顺着这个方向，徐为找到了一家关注《精神卫生法》的公益机构，也就是我当时实习的单位，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走正规的法律途径争取出院。2013年的时候，我们给徐为联系了一位愿意免费代理徐为案子的律师，他专门去康复院里和徐为签了一份合同，徐为将康复院和他大哥告上法院。2013年9月17日，法律程序启动。2013年12月20日，法院送达立案通知书。从立案到一审开庭，用了大半年。一审法院原定于2014年11月25日宣判，结果跳票了。一直等到2015年4月，同事告诉我，徐为的案子终于要判了。我觉得徐为应该是稳赢的，医院有记录证明徐为早已符合出院的标准，而徐为的大哥和他有利益冲突，这些事实都太清楚不过了。法律和舆论也在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徐为的官司被称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之前那些对他不理不睬的媒体都开始报道他，甚至有人来康复院看望他。徐为的案子一打就是两年，我已经结束了公益机构的坐班实习开始在国外念书。判决日前夜，我想自己早晨起床的时候，同事们应该已经在庆祝徐为胜诉了。可是一觉醒来，我只看到一张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徐为其人的样子。照片里，徐为站在康复院的铁门内，他个子很高，头发有点灰白了。他双脚并拢，认认真真地站着，但背已经有一点驼了。他的律师站在康复院的铁门外，向他送达一审判决书，徐为败诉。法院认定徐为住在康复院里是合理的，大哥作为徐为的监护人，将徐为安置在康复院里就已经尽到了作为监护人的职责，再一次将徐为能否出院的决定权交在大哥手里。徐为不服，上诉。二审依然败诉。徐为仍不服，于是他的律师申请再审，申请抗诉。直到2016年5月，徐为和他的律师走完了所有可走的法律程序，彻彻底底以失败告终。法院认为，如果监护人不同意，那带着精神病人帽子的徐为就应该继续留在康复院里。判决书里罗列了诸多理由，但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部分人在一件事上的高度一致——毕竟是个精神病人啊，放出来了，万一出事呢？那之后，当我和别人讲起徐为的故事，忽然发现故事的开头已经从十年变成了：“我跟你说一个很传奇的人，他在精神康复院里住了快14年……”我不再关心徐为到底能不能出来，更想知道的是，在这漫长的诉讼里，在这一波接一波的等待和失望里，他会不会被击垮？当年围在一起感叹的同事们都在各自的生活里飞快地奔跑——有人结婚，有人生子，有人去远方继续学业。似乎只有徐为被困在了一个时间停滞的平行世界里，日复一日的康复院生活依然没有尽头。十一2015年和2016年，是徐为迄今为止的生命里最难熬的两年。为了出院，他把康复院和自己的大哥告上法庭。和大哥对簿公堂，亲情从此就断了。和康复院对簿公堂，但徐为还住在康复院里，双方就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博弈。整个官司以失败告终，徐为仿佛听见康复院的铁门“哐当”一声关上，彻彻底底、严严实实地把自由世界关在了这铁门外，出也出不去，活也活不好，死又死不了。还记得1994年时，徐为曾在澳洲落难，赌博输光了所有的钱、独在异乡没有亲朋、没有住处。他想着去流浪当乞丐，结果发现地广人稀的澳洲对乞丐也不友好，流浪了半天也看不到人和车，乞丐都活不下去。但相比起被困在康复院里有吃有住的日子，徐为觉得，还是1994年落难的时候好，那时毕竟有自由。唯一的慰藉是春春一直陪在他身边。他们在一起十年，如果没有春春，徐为也许早就想办法死掉算了。十年前，当他第一次看到春春的时候，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还像个孩子的姑娘会在多年后成为他活下去的支点。2016年，徐为找到他的律师，他还是要争取出院，再试一次，最后一次。律师把所有可能的方法都想了个遍，最终和徐为决定，再启动一个法律程序，要求法院撤销大哥的监护权。如果能够把大哥对徐为的监护权整个端走，那能否出院的决定权就能回到徐为自己手上。在这个程序里，最关键的一环是徐为要做一次司法鉴定，只有当他被鉴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后面的路才能走通。对于这个鉴定，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在徐为之前打的两场官司里，他已经被鉴定过两次了，两次的结果都不理想。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一旦被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就没有什么人能顺利通过这个鉴定。