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石器时代，石器时代

本文目录一览

• 1，石器时代
• 2，有一款单机游戏是从远古时代发展到石器时代至如今时代的叫什么来着
• 3，石器时代精灵的召唤
• 4，近代日本崛起的阶段
• 5，有没有重生石器时代的小说啊
• 6，历史上的上古 中古是怎么分的欧洲也是一样的吗
• 7，石器时代的去向
• 8，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宗教信仰
• 9，新石器时代
• 10，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 11，石器时代是哪个朝代
• 12，石器时代是怎样产生的

1，石器时代

那个时代人都是用石头的

2，有一款单机游戏是从远古时代发展到石器时代至如今时代的叫什么来着

《狍子》？从宇宙大爆炸开始，玩家将从微生物的角色开始不断进化，最终成为智慧型生物并飞往宇宙。

3，石器时代精灵的召唤

此游戏早已停运了，到12月11日有石器时代2封测

4，近代日本崛起的阶段

日本崛起，得益于追求至善、精益求精。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总结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目光远大、勇猛进取、善于学习、追求完美。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有三位导师。第一位导师是道奇，他教导日本人要发展经济，首先是稳定货币金融，将日元与美元汇率固定于360日元。第二位导师是戴明，全面质量管理之父也。德鲁克说，质量管理是美国人发明的，但完美运用、臻于化境的却是日本人。第三位导师就是德鲁克自己。他教会了日本人如何思考战略和实施目标管理。德鲁克对日本文化精神亦有湛深研究。七十岁时被荣聘为东京大学研究日本艺术文化的教授，引以为傲。德鲁克与吉田茂英雄所见略同。二师皆以为日本民族真正利害之处，便是那种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专业精神。无论做什么，皆力求最好，心无旁骛，精益求精。此种精神之背后是异常谦逊的学习态度，永远不懈吸取他人长处之开放胸怀。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而中国人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是当今中国社会之普遍心理。与日本人追求至善、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相比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差距？！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不客气地说，中国由于难以接受别人的教育思想，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的相比都不是一个等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这是就是时代的差距！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日本的崛起源于他们的教育 他们给孩子灌输的是小国危亡的思想他们的小孩都知道要奋斗努力 不像我们国家给孩子说的是地大物博 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教育方法 教育思想查看全部10个回答十大排名前十名是哪些？油烟机排名前...关注热水器的人也在看油烟机排名前十名 厨卫大电，一站购全，澎湃动力，超高颜值，来「京东」轻..m.jd.com广告 相关问题全部大国崛起（日本）提纲日本是一个鸟不拉屎的破岛国。上面有各种土著人，有一些酋长建立的日本国。他们很蠢，看到中国人都吃香喝辣，享受金钱+美女，羡慕的很，于是派出使者认中国做亲爹。那个时侯是唐朝啦，历史书上有啊，日本很卑鄙的把中国的东西学走了。 后来日本又换了爹，因为美国打了日本一顿，日本觉得美国做老大，自己会脸上更有光。所以现在日本的亲爹是美国了。46 浏览2609日本历史的专家请进：）或者网络查找高手也成。。。传说，日本人，是“秦始皇”时期，中国人，的移民，，，然后，把日本的土著人“搞定”，，，发展成“大和”民族。。。没有土著人，当然，就，没有，石器时代了。======给分啊。 ----------楼上的那个，找这么多资料，好像，答非所问啊，你说什么日本“战国时代”啊，，，那个时期的故事，日本游戏《战国无双》都有啊，自己玩吧。------------给分啊浏览940亚洲烘焙大国日本是如何崛起的我知道一个历史原因 --- 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日本工农业一片凋敝，饿殍遍野。美国每天得将粮食运到日本，为了让日本人依赖美国的粮食，美国对日本所有的学校免费提供面粉、面包等等，使得战后长大的日本人爱吃面包......1 浏览34 2018-07-04评价主要西方国家实现大国崛起又怎样的政治原因（依据江苏地区九上历史）利用和掌握大国的货币，如白银是中国的结算货币，日本靠挖掘白银“崛起”，欧洲靠美洲的白银发财，最后“崛起”的美国辈分上是日本的孙子。浏览1521日本是靠什么在十年时间内从废墟上崛起，重返经济大国的呢？这个问题涉及很多方面，下面我就说我知道的吧 第一点：美国的扶持，美国想在亚洲挣夺有利的军事战略地位，从而称霸全球的，发动了朝鲜战争，当时的日本，为美国人制造军需，赚了不少的美元。 第二点：教育，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却是至关重要的。浏览333评论两句33下一条回答被赞1次精彩推荐油烟机十大排名 「京东」厨卫大电...油烟机十大排名 厨卫大电，一站购全，澎湃动力，超高颜值，来「京东」轻松..m.jd.com广告 护师 2020卫生资格考试 医学教育网正保医学教育网名师坐镇，专业医学考试辅导高效学习，24小时答疑。详细备考..m.med66.com广告