但在2017年7月6日，徐为从最初在精神康复院里发展香烟贸易、开拓餐饮业务，到后来成为康复院里第一个谈恋爱的人、第一个用智能手机的人、第一个带着另一个大活人光明正大逃跑的人、第一个聘请律师的人，变成了第一个被鉴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徐为拿到的司法鉴定结果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被鉴定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缓解，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走到这一步，他坚持了15年。但徐为并不着急正式出院，他还在康复院里多呆了两个多月。并不是因为他留恋这生活了15年的康复院，也不是因为他做事拖延。他心里比谁都急，怕夜长梦多，怕院长变卦，怕那个来之不易的鉴定结果失效。但他还是要留在康复院里，因为春春出院的事情还没有解决。他一定坚持要两个人一起走。徐为说，如果他一个人出来了，春春在里面关一辈子，要受苦，他在外面也要苦一辈子。春春的监护人是她的哥哥，没时间照顾她，所以不同意春春出院。律师出了个主意把春春的监护人变更成她的儿子，最终在2017年9月26日春春也拿到了出院的获准，慢慢的春春家人也开始接受这一段爱情长跑。徐为和春春终于实现了一起出院的大目标。9月27日，在律师和春春家人的陪同下，他们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昂首挺胸地走出康复院的大铁门。从铁门的这一边走到那一边，不过就是一步，两步。但他们一起走了十多年，才走到铁门外。还好，经过了这十多年，他们仍然一起走。从今以后，他们有自由，两个人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新天新地，一切都是新的了。两天后，徐为记录下了他这一天的生活：“今天东西差不多买全了，开始自己做饭吃。今天买了一把空心菜6元一斤，二个灯笼青椒7元一斤，一块鸡胸10元一斤花了4.5元，一点姜一个大蒜头3元，2斤鸡蛋每斤5元，一瓶烧菜酒5元。总共差不多花了40元。平常日子真好。”（为保护主人公隐私，徐为、春春已化名）作者 | 溪树，文章是转载，侵删！此时你马上脱光裤叉子，对方会强逼你穿上，而你誓死不从，问为何？你可告之曰:穿上裤子，还象病人吗？哈哈哈，你就按此办法吧这很简单药吃时压在舌头下面，等人走了再吐出来，什么电击呀忍受住，和其它病人相处时也当装病。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不是神经病，好人药一吃也变安静目光，但你老实不狂暴也不用打镇定剂。精神病院住院很昂贵，医生也无法签定是否正常，然后，治好出院，但逃路是图然的。我去过这医院几次，天才和疯子一线之隔。病人说真话。感谢文友，希望我的回答大家能喜欢！在精神病院住:是一个精神病人碰上一群精神病人，吃饭抢，喝水夺，有哭有笑又有闹，真是人间最悲怆。正常人只能看着流泪而又无可奈何！喜欢我的回答就点点赞并关注我如果以前对精神病院不了解，那么现在可以去精神病院里面，看看是怎样的了，因为中国有个神经病院是对游客开放，可参观的。精神病院里面到底是怎样的呢？精神病院对我们常人来说是恐怖的地方，恐怖在于我们对精神病医院的了解，只限于在电影的画面里，尤其描述精神病院题材的，来源于恐怖电影的比较多。精神病院对精神病人的家属来说是充满希望的地方，这里可能会治愈生病的亲人。精神病院对患者来说是改变自己未来的地方，这里有可能会给无意识的自己，变的与常人一样，从此改变自己未来的命运。历史上有流传下来一些，关于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院，治疗过程中的照片，照片里患者的痛苦，不次于恐怖电影里出现的画面。从这些历史的照片中，可以看出，精神病院曾经的确是个恐怖的地方。 意大利精神病小孩 精神病患者的椅子 精神病患者的紧身束衣韦弗利山疗养院 这里除了治疗精神病人，也治疗那些具有传染病的病人，相传疗养院在倒闭后，在已经废弃的房子里，经常出现鬼哭的声音，在营业的五十多年当中，六千多人死在这里，人们都说这里的声音是那些，非正常死亡的冤魂在哭诉。 哈德逊河州立医院 记得有一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精神病人被关押在一个废弃的精神病医院里做人体实验，后来他无法忍受痛苦，把自己点燃，目的就是为了烧毁这所医院，哈德逊河州立医院与电影里的场景很巧合，医院在2003年倒闭并废弃，但是在废弃的5年后，医院的男病号区，莫名奇妙的起火，医院被烧毁。