5，有没有重生石器时代的小说啊

崛起石器时代

你可以自己去狗狗下啊！点书籍再输入小说名字就可以了

6，历史上的上古 中古是怎么分的欧洲也是一样的吗

上古：一般上古时代是指文字记载出现以前的历史时代。对世界各地上古时代的定义也因此不同。在中国上古时代一般指夏以前的时代。在两河流域和埃及一般指公元前5000年以前的历史时代。因为上古时代没有当时直接的文字记载，那个时候发生的事件或人物一般无法直接考证。这些事件和人物也往往带有神话色彩。 中国上古时代传说的帝王有：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挚，尧和舜。 中古：中古时代」这个名辞在西方文明史上意指约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之间一千年来的欧洲历史。中古时代的开始，标示着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咸信古典时期的古代历史在此告一段落；而中古时代的结束，则指示出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重生)的开始。有几件大事情可作为中古时代结束的记号，其中包括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的沦陷、1456年首次使用印刷机、欧洲人在1492年发现新大陆、马丁路德在1517年带领新教徒的宗教改革以及艺术在意大利的繁盛等。而中古时代就在古代与现代历史之间的中间时段落幕。不过，中古时代的这个观念，不适合套用描述亚洲和中东的重大历史时期。中国是从史前时代逐渐发展而来，直到西方现代史来临前，并未出现类似欧洲的大分裂时期。虽然中国是曾历经过诸多王朝的统治和外族的入侵，但在文化发展上基本上是平稳的。日本的文化进程也是平稳而孤立。中东的历史就比较就接近欧洲的中古时代，因为这两个地区毗邻而居，彼此分享很多互相交流的成果。 太古：远古：（约据今300万年—公元前21世纪)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对天、地的出现及人类的产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在中国，有关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一类的传说流传久远。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近代考古学、古人类学和地质学的发展，揭示了地球形成的奥秘，也揭示了人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目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在非洲发现的人类化石，距今已有 300余万年，因而非洲被认为是人类的起源地。在中国，重庆市巫山县发现的「巫山人」化石，距今也有200万年。此外，还发现了许多古人类化石，如年代稍晚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等等，数量很多、分布地域也很广。因此，中国的考古学家提出：东亚地区也是人类起源地。人类的出现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它是古猿演变而来的。最近几十年间的考古发现和古人类学研究的成果证明，古猿与早期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使「从猿到人」的学说，获得越来越多的证据。人类的出现与劳动有关。人类最初制作和使用的工具是打制石器。考古学家为与后来出现的磨制石器相区别，将制作和使用打制石器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后者（即制作和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为了研究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与进步，考古学家还将它们分为早中晚三期。旧石器时代所分的早中晚三期，与古人类学家依据古人类的体质特徵所分的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这三个阶段大体是一致的。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打制石器以粗厚笨重、器类简单、一器多用为其特点；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石器趋于小型化和多样化，器类增多，还发明了弓箭、投矛器等复合工具和钻孔技术，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在旧石器时代，人们以采集果实和渔猎为生。他们不会建造房舍，多在山洞中栖身，过着群居的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已学会用火。先是采野火，后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如打击火石取火、钻木取火等等。火的使用对人类的进化有很大的意义。它可用于照明、驱除野兽、驱赶寒冷，还改变了人们生食的习惯。由于熟食能缩短消化过程，使更多的养料被人体吸收，并使血液中的化学成分有所改变，促使人的体力增加、脑髓发达。如30万年前的北京人的平均脑容量为 1059毫升，一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的脑容量为1200—1500毫升，已达到现代人的脑容量变化范围，身高也与现代华北人的身高接近。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遍布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说明古今人类在这块大地上的活动范围，已相当宽广。距今一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进入全新世以后，地球的气温逐渐变暖，人类渐渐走出山区，移向平原地区活动。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人们选择了邻近水源的地点聚族而居，建造房屋，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原始农业，开始了定居生活。磨制和钻孔技术的普及，使各种石质工具的制作趋于规范、定型，更适合各种不同的用途。考古学家经过长期探索、研究，发现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分布，与当代中国的人口布局十分相似，相对集中于河网密布的东半部。人们的食物结构也是南方种植水稻、北方种植粟稷。在距今9000年前，就已经出现栽培稻，说明水稻的发源地在中国而不是印度。8000年前的先民已经雕琢出玉器，发明了纺织技术，在音乐方面出现了七声音阶，可以吹奏旋律，还出现了刻划符号。7000年前的遗址中出土的独木舟和木桨，说明已经有了水上交通工具，牛已被驯养。 6000年前仰韶文化的居民创造了绚丽多姿的彩陶文化，还出现了用夯筑技术建造的小城堡。5000年前已养殖桑蚕，并用蚕丝织出了丝织品，还掌握了人工冶铜的技术，铸造出青铜刀一类小工具。4000年前出现了文字，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各有一批古代城市在地平面上崛起。古文献中记载的神农氏种植五谷，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蚕丝，他的大臣发明文字、舟车以及黄帝战蚩尤等，因这些发现而说明这些传说并非虚妄，它们包含了不少历史的影子。这些发现还说明，中华文明确实是源远流长。古代居民聚族而居，所以在今天发掘的遗址中可以看到居住时形成的聚落，在墓地中看到排列有序的墓群。人们在漫长的岁月中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当增至一定数量时，就像细胞分裂那样又分离出新的氏族。它们之间以血缘为纽带，形成规模较大的部落。在原始社会后期，中华大地上有许多氏族、部落和部族。古史学家将它们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族和炎帝族为主体。它们最初居住在今天的陕西，后来分别向东发展，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它们与西进的东夷集团、北上的苗蛮集团发生过多次战争。传说在涿鹿之战中，黄帝和炎帝打败了以蚩尤为首领的东夷集团，使华夏集团的势力扩大到今天的山东境内。为了争夺联盟的首领，黄帝和炎帝在阪泉大战，炎帝战败。地处北域的黄帝乘势南下，使炎黄二族的势力达到长江和汉水流域，华夏集团的势力得到空前的扩展。以后的虞、夏、商、周都是黄帝的后裔，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确立了华夏的特定地位，黄帝也成了华夏的共同祖先。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只有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人们各尽所能、共同劳动、平均分配食物。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必须选举公正、贤能的人当首领，以带领大家进行生产、抵御外来的侵扰。因此，古史传说中出现了尧举荐舜、舜举荐禹，禹先举荐皋陶、皋陶死后又举荐益当部落首领的故事(但并没有成功),历史上称这种作法为「禅让」。这是一个人人平等、财富公有，因而没有争夺欺诈、也没有盗贼劫掠的时代。古代史学家们称这个时期的社会为大同社会。古代居民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在恶劣的环境中与各种自然灾害顽强地进行斗争。其中大禹治水的故事流传久远：面对滔滔洪水，野兽肆虐，尧为了把民众从水患中解救出来，命鲧去治水。鲧用堵塞的办法治理，虽经九年努力，仍以失败告终。于是，舜命禹治水，禹总结了鲧治水的经验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他一心一意地率领民众兴修水利、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八年（一说十三年）时间，终于征服了水患。这个传说反映了古代先民在自然灾害面前不屈不挠、积极抗争的无畏精神。随着生产力提高，一个人的劳动所生产的价值超过他本人的消费而有了余额时，俘获的战俘不再被杀死了。他们沦为奴隶而被强制进行劳动生产，他们创造的财富被主人全部占有。这样，私有制出现了。考古学家在龙山文化中发现了有的墓葬有棺有椁，有许多陶器、玉石器、象牙器和象征财富的猪下颚骨等随葬物品；有的墓葬只有一个不大的墓穴和几件陶器；还有一些死者身首异处，既无墓穴、也无随葬物品，甚至被丢弃在废弃的窖穴或沟壕之中。这说明，这些死者身份、地位和占有财富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一些首领利用他们的特权首先富裕起来。贫富分化的不断发展，氏族与部落内的掌权者首先成了剥削阶级。原始社会内部产生了不同的阶级，表明原始社会到了末期。在这种情况下，族与族之间以掠夺奴隶和财富为目的的战争频繁出现了；为防御敌对一方的掠夺和侵扰，它们各自筑起了一座座高耸的城池；为适应战事的需要，兵器的生产受到普遍重视：为维护特权者的利益，他们摈弃过去的习惯法，制订了新的制度法规；「禅让」制度也不可能继续实行，必然为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到夏禹死后，禹之子启杀益而夺取首领的位置，开创了父传子、家天下的新时代，称为小康社会。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世袭制王朝 ——夏代。 根据文明进程，欧洲和我国不一样