阿勒格尼联合精神病院这所医院的外表看上去十分的华丽，实际上里面对待病人，简直令人发指，他们把病人的衣服全部扒光，并锁在铁笼子里，每当深夜的时候，大楼里面就会传来高低起伏，不同人的痛苦嘶叫声。 维也纳疯人塔 在这个圆形的塔里面，病人像犯人一样被关押着，每个病人都被铐起来，如果有病人想逃跑，就会被设置在塔外，高墙之上的闪电捕捉器给击倒。 开放旅游的精神病院香港青山精神病院，为了让更多社会上的人，对精神病人及对精神病院有更多的了解，每隔五年，对外开放一次，开放时院方会为游人，准备很多互动的小游戏，从这些游戏当中，可以对精神病，有更多的认知。如果还是对精神病院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待青山神经病院开放时，可以去参观，参观后，相信精神病院是怎样的，在心里不会再是个谜了。谢河马友邀。让医生开证明。要不，给医院提合理化建议……作为一个抑郁症患者，我他妈也不能理解。看过心理医生，只能暂缓没别的用。后来严重了，躯体化症状加剧，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药。没遇到无良医生，只遇到一个烦人的导诊。因为抑郁症往往记性不好，所以自己用纸写了个生病的时间线给医生看。医生让我去做心理测验，结论是重度抑郁症轻度焦虑。然后开药。总共花了七八百（我根据模糊的记忆猜的，抑郁症记性实在不好。挂号300，开药200多，剩下的就是心理测验的费用。算下来以后每月去医院只花500。一个月500叫贵吗？？？我一个人在外地工资就能负担。后来吃药，副作用太大了受不了，辞职了。然而副作用只持续了一周。之后回东北老家，转吉大一院。依然是个好医生，这个医生甚至会出言安慰病人。这个医生开药加了量，药也比上海卖的贵，但是医生挂号钱少。最后还是五百多。后来，我吃着药就好了，就好了……半年好了，就这么简单。去医院之前，我在知乎看了很多的攻略，有说医生乱开药的，有说被医生骗的，有说吃药没用的。我内心战战兢兢，害怕死了，站在医院门口都后悔。要不是强大的意志力，我都进不去医院门。然而实践告诉我，知乎上真东西太少了，大部分都是没有用的个人情感宣泄。我说句难听的，得这个病的人都矫情（我也矫情。不是说人矫情，是这个病就是矫情。抑郁症本身不是悲伤，是绝望以至于麻木。这种麻木的状态让生病的人倾向于否认世界上的一切，而且最tm操蛋的是：会否认希望。抑郁症：否认希望、否认给你希望的人、否认想把你拽出去的人。更离谱的是：否认人类、否认文明、否认科学，而且背叛理性。这种状态相当地病态。不过这本来就是病嘛，病态很正常。抑郁症根本不是绝症，连大病都算不上，治愈的可能性很高。和癌症什么的一比，它啥也不是。关键是这种人自身病态的大脑会拒绝治疗。病态的大脑让得抑郁症的人不肯相信医生、不肯相信科学。也不相信身边想要帮助他们的家人朋友。反而要去相信抑郁症是绝症，身边所有人都要伤害自己，自己这辈子完了。我本身就是个极其乐观的人。我生病之后，和别人生病都不一样。我身边就有个病友，我大学室友。上大学的时候她生病，我坚持不懈陪她过来了。毕业之后我生病了，换她陪我。我生病和她生病真是完全不一样。她生病的时候，我没生过病。我看了很多资料，还是一知半解。我想尽办法帮她，但是我说了十句话，哪怕九句话是好的，只有一句话说得不太对，她就开始绝望、排斥我、厌恶我。换我生病。我身边其他两个朋友也不懂怎么和抑郁症说话，常常一句话就让我更难受了。但是她们说了十句话，我总是忘掉那一句不好的，记住那九句好的。她们说话不好听我就哭，只要她们说爱我，我一定相信。我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那天，我化着整整齐齐的妆，身上穿的也非常整洁。只是头发没力气弄只能披着。没见过吧，得抑郁症的人竟然化妆，还是重度抑郁。因为我想自己不要看起来那么狼狈。虽然出租屋里垃圾堆积如山，到处都乱糟糟的，但是出了门的我不能那样。我不希望我嘴巴发白没有颜色，哪怕有一点儿力气，我都希望自己看起来还好。我相信希望。哪怕我病最严重的时候，我也相信希望。知乎上有关抑郁症的话题就是负能量聚集地，但是哪怕有一个说自己好了的，我都愿意试试他走过的路。我相信爱。虽然我母亲伤害我很多，但是我相信她爱我。虽然我朋友想帮我却不得其法，但是我还是相信她们的出发点都是因为爱我。我相信科学。我相信医院的帮助一定值得尝试，我相信医嘱一定值得坚持。我相信坚持治疗一定会康复。我相信人类总是善良的。我相信大部分医生都想让自己的病人康复，我相信康复了之后有美好的日子等着我。我这个人，极度乐观、极度理想。我身边的人总是这样说我，说我想的太好了，我太单纯了，我太善良了。但是当我用理想乐观的态度去看待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又的确是在按着理想乐观的方向迈进的。我经常在知乎鼓励各位去医院开药治疗，可惜根本没人听我的。