7，石器时代的去向

石器时代已经被华义转让给金山了 更名为新石器时代 华义还没倒闭

好怀念的游戏...华裔没倒闭...只是人玩的少了....貌似听说有的新的石器....3D画面....我还没玩过...LZ你可以去找找看...

8，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宗教信仰

亘古之初，当人类开始摆脱类人猿而跨入“人”的范畴，他们便以“人”的眼光好奇地打量着世间的一切。我国著名神话学者袁柯说：“这种（原始）思维活动的特征，乃是以好奇为基因，把外界的一切东西，不管是生物或无生物，自然力或自然现象，都看做是和自己一样有生命、有意志的活物。而在物我之间，更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做自己和群体的连锁。这种物我混同的思维状态，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称之为原始思维；我们从神话研究的角度出发，可以叫它做神话思维。”这段时期就是“前万物有灵论的活物论时期”。袁柯先生的论断很有道理。但有一点还不可否认，生存才是一切生物的最根本的因素。不管是社会现实还是思想家提出的“人性本恶”的观点亦或是社会生物学家们提出的“利已主义基因”的论点都证明如此。而据闻一多先生的观点，求生能力越弱而求生意志则越强，这段时期内“他们根本没有死的观念”，有的只是“物我混同的思维状态”。因此也无所谓的人类共同的个性意识（与自然界相比而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先民们不得不接受人的死亡是一个事实。但是，人本能性的求生欲望和死亡恐惧促使原始人不约而同的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点。“理智的发达并不妨碍生的意志，反而鼓励了它，使它创造出一个求生的灵魂。”原始先民又因为对梦境幻觉等生理、心理现象的误解，把梦幻中的自我视为“第二个自我”，赋之予超人特性，并由之思索类推出灵魂普遍存在于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之中。对此，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他的名著《原始文化》中称之为“万物有灵”论。作为人类学开创者，他和他的同事们借助的方法是十七、十八世纪时仍存在的各大洲的土著的思想与生活，取今以证古。德国文化哲学家卡西尔的观点则进一步提出了“神话思维”，将之视为一种思维结构，一种一切原始宗教赖以产生的思维基础。请注意，笔者这里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神话思维将人类原始思维与原始宗教联系了起来。换句话说，从此时段起，祖先们的一切生活都同原始宗教产生了联系。马克思主义定义“民族”为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但所说之民族是现代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的产物，或可称为“现代民族”的定义。古代“民族”或多或少也应具有上诉的几大要点。但在笔者看来其间的分别的重要性不一。最重要的应当是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比如说，民族间的混杂是常见之事。再比如说，有些民族本身并无语言而是借用的它民族的语言，现代有些民族由于种种原因就无自己的语言，如回族；上古由于地广人稀，人们大多聚集一起，随着社会、人口、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分离分化而生成现今的众多语言而分化为现代意义上的众多民族。因此也许可以这样说，在古代，语言同源现象更是十分常见，而这一点（共同语言）作为划分民族因素的重要性则要大打折扣。因此，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不仅是“民族”最根本的特征，也是促使民族形成的最初的形成因素。正是这种精神联系，使这个集合体统一了起来。而正如前所述，其实这个共同心素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民性。国民性这种共同的心理特征，正是与民族形成同步的。而在民族形成之始，这种精神就要上溯到原始宗教（信仰）。英国学者罗伯逊曾指出：“古代的宗教实是由巫术、图腾制度、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合理化的但又互相矛盾的神话所构成的一种不调和的混合物。”在笔者看来，这些因素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原始信仰（崇拜）；一为具体的行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巫术。原始信仰中的具体内容的形成时间是不同的。当然这么说绝不是否认各种原始信仰的可以并存。“万物有灵”观直接导致的是鬼魂信仰和自然信仰。在距今一万八千年的山顶洞人的遗址里，就发现死人遗骸的周围撒有含赤铁矿的红色粉末，这显然具有对人死后的某些设想。人类学家对现存的处于原始社会的后进民族的调查已证明了灵魂信仰的普遍性。