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分析一下。你们现在看的那些高赞答案，除了散播负能量，让你们病得更严重，还有其他用处吗？在互联网负能量总是散播得最快（抑郁症群体加倍），而一大堆的治愈案例你们却视而不见。既然有这么多人的确治愈了，那就说明这条路是通的呀，这难道不值得一试吗？科学难道不比这些毫无用处的抱怨靠谱吗？你去试一试，又不会掉块肉。难道还会有什么情况比现在更糟糕吗？你连死都不怕，难道怕去医院看病？你要死，不如吃了药再死，兴许就不用死了呢？这又不是绝症。你脑子里那些绝望麻木的感觉，那都是病，那是恶魔在蛊惑你。恶魔让你病，所以才不让你去医院，那都不是你真实的想法。相信我，真的去医院看看，开点药，先坚持吃一个月。吃了之后，你再看看效果呢？嗯？
5，神经病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我有个收藏告诉你；干桃化*3两，用刀切成细末，分成十份，每次一份，在发病时用淡明矾水送服，一日二次，5天一疗程，连用3疗程。 你好，是可以治疗的，根据你所述的病情，你的心里压力大、注意力太集中。你的思想已经不受你意识的控制了。建议中医治疗，可以调理全身，使精神得到放松，提高机体免疫力
神经病也分严重的和轻微的，如果比较严重的话，那就送精神病院去吧，没救了（当然如果有钱的话，可以送国外去治，但几率也很小）。如果是轻微的话，倒可以慢慢的来，精神治疗法也还行。
6，疯狂医院3到底怎么玩啊
真是在三楼电梯左边靠墙的那一排房子的最里面一间，走到椅子对面对着椅子按方向键左键就可以进诊室了。一、【内科各种症状及诊疗方案】 1、登革热 *症状：寒颤、头痛、背痛、关节痛、高烧、出疹、眼球痛 *检查方法：抽血（白血球下降、血小板凝固）、视诊（手脚红疹）、体温（39-41度） *治疗方法：***栓剂、口服解热镇痛剂 2、肺栓塞： *症状：胸骨疼痛、呼吸困难（有声）、发烧、咳血、脉搏加速且微弱。 *检查方法：视诊（吸气时静脉肿大）、听诊（第二肺心音消失）、抽血（SGOT上升、SGPT上升）、 心电图（心室受损）、X光（见X光检查图）、体温（38度以上），验血（血氧浓度降低）。 *治疗方法：***栓剂、口服镇定剂***栓剂、口服解热镇痛剂、口服毛地黄。 3、胆囊炎： *症状：恶心、剧烈疼痛 *检查方法：触诊（右上腹剧痛）、抽血（白血球升高）、体温（37.8度以上）、听诊（呼吸加速）、 心电图（心跳加快）。 *治疗方法：静脉注射抗生素（大针筒）、打点滴葡萄糖、肌肉注射止痛剂、手术。 4、肺癌： *症状：恶心、剧烈疼痛 *检查方法：X光、细菌培养（发现癌细胞）、支气镜（发现癌细胞）、听诊（胸部哮呜） *治疗方法：放射线治疗、***栓剂、复诊。 5、心律不整： *症状：不安、心悸、耳鸣、眩晕 *检查方法：心电图（心律不整）、听诊（心律不整） *治疗方法：静脉注射抗心律不整药（大针筒） 6、心绞痛 *症状：胸闷、胸痛、劳动后以上症状、休息后缓解、压迫感、阵痛性疼痛、呼吸困难、心悸 *检查方法：心电图（心律不整）、听诊（心律不整） *治疗方法：口服硝酸甘油酯、口服血管扩张剂 7、A型肝炎： *症状：轻微呼吸困难、轻微发烧、上腹不适、食欲不振、恶心反胃胀气黄痘、深色尿、 黏土色大便、肝脾有压痛感 *检查方法：超音波（肝脾肿大）、抽血（阳性AntiHav+） *治疗方法：***栓剂、肌肉注射免疫血清球蛋白、复诊 8、B型肝炎： *症状：似A型肝炎渐近、食欲丧失、消化不良、腹痛、全身发烧、红疹、黄痘、倦怠 *检查方法：抽血（抗B型病毒血清、Anti-HBS、HBSAG、HBCAG、HBEAG） *治疗方法：肌肉注射人类球蛋白 9、感冒： *症状：流鼻水、鼻塞、打喷涕、喉痛、咳嗽、有痰、头痛、关节炎、肌肉痛 *检查方法：视诊（喉红肿、压舌板）、体温（37.5度以上） *治疗方法：口服感冒药、***栓剂、抗组织胺 10、猛爆性肝炎： *症状：皮肤痒、皮肤眼白呈黄色、疲倦、不适 *检查方法：超音波（肝脏萎缩）、视诊（眼白变黄） *治疗方法：口服肾上腺类固醇 11、溃疡性结肠炎： *症状：腹泻、腹绞痛、紧急排便、虚弱无力、体重下降、恶心呕吐 *检查方法：结肠镜（发炎）、抽血（钙低、血红素低、血色素低） *治疗方法：口服消炎药、静脉注射肾上腺类固醇 12、德国麻疹： *症状：最初由脸-身体-躯干起红疹 *检查方法：抽血（德国麻疹病素）、视诊（全身红疹） *治疗方法：口服阿斯匹灵 13、麻疹： *症状：高烧、咳嗽、眼睛痒、高烧后红疹由上而下分至全身、倦怠、流鼻水、皮疹 *检查方法：视诊（眼睛结膜炎、口腔koplik斑点、全身红疹）、体温（38.8度以上） *治疗方法：肌肉注射丙种球蛋白 14、蛲虫病 *症状：夜深人静***痒、睡眠不足、烦躁不安 *检查方法：粪便（有虫卵） *治疗方法：口服驱虫药 15、蛔虫病： *症状：夜深人静***痒、睡眠不足、烦燥不安 *检查方法：粪便（有虫卵） *治疗方法：口服驱虫药 16、泌尿道感染 *症状：频尿、排尿疼痛、腰部酸痛、偶尔发烧 *检查方法：尿检（尿蛋白、白血球增加、细菌含量增加）、细菌培养（细菌） *治疗方法：肌肉注射抗生素、口服消炎药 17、日本脑炎： *症状：发烧、恶心、呕吐、头痛、挛、面麻痹、眼睑下垂、眼球震颤、四肢僵硬、颈僵硬、嗜睡、木僵、昏睡、抽痛、牙关紧闭、复视斜视、咽下困难 *检查方法：抽血（HI滴定值高、CF滴定值高）、体温（38度以上） *治疗方法：打点滴降脑压药、口服消炎药、住院 18、破伤风： *症状：张口不易、吞咽困难、手脚阵挛抽痛、牙关紧闭、脸呈假笑 *检查方法：细菌培养（破伤风杆菌阳性反应） *治疗方法：肌肉注射破伤风疫苗、静脉注射青霉素 19、狂犬病： *症状：局部皮肤麻木、高烧、抑郁、抽痛、流口水、刺痛、不安、易受刺激、见水食物痉挛、昏迷 *检查方法：细菌和培养（狂犬病毒阳性反应） *治疗方法：优碘消毒、肌肉注射狂犬病血清和破伤风血清 20、食物过敏 *症状：腹泻、恶心、麻疹、鼻炎、眼睛红、腹痛、呕吐、气喘、偏头痛 *检查方法：过敏原挑战试验阳性反应 *治疗方法：口服抗过敏药 21、过敏性鼻炎 *症状：流鼻水、鼻痒、水样分泌物、打喷涕、眼泪、鼻黏 *检查方法：视诊（鼻黏膜肿大、下眼睑充血） *治疗方法：口服抗组织胺、抗鼻过敏药 22、散播性红斑狼疮 *症状：不规则间歇发烧、神经病、抽搐、体重减轻、脸上蝴蝶斑、半身不遂 *检查方法：视检（蝴蝶斑）、抽血（血红素低、血色素低、血小板低）、尿检（血迹反应、尿蛋白阳性反应） *治疗方法：口服肾上腺素、复诊 23、重症肌无力 *症状：异常疲劳、吞咽困难、眼睑下垂、无法抬头、肌肉无力、咀嚼困难、缺乏表情 *检查方法：视检（脸皮无力） *治疗方法：肌肉注射自主神经药 24、铅中毒 *症状：虚弱、体重减轻、人格改变、头痛、酸痛、焦躁、呕吐、便秘、运动失调、 痉挛 *检查方法：抽血（铅含量过高）、尿检（葡萄糖偏高） *治疗方法：口服缓泻剂、打点滴、肌肉注射抗毒剂、口服盘尼西林、复诊 25、慢性肾衰竭： *症状：倦怠、头痛、食欲不振、呕吐、抽搐、皮肤尿霜、人格改变、嗜睡、全身软弱、 恶心、腹泻、错迷、皮肤痒、眼结膜钙沉淀 *检查方法：视检（皮肤尿霜）、血压（高于160/95）、抽血（电解质不平均） *治疗方法：口服胃乳、口服维生素 26、贫血 *症状：头痛、脸色苍白、目眩、下眼睑苍白 *检查方法：抽血（红血球低、血红素低） *治疗方法：口服维生素 27、白血球 *症状：头痛、软弱、苍白、胃痛、血色素沉着黑紫、呕吐、贫血、发烧、内脏痛 *检查方法：抽血（血红素低、血色素低）、超音波（肝脾肿大）、视检（舌下囊肿） *治疗方法：打点滴、输血 28、尿崩症： *症状：多尿、食欲差、体重减轻、剧渴、皮干、软弱 *检查方法：尿检（尿比重低）、视诊（黏膜干燥）、体温（37度以上） *治疗方法：肌肉注射血管增压剂 29、脑血管障碍 *症状：半身麻痹、触觉受损、呕吐、语言能力减弱、丧失位置感、头痛 *检查方法：血压（160/96以上）、心电图（心律不整）、抽血（血脂过高） *治疗方法：氧气治疗、打点滴降脑压药 30、关节炎 *症状：疼痛、肌肉痉挛、苍白、过度运动、运动受限、出汗、皮肤萎缩 *检查方法：X光检查 *治疗方法：口服阿斯匹灵、口服类固醇、复诊 31、霍乱： *症状：上吐下泻、虚脱、休克、腹部痉挛性疼痛 *检查方法：粪便（霍乱弧菌）、抽血（钾降低、钠降低、氯降低） *治疗方法：肌肉注射氟霉素、静脉注射四环霉素、打点滴、住院 32、疠疾 *症状：冷颤、全身不适、发汗、头痛、诡妄、神经质 *检查方法：抽血（白血球降低、血红素低）、超音波（肝脾肿大） *治疗方法：打点滴葡萄糖、肌肉注射止痛剂、口服氯奎宁 33、水痘 *症状：发疹24小时前发烧不适、头痛、发疹会痒 *检查方法：抽血（泡疹病素）、体温（37.5度以上），视疹（全身红疹） *治疗方法：***栓剂、涂痱子粉 34、梅毒*症状：下疳、全身长疮或疹子、关节痛、低度热、分泌物、喉痛、肌肉瘤、眼红且痛 *检查方法：抽血（血色素低、血红素低、梅毒血清阳性反应）、触诊（淋巴腺肿大）、 细菌培养（梅素螺旋体） *治疗方法：肌肉注射抗生素、局部电烧 35、香港脚 *症状：发炎、慢性鳞屑、发臭、水泡、发痒 *检查方法：视检（脚趾有红斑） *治疗方法：涂药膏 36、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柴斑症 *症状：皮下出血、轻度受伤起紫斑、泛发紫斑 *检查方法：抽血（血小板减少）、视诊（皮下紫斑） *治疗方法：静脉注射肾上皮质类固醇 37、肌炎 *症状：疲倦、心跳快、呼吸困难、发烧 *检查方法：X光（心脏扩大）、听诊（声音模糊）、体温（38.5度以上）、心电图（心律 不整） *治疗方法：静脉注射青微素、打点滴 38、心包膜炎： *症状：锁骨、颈及左肩疼痛、呼吸困难 *检查方法：听诊（磨擦声）、抽血（白血球上升） *治疗方法：静脉注吗啡、口服阿斯匹灵 39、急性肺水肿 *症状：不安、手湿冷、咳嗽、不省人事、忧郁、指甲发紫、痰多、呼吸有水泡声 *检查方法：视诊（颈静脉肿、指甲发紫）、血压（高于160/95）、听诊（肺水泡声） *治疗方法：打点滴、静脉注射吗啡、利尿剂、阿米若非林（大针筒）、毛地黄 40、消化性溃阳 *症状：情绪紧张、呕吐、胃镜 *检查方法：粪便（血迹反应）、胃镜（见图） *治疗方法：口服胃乳、口服胃片、手术 41、胃癌 *症状：体重减轻、贫血、胃痛、咖啡色呕吐物、软弱、黄疸、食欲不振 *检查方法：粪便（血迹反应）、胃镜（见图）、细胞培养（癌细胞） *治疗方法：手术、放射性治疗 42、甲状腺癌： *症状：颈部肿块、呼吸困难、情绪紧张、腹泻、肠胃蠕动快、吞咽困难、声音嘶哑、 体温下降脉搏变快、手湿 *检查方法：血压（收缩压高于正常值）、触诊（破的结节）、抽血（甲状腺素高）、心电图（心跳快）、听诊（心跳快）、细菌培养（癌细胞） *治疗方法：放射线治疗、口服低剂甲状腺荷尔蒙 43、尿结石 *症状：疼痛、恶心、发热、腹部不适、排尿困难、呕吐、发冷、腹泻 *检查方法：抽血（白血球增加、钙含量高）、验尿（钙升高、红血球高、尿蛋白阳性反 应、血迹反应阳性）、膀胱镜（结石） *治疗方法：静脉注射吗啡、打点滴、口服降尿酸药、复诊 44、肝硬化 *症状：厌食、体重减轻、右上腹疼痛、无力、头昏、腹围变大 *检查方法：触诊（右上腹疼痛）、抽血（血红素低、白血球低、钠高、血小板低、钾低） *治疗方法：口服维生素、口服叶酸、口服铁剂、打点滴 45、肝癌 *症状：厌食、体重减轻、右上腹疼痛、无力、头昏、腹围变大 *检查方法：细菌培养（癌细胞）、触诊（右上腹疼痛）、超音波（腹水肝肿瘤）、抽血（白 血球增加红血球沉降率〈ESR〉增加） *治疗方法：放射线治疗、打点滴、口服抗癌药物 46、甲状腺炎： *症状：前颈疼痛、前颈发红、神经质、吞咽困难、寒颤感冒、颈转动不适、呼吸困难、减少活力、前颈肿胀、激动发热、失眠与不适感、体重减轻、甲状腺压痛、头屈曲不能发声 *检查方法：触诊（甲状腺肿大）、抽血（甲状腺素高、甲状腺刺激贺尔蒙低、磺浓度低）、听诊（呼吸缓慢） *治疗方法：口服阿斯匹灵、静脉注射副肾皮质贺尔蒙 47、甲状腺风暴 *症状：忧郁、易怒、体重减轻、腹痛、失眠、水肿、呼吸困难、不安、虚脱、腹泻、 精神症、昏迷、胸痛、心悸 *检查方法：体温（41度以上）、听诊（心跳加快）、心电图（心跳加快） *治疗方法：口服维生素B、口服甲状腺荷尔蒙、口服降血压药、口服毛地黄 48、痤疮 *症状：粉刺、小结节、脓泡、囊肿 *检查方法：视检（青春痘） *治疗方法：涂抹黄体素、口服维他命A、B2、B6、肌肉注射卵胞性激素、涂抹抗生素49、伤寒 *症状：头痛、呕吐、腹泻、发烧、腹胀、下腹痛 *检查方法：粪检（潜血反应）、抽血（伤寒反应） *治疗方法：隔离、口服氯霉素、住院 50、压疮 *症状：局部红疹、皮肤发紫、破皮、坏死、局部发烧、形成水泡、化脓 *检查方法：视诊（溃疡） *治疗方法：擦生理食盐水、擦维他命A+D药膏、气疗法 51、药物疹 *症状：皮肤发红、水泡、皮肤发痒、皮肤发疹 *检查方法：视诊（红诊、水泡） *治疗方法：口服抗组织胺、静脉注射类固醇（大针筒） 52、急性肾小球肾炎 *症状：眼皮颜面小腿水肿、软弱、厌食、呼吸短促、头痛、倦怠 *检查方法：尿检（心重大、蛋白尿、圆柱体）、触诊（肋骨处压痛）、血压（160/90） *治疗方法：打点滴、静脉注射抗生素、口服类固醇、住院 53、肺气肿 *症状：长期咳嗽、呼吸急迫、体重下降、分泌物增加、瘦弱呈粉红色 *检查方法：视诊（颈静脉膨胀、四肢水肿）、听诊（呼吸急促） *治疗方法：静脉注射抗生素、氧疗法、住院 54、肺尘病 *症状：呼吸急促、厌食、胸痛、体重下降 *检查方法：X光（见图） *治疗方法：口服止咳剂、氧疗法 55、肋膜炎 *症状：吸气时如刀割疼痛、不安、呼吸急促 *检查方法：听诊（磨擦声）、X光（见图） *治疗方法：肌肉注射止痛剂、静脉注射抗生素、住院 56、支气管扩张 *症状：慢性咳嗽、咳血、大量浓痰 *检查方法：视诊（杵状指）、X光（见图）、听诊（肺底有浊音） *治疗方法：打点滴、氧疗法、肌肉注射抗生素、喷雾剂 57、高血压 *症状：头晕、手脚不听使唤 *检查方法：血压（160/95以上） *治疗方法：静脉注射利尿剂、口服降血压药 58、痛风 *症状：发烧、疼痛、压迫症状畸形覆盖上皮肤溃疡 *检查方法：抽血（尿酸过多）、视诊（四肢变形） *治疗方法：肌肉注射消炎药、降尿酸叶、喝水 59、肾盂肾炎 *症状：发烧、下腹不适、胃寒 *检查方法：抽血（白血球升高）、尿检（白血球升高、细菌、圆柱体）、体温（38.5度以上） *治疗方法：喝水、口服类固醇 60、肺脓疡 *症状：、杵状指、胸痛、咳嗽、咳血、痰色暗棕且臭红 *检查方法：X光（见图）、细菌培养（红菌）、支气管镜（见图）、视诊（杵状指） *治疗方法：打点滴、静脉注射抗生素、口服抗生素、住院 