同时，“万物有灵”论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处于精灵的控制之下”，“将自然事物的自然力量本身直接看成具有意志的对象而加以崇拜”。同时由于原始先民们求生能力的薄弱，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自然崇拜。有生必有死，同样，有死就必有生。如前所述，原始先民的思维是将自然事物及自然力量本身直接看成具有意志的对象而加以崇拜。在看待生殖原因的时候，“他们更深信的生殖原因是生殖力的进入女子体内。这种力……是一切物体所直接存在的潜在能量或生命源。”生殖信仰，即是“人们想信通过人们的某种动作可以使生殖力传授给某人或某动物，以达到后者与这种生殖力的互渗。”到了氏族公社时代，这种“生殖力”与自然信仰相结合，在原始先民的头脑中被具体化为了某种动物、植物或其它自然之神。很明显的，当在他们有意识开始找寻自己来源之际，很容易认为这个自然之神就是他们氏族或部落的“始祖神”，同时也就是他们的“保护神”，这即是所谓的图腾信仰。在中国现存的先秦典籍中不乏其例证。《山海经》通篇都是古国（原始氏族或部落）图腾神的记载；《诗经·商颂·玄鸟》等篇亦是证据。在考古资料方面，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尚未发现确凿的图腾信仰遗迹。但在图腾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中还发现不少，如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鱼蛙纹等。图腾信仰是一种很重要的证明宗教意识与社会意识相融合、交织的文化现象。我们华夏民族的吉祥物——甚至可以说是族徽的“龙”，也明显是图腾物。图腾崇拜是母系氏族的共生物，是在生活相对稳定，有一定的回旋地域，经常与某些动植物或自然物接触，从而从自然崇拜中衍生出来的崇拜。其深刻程度远胜于一般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是真正的原始宗教。图腾为印第安语totem的译音，原意为“他的亲族”，以动物居多，以该物整体作为崇拜对象。壮族祖先崇拜过的图腾物可能曾经有雷电、日、月、星、怪山、怪石、山洞、伏流、潭、泉、竹子、榕树、枫树、木棉、怪树、巨藤、巨树、原生林、水牛、虎、蛙、黄牛、犬、羊、蜂、鳄、河马、鱼、犀牛、鸽、鹅、野鸡、野鸭、雁、燕、鹞、乌鸦、蛇、熊、鹿、猴、马、蜘蛛等等。图腾的首要标志是被奉为“祖先”，有“血缘”关系，氏族时代氏族活动范围内如出现某种动植物怪异的现象或其与人们频繁接触，其集中区域常被认为是神灵区，如妇女经过该地正值胎动，古人会认为该物神灵投胎，于是，该物便被奉为祖先，该区域被定为图腾区。再如经常出没在田峒里的青蛙，因其肺小且皮薄，吸氧有限，需要依靠表皮黏液帮助吸收氧气，而天之阴晴又影响到黏液浓度，若浓度大则妨碍吸氧，叫声变得沙哑不响亮，意味着天要大旱。而天旱对水稻是致命的威胁。壮族祖先当时不了解这些科学道理，以为蛙可呼风唤雨，灭虫除害，便尊其为图腾。在神话里，蛙是老大雷公与三妹蛟龙私通所生的怪胎，本与其父住在天上，后被派到人间做天使，所以花山崖壁画上它的形象大多在江边山崖上。按壮人观念，山顶为通天之柱，故蛙神在此下可通其母，上可通其父，可让双亲调整得风调雨顺，水不泛滥成灾，让壮人人寿年丰。武鸣壮人把蛙叫做gungqsou，音“龚叟”，意为“你们的爷爷”；东兰一带的“蛙婆节”实为蛙神节日，其过程以葬蛙结束，当中为它戴孝，这就是说，人们把它当考妣看待，当亲族看待，当祖先尽孝，认可与其“血缘”关系。凡图腾必是保护神，人们对其威力总是无限夸大，如认为蛙除了可呼风唤雨，还能口吐大火，把入侵之敌烧为灰烬；吞噬害虫不在话下，就连一种害人的狐也可以“握其喉而食之”；它还当雷公的助手，师公经诗唱道“雷公举斧劈恶人，青蛙提刀后面跟”，可见威力之大。蛙神艺术包括花山崖壁画、蛙歌、蛙舞、雕塑、蛙纹造型、幡旗画、蛙神音乐、刺绣等，是壮族图腾艺术中最完整的艺术。此外，与蛙相关的还有禁吃(部分地区)、禁踢、禁踩等禁忌。铜鼓上的蛙立雕已成为壮族鼓的一个重要标记。蛙神早期可能是一个小部落的图腾，后随着稻作的扩大和该氏族部落的强大而升格为民族守护神，这个部落就是西瓯。而骆越则以鸟为图腾，是最强大而古老的图腾，代表狩猎经济。因稻作取代狩猎，蛙地位自然上升，它是农业经济的代表。雷图腾后与鸟图腾合而为一，故壮族观念中的雷公为人身鸟形，有鸟喙、鸟翅和禽足，因与水稻需水有关，保存了一席之地。牛本为狩猎时代神物，子孙韦姓(水牛)、莫姓(黄牛)均为壮族大姓，且有莫一大王作为供奉大神，因耕田有功而在图腾谱里保有一席之地。与渔猎经济相关的虎、熊、蛇、鳄等图腾，在壮族图腾谱中已黯然失色。雷公、布洛陀、蛟、虎被称为壮族早期四大神，渔猎经济的代表。图腾作为一种文化事物，其中包含的文化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图腾是氏族﹑部落的象征和标志，被其成员当作神加以敬奉。他们认为图腾的自己的始祖，并且相信与之有着某种的亲属血缘关系，认为是宗族的守护神，使得本民族得以持续的兴旺发达。图腾崇拜也应运而生，而图腾崇拜的主要信仰是相信他们的氏族起源与图腾有关，甚至把图腾当作是氏族的起源。在古代，生产力水平是极其的低下，人们对于大自然是以一种屈服和敬畏的心态来对待，以至渴望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和存在来对其保护和愿望的寄托。这些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又与一般的宗教和唯心主义的起源有很大的相干性。