61、肺结核 *症状：咳嗽、咳血、倦怠、夜间出汗、苍白、心跳加速、咳痰、气短、体重下降、食欲不振、午后体温37～38度、胸痛 *检查方法：X光（见图）、细菌培养（结核菌） *治疗方法：口服肺结核药物、肌肉注射抗生素、复诊 62、肾脏肿瘤 *症状：无痛血尿、体重下降、发烧、贫血、触诊硬块、心跳加速 *检查方法：尿液（细菌）、触诊（下腹硬块）、体温（37.9度以上）、抽血（血红素降低）、听诊（心跳加速）、心电图（心跳加速） *治疗方法：放射性治疗、静脉注射抗生素 63、阑尾炎 *症状：疲劳、腹部按下不痛放掉反而疼痛、呕吐、肌肉强直、消化不良、阵发性转剧痛、恶心、厌食、痉挛 *检查方法：视诊（驻牙）、体温（38～39.5度）、听诊（心跳80～100下/分钟），触诊（腹压痛）、抽血（白血球增多）、心电图（心跳加速） *治疗方法：打点滴、静脉注射大针筒抗生素、肌肉注射止痛剂、住院 64、疝气 *症状：疼痛、呕吐、恶心、腹胀 *检查方法：触诊（肚脐及腹股沟有肿块） *治疗方法：打点滴、静脉注射抗生素、住院 65、剖腹生产 *症状：大肚子、羊水破 *检查方法：不用检查 *治疗方法：静脉注射抗生素、口服消炎药、口服止痛剂、住院 66、糖尿病 *症状：吃多、尿多、喝多、虚弱不安、饭后昏昏欲睡、伤口愈合力差、体重减轻、贪尿疲劳、皮肤搔痒、视力模糊 *检查方法：抽血（血糖过高）、验尿（葡萄糖过高） *治疗方法：肌肉注射胰岛素、口服胰岛素、复诊 67、心肌梗塞 *症状：胸痛、服心脏药物无效 *检查方法：抽血（白血球升高、ESR红血球沉降速率高、CPK高、SGOT高、LDH高）、心电图（见附图） *治疗方法：口服止痛剂、复诊 68、甲状腺机能低下症 *症状：皮肤干燥、心智迟钝、食欲减低、健忘、便秘、体重增加 *检查方法：听诊（肠胃蠕动减缓、心跳每分钟60～70下）、视诊（舌头水肿） *治疗方法：口服甲状腺素、氧疗法、打点滴 70、溃疡性结肠炎： *治疗方法：还要多吃香蕉 71、贫血 *治疗方法：打点滴输血 72、肾脏肿瘤 *治疗方法：批示：住院 二、【医院各层诊室布置】 地下室：1、器材室2、福利社3、病理室4、太平间5、厨房6、餐厅7、病历室 8、机房 一 楼：1、挂号室2、药间3、检验室4、急诊病房5、急诊室6、大厅7、批价室 8、职员休息室 二 楼：1、护理室2、诊间3、诊间4、准备室5、恢复室6、小手术室7、诊间 8、诊间9、诊间10、诊间11、诊间 三 楼：1、护理室2、诊间3、诊间4、广播室5、诊间6、诊间（主角用）7、诊间 8、诊间9、诊间10、诊间11、诊间 四 楼：1、护理室2、心电图室3、核磁共振室4、恢复室5、准备室6、产房 7、婴儿室8、授乳室9、胃镜室10、超音波室11、X光室 五 楼：1、病房2、病房3、病房4、病房5、准备室6、恢复室7、手术室8、手术室9、交谊厅10、交谊二厅11、值班室12、药局13、病房14、病房15、病房 16、病房 六 楼：1、科办公室2、科办公室3、主管寝室4、浴室5、院长室6、副院长室
7，精神病的治疗方法
送到大医院。省会或者临近大城市的重点医院的精神科治疗。不是神经科。这个病，得吃药和家庭帮助一起进行，时间会比较长，至少也得1-2年，你要做好长期准备才好。钱也要准备好，跟医生说明家庭情况，不要开太贵的药。定期复查。 送安定医院，这种疑人害的是可以治好的，如果说费用高的话那也是没办法的（到不是住院费有多贵，是因为精神病人是不可以停药） 我不是专家，但我提个建议......1.怎么看有点像堂吉诃德...你可以告诉她，想害她的已经被你打（跑或死）了，进行心理疏导，你可以找几本书看看2.要去医院，要去医院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对症下药，解决问题.不过患者一般不承认自己有病...就和喝醉酒的人一样。 建议心理医生、药物和家庭治疗相配合，不要轻易地住到精神病院 这样做本来就是对病人的重大打击，其他的专科医生会给你详细的方案，各人的方法大同小异
8，十三号病院第三章攻略是什么
检查室，点击玻璃里的机器，木偶放进去，外面电脑显示两个图案。找大柜子里的哪吒雕像，得到密码。石头砸镜子，地上捡玻璃，检查室，划开。钥匙开抽屉，阅读。带标签的钥匙开洗浴室和2009之间的铁门，之前的钥匙开保安室门。调整镜子照天花板的风扇，得到钥匙。钥匙开小门，得到密码2731。十三号病院游戏是一款非常考验玩家逻辑思维的探秘解密游戏，玩家需要走进病院之中去探寻各种隐藏在故事之中的秘密，通过不断的探寻来获得一切的真想，通过不断的闯关来解锁后续的任务，不断解锁精彩的剧情来获得完全不一样的冒险体验。十三号病院第三章攻略：1、检查室，点击玻璃里的机器，木偶放进去，外面电脑显示两个图案。2、2009，找大柜子里的哪吒雕像，放之前找到的两个工艺品，结合上面的图案得到密码。3、2011，石头砸镜子，地上捡玻璃，检查室，划开。4、钥匙开抽屉，阅读。5、带标签的钥匙开洗浴室和2009之间的铁门，之前的钥匙开保安室门。6、左侧场景，放镜子，先调整镜子照天花板的风扇，看到钥匙。7、再调整镜子，看海报和打开开关，再调整，看地上，钥匙掉下来。8、钥匙开小门，结合箱子上数字，调整到对应监控窗口，得到密码2731。9、床头柜抽屉有文件，阅读，得到指甲刀。10、拼图，此处建议从左往右拼，谨慎操作但也别磨蹭，否则容易被定为多次无效操作或待太久而损失勇气。
9，厦门看精神病到哪家医 院有知道的没有呢
厦门市创建于1960年的厦门市仙岳医院，花团锦簇，绿树成荫，傍依风景宜人的仙岳山公园，面临碧波荡漾的员当湖，是一所功能齐全的三级乙等精神病专科医院、福建省著名的精神病医院之一，也是目前厦门市唯一的精神卫生防治医院。 创建于1960年的厦门市仙岳医院，花团锦簇，绿树成荫，傍依风景宜人的仙岳山公园，面临碧波荡漾的筼筜湖，是一所功能齐全的三级乙等精神病专科医院、福建省著名的精神病医院之一，也是目前厦门市唯一的精神卫生防治医疗单位，同时，它是厦门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担负着厦门大学医学院及福建医科大学的教学任务，是一所具有名牌专科优势、综合科业务迅速发展的大专科、小综合的特色医院，为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单位。我院相继获得市级文明单位、白求恩杯先进单位、省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其中精神科二病区于 1997年荣获国家级 “ 青年文明号 ” ，戒毒所于 1997年荣获市级 “ 青年文明号” ，老年儿童科、急诊科亦分别荣获省级、市级 “ 巾帼文明岗 ” 称号；2002年在福建省文明委组织的对参与全省“创满意行业建满意窗口”活动的行业580个示范窗口的测评中，医院以96.9分的总分高居全省卫生系统满意率之首医院地址：厦门市思明区仙岳路387号公交路线厦2线、13路、24路、25路（原506）路、954路（原54）路、846路（原73）路、101路、116路（原806）路、112路（原812）路到仙岳医院站或文化宫站下车。 厦门市仙岳医院，在仙岳路，之前的松柏车站附近，专看精神病的医院，三级甲等。
10，精神分裂症会不会遗传 详细03
精神分裂症会不会遗传对于精神病这种疾病大家了解多少，大家就因为不是很了解，所以对于精神病感到畏惧。那么精神病当中比较严重的一种疾病就是精神分裂症。说到这种疾病，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精神分裂症会不会遗传？如下有武汉中研精神病医院的专家来讲解。精神分裂症本身就具有遗传性，但它的发生还跟生活环境、性格心理、生物化学功能是否异常等相关的因素有联系。那么，接下来就来解开“精神分裂症会不会遗传”的疑惑。现在精神病的患者是日益增多，由于这种疾病的危害是不可限量的，精神分裂症的并发症也是非常之多的，如并发有失眠、抑郁等疾病，要采取及时预防和治疗。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精神分裂症会遗传，因为精分患者的亲属中发生精神分裂症的几率要比非精分患者的亲属要大得多，说明其具有遗传倾向。①对精神患者进行系统的家谱调查，发现在患者的家庭成员中，精神病的患病率比一般居民高很多。②某些高危家庭中，同卵孪生子女，一人患精神分裂症，另一人患病的机会比正常人高精神心理专家提示：父母或某一方患有精神分裂症者，一定要在专科医生指导下怀孕生子。此外，其子女也一定要定期到医院检查以便及早发现疾病及时治疗，将危害减少到最低。有资料统计表明，父母都是精神病患者，其子女患病的可能性相当高，若父母中只有一方患病，则子女得病的机会会少些。从现代优生优育的观点来看，如果医生建议患者不生育的话，患者最好不要要孩子；此外，即使病情已经好转及痊愈者也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婚育，以避免不利因素对患者及胎儿造成危害。以上的内容解开了“精神分裂症会不会遗传”的问题，希望这方面的内容给大家带来相对应的作用。武汉中研精神病医院的专家提醒：如果有出现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或者是高度怀疑自己患上了这种疾病，一定要尽快到正规医院进行治疗。而不要听信各种虚假的或夸大的广告、药物去求医或自行服用，以免延误病情，造成病情加重，错失治疗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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