图腾崇拜作为某种宗教形式，具有极其的普遍的意义，是世界上所有部落、氏族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中所共有的普遍特征。它是被理解为人类群体和族部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虚幻的反映。这样一种对物质基础作出反映的社会意识形态，凝结了某种在共同意识基础上建立起的社会关系，进而衍生出了最基本的、最原始的社会组织原则和制度。而这种社会组织原则和制度又在逐渐的形成出后来的氏族制度，以至国家的制度。在原始社会中，人类发展表现出最原始的发展形态和阶段，而对其反映社会意识也表现出明显的单一性，但这种单一的社会意识却又影响着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最主要、最共通的意识—图腾崇拜或图腾文化则要承担大量的社会文化功能。它要更好地协调内部的各种关系，尽可能地把内部的各成员紧密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应对各种的挑战，以保证共同的生存发展需要，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图腾崇拜作为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它也孕育出原始的政治文化。图腾崇拜是凝聚氏族和部落的精神的纽带，还作为它们特有的标志。这也就起到了凝聚内部和区分外部的双重功用。同一图腾氏族的成员，“无论其属于哪一个部落，都象亲兄弟般地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亲属”。这种关系成为氏族内部间和平共处的保证，有效地防止内部的冲突。它在确立部族意思，实现部族认同，以达到巩固部族内部的组织和制度，维系社会秩序。历史上曾经有不少著名的部族首领利用图腾来团结部族,更大范围地开拓自己的疆域。其作为一种标志，也能有效地防止本部族成员外流的发生，以保障本群体的不断地发展壮大。在作战的时候，图腾也是区分敌我的重要的标志。这在军事上的反映便是图腾在军棋上的印制。很多的部族旗帜上的形象都是以本族图腾为基本的图案，作为打仗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图腾在巩固原始社会中的“族外婚”制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古人已经认识到，要保持种群在体质上的进化，必须进行跨族的结合，才能达到种族的优化。而图腾在区分部族这一功能上正好发挥了作用。在物质生活方面，图腾正好成为不同族部的标志，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使各氏族部落的成员联合集团在生活地域上进行了划分，为后来的氏族向民族的转化提供了基础。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有意渲染图腾观念，举行浩大的图腾仪式，以图腾意识来统一人民的意识，达到为树立自己权威的目的。跟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中国的图腾崇拜及文化表现出普遍的特征。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相当的表现，从中国的考古资料及其他的历史材料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证据。中国的图腾文化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峰，这也与中国的“文明古国”的称号相对应。在新石器时代遗存当中，发现了很多的图腾遗迹。出土的彩陶上的许多动物纹样及其他象征纹饰是古代部族的图腾标志。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图腾便是“龙”图腾。传说中，人们把始祖描绘成半人半兽的形象。“三皇五帝”之首的伏羲就是被描述成“蛇身人首”，神农是“人身牛首”，祝融为“兽身人面，乘两龙”。古代的氏族很多与图腾有关，太皡部落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等氏族部落名号。夏族以龙为图腾，他们的旗帜上绘龙，称作“龙旗”。古代各族也有以马、虎、牛、羊等为部族图腾。东北民族有以狼、鹿、狗等为图腾。匈奴人崇龙拜日。鲜卑族以鹿为图腾。突厥人把狼当作自己的图腾。越人崇拜鸟、蛇等等。在近现代中，傣族曾以龙、虎、牛为图腾。布依族以莺、猴、龙为图腾。壮族的图腾有牛、虎、蛙、狗、鸡等。黎族以狗、蛇、龙等为图腾……而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时间最长最深远的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龙，经过漫长的时间演变，成为了超部越族的神，为中华民族所共同敬奉。以龙图腾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图腾文化又表现出自己特色。第一、龙图腾源远流长，又在中国社会中长期地残留。第二、中国的图腾文化随时代而发展，与其他宗教信仰形式相交融。第三、中华民族之中的地区性的多民族共同崇拜某一个主要的图腾。第四、中华民族又一个共同的图腾—龙。他作为民族的标志和象征，也被历代统治者所利用，再加上凝聚了某种自然崇拜，这样才得以经久不衰，历代延续。图腾文化中富含丰富的又极具特色的文化内容，使得中国图腾文化（特别是“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部分。龙，中国民族图腾中最具代表的图腾，经岁月流转而不断地变化发展，并与时俱进，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是大中华、大一统的象征，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情感纽带。我们自称为“龙的传人”的中华族人，在龙图腾的保佑下，乘风破浪，锐意进取，铸就成了刚健进取、与时俱进的民族品质。民族图腾是全民族共同尊奉的图腾，它是民族的标志和象征，具有凝聚全民族的作用。随着原始部族的发展，产生了一些由亲属和相邻的部落形成的联盟，便形成了一种政治的组织。在这样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在地域、语言、文化、心理等方面的交融合一，也就形成了民族。为了巩固联盟的需要，全民族共同的标志和象征便应运而生了。这样一来，一些民族或核心部族的图腾便上升成为全民族共有的图腾。一种以核心部族图腾为基础的，以其他部族图腾的某一部分组合成为新的图腾。而龙正是这样的极具特点的组合型图腾。“三皇”之首的伏羲，在6500年前定都宛丘（今河南周口淮阳），他先后征服了其他的八大部族，于是取各部落的图腾特点：鲸之须，蛇之身，虎之眼，巨晰之腿，苍鹰之爪，红鲤之鳞，白鲨之尾等组成一个新的图腾—龙。后又“以龙纪宫”，即以不同颜色的龙作为官员职位的名称。以上是中华民族龙图腾崇拜的起源。在中国的历史上，龙对中国政治权威的崛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原始社会时期，部族的首领借龙来控制和联合各部落，并确保自己的首领地位，则通过龙图腾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等都与龙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都称自己是“龙子”，一出生便与龙有关了。史书上称伏羲“人首蛇身”“头有犄角”，“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史记·补三皇五帝），“握等见太虹意感而生舜”（同上）……部族首领把自己当作是龙的化身，神话自己，树立自己的权威。但一些部族发展到王族产生的时候，原来平等的祖宗神就和王族的祖宗神有了隶属的关系了。龙成为了王族的氏族形象本位，其他的隶属各族的龙就成为了枝叶，或是产生了再演生龙。后来的帝王多称自己是龙子，由此也产生了王权神授的真龙天子观。人间的帝王都称是真龙天子，代天在人间行使职权。周王自称天子，利用数千年以来图腾崇拜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来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彰显权力的合法性。秦王嬴政称自己为始皇帝，“金祠白帝，龙祚水德。祥应陈宝，妖除丰特”（《史记·秦本纪》）这开始了以龙为皇帝独专，龙为皇权象征。汉高祖刘邦本是出生寒微，但为了“正名”也要编造“高祖感龙而生，故其貌似龙，长颈而高鼻”的说法，来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龙成为了皇帝和皇权的象征。王权神授的真龙天子观始终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与真龙天子观相适应的是政治上的宗法等级制度。由天子分封制后又发展成为天子中央集权制。这时候，龙已经具有了浓厚的统治阶级意识。当国与家，地缘与血缘结合时，国家便从氏族部落中演化而来，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国家形态，家天下的意识使得帝王对国家直接赋予个人色彩，竭力与自己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国家的象征物－礼器中的龙的形象，又使得帝王的权威在宗教性的仪式中得到彰显。龙的威武是对皇权威严的一种隐喻。统治者在国旗上绘龙，作为国家的标志和象征，也是自己权力合法性的一种象征。夏族的旗帜为龙旗，商人的旗帜上也有两条龙，直至清代仍在国旗上绘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特有的精神气质被赋予了龙的文化，使之成为中国古文化、古文明的表征。有着不可泯灭的民族凝聚力。在中国的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龙一直为各个阶层所敬奉。龙作为了中华多元文化、多民族传统的象征物，在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大一统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龙的传人”、“东方巨龙”的普遍的国家和民族认同中，凝聚了地缘和血缘的文化基因，使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永葆青春。

9，新石器时代

融合用五级材料掉落地 　 双星果 五级加血药剂材料 凯菈村 101-105莱姆洛斯 双星芽 五级加攻药剂材料 帕拉火洞窟 126-130扑满乌力 双星澡 五级加防药剂材料 库塔伊洞窟1喽 126-130嘎吱拉 双星蕨 五级加敏药剂材料 凯菈村 106-110布依伦斯

10，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世界最早的稻作新石器革命的发祥地在中国；最早的原生文明之一亦在中国。南岭至长江流域是东亚渔民、农民定居生活的摇篮，其中走完全程并结出硕果的是澧阳-洞庭平原万年前的十里岗文化和彭头山文化。后者完全放弃狩猎野兽，只保留在水边射鸟和捕捞，发展渔业和采集水域食物，并专心驯化水稻和鸡鸭，修建环濠聚落，初创历法，成为后世农耕定居生活的典范。此地社会一脉相承发展之后，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前创造专业化的生产和交易，相继修建城市，发明冶炼和文字，创建国家。发源于长江中游的历史长河万年不绝，并逐渐与中国其它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中华大文明的形成，虽然一直以发展平原农耕文明为主流，但同时也不断融合吸收山地猎民文化、不同区域农耕和半农耕混合文化以及草原游战及游牧文化，绵延至今而越发壮阔。[作者及出处]郭立新、郭静云：《从稻作起源到中华文明成长的早期历史图景》，《齐鲁学刊》2022年第4期........................................................................................由于作为传世文献关键形成期的周秦汉唐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黄河中下游，造成后人理解的中国历史带有浓厚的以黄河为中心的烙印。然而近百年的考古发现却表明黄河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时代相对晚且并非原生，若继续以传统上相对狭窄的空间来定义“中原”，以黄河中游为样板，去与旧大陆其他古文明相比较，易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误视为晚于其它世界古文明，甚至将众多重要成就误解为西来传入而非原创。实际上，近年基于考古资料的实证研究表明，一旦跳脱黄河中心观念的束缚而在更大范围探讨，并将“中原”范围向南扩展到长江中游大平原即“江河中原”，则不难发现，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不但是世界最早的新石器革命发祥地之一，也是世界最早的原生国家文明起源地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为稳定和成功的文明融合发展区。一 、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新石器革命发祥地在中国?新石器革命在人类整体历史中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份。如果没有新石器革命，就不会有后来所有的文明成就，更不会有国家的产生。随新石器革命而来的“生产经济降低人类被自然环境决定的程度，并且通过生产者合作取代同类之间为攫取而发生的竞争，而合作者的群体获得新能力以配合生产的需求，进一步改善生活条件。这一套做法奠定了人类在其他生物面前的优势，而最终使人类成为地球之主。”[1]在距今大约一万多年以来，随着末次冰期结束，气候暖化，水界进入人类生态龛，有些人群的食谱开始多包含鱼等水生动植物以及水边的鸟类，因此石质猎器和部分工具细小化。同时，因应捕捞发展的需求，在竹、木足够的地区，开始制作竹筏和木船，由此促使新型磨制加工石器技术的发明。以渔业维生的族群逐步开始在水流平缓宽敞、水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的地方半定居或全定居，并进一步尝试在自己生活范围中的其它可用的食物，其中也注意到谷类，开始采集及酿制低度数的甜酒。采集且水煮小螺和谷物，以及酿米酒的需求，促使人们发明陶器，以及专注保护、管理与逐步驯化野生稻，直接推动稻作农业的萌生。在旧、新石器交界之际，只有极少数人群因着各种机缘有幸经历前述全套过程而原创出全新的生活方式，为人类的发展进步趟出一条全新的路；其余大部分人群则是通过借鉴吸收先行者的经验和技术后才开启其新石器化之路。[2]最新考古发现及研究表明，南岭南北直至长江以南整个地带，都可以被视为人类开始食用稻谷的发祥地（以澧阳平原十里岗文化和彭头山文化，以及南岭地带岩洞遗存为代表，还包括浙江部分遗存等）。[3]该地区发现有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磨制石器工具，最早的船桨和大型独木舟，最早的环濠聚落、最早的陶器和最早的稻田。其中独立走完新石器革命全程，到达终点而结出硕果的是位于澧阳——洞庭平原的彭头山文化（约公元前8000-前5800年）。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完全放弃狩猎大型野兽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彭头山先民最早放弃“食肉饮血”和“衣皮毛”；他们最早“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民食五谷”、“揉木为耒”；“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并“制作为历”；通过栽培水稻，在水域捕捞采集，驯化鸡鸭，形成了稳定的农耕定居生活，并配套有规律化的聚落安排，创造出一种全新生活方式，堪称世界奇迹。而且难得的是，彭头山先民开创的这种生活方式被完整传承下来且不断发展，终成为后世农耕生活的典范。[4]接续的皂市下层文化（约公元前6200-5000年）、汤家岗文化（约公元前5000-4000年）进一步将稻作农耕区域扩展到洞庭平原腹地，且不断完善其聚落布局方式和稻田开垦技术，开发大型梯田修建濠沟等水利设施；[5]相继构建了完整的二分二至和四时四方、八方八季以及天中地中等时空观念范畴，发展出与农耕生活相配套的天文历法与地理知识。[6]循着食用稻谷区域北渐的步伐，在水稻分布区以北的中原平地，相继因地制宜地驯化了粟黍等旱地作物；并且在华北及东北，诸如兴隆洼文化的猎民开启驯化野猪的漫长过程。总之，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革命进程，无论在开始时间、内涵丰富度以及对所在东亚地区的影响，都足可与驯化了大麦、小麦的西亚北非在旧大陆中西部所扮演的角色相当，是世界最早的稻作新石器革命发生地。二、世界时代最早的原生国家文明起源地之一在中国?直接继承汤家岗文化，在澧阳-洞庭平原继续发展的大溪文化（约公元前4300-前3500年）步入前国时代。其早期出现专业化制陶，发明了轮制陶器技术，并发明在高温还原气氛下烧制的精致薄胎的黑陶技术。与此同时，平原农耕区与山地游猎区凭籍各自优势资源开展专业化生产与交换，再加上稻作农耕社会对于合作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内在需求及相应组织体系，共同推动了超越单一聚落的大型社会网络的形成，为国家的出现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及现成可用的组织架构。在谷物、甘酒、精致陶器、纺织品等平原区的产品，与山地的玉石器、食盐、山货珍品等物品交换规模扩大而系统化的背景下，最早兴起的城市成为专业化生产中心和交易中心，并通过神庙和神权保护及管理生产和交易。位于澧阳平原西侧，兴起于约公元前4200年的城头山城是迄今所知东亚第一座城。该城有宽大的土筑城墙；外围有宽阔的可通航的濠沟；南门外有码头；城内有专业化作坊、神庙和祭坛等设施。城头山城的结构成为此后长江中游地区所建城市的典范。[7]大约公元前第四千纪早中期，已奠定初步国家化基础的人群，从洞庭平原出发向北开拓，跨过长江来到鄂西台地，并进一步越过汉江向东北扩展到汉北地区的大洪山南缘地带。[8]江汉及汉北地区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很高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说明最早的开拓者是有备而来，在移入之前不仅已具备丰富农耕定居生活经验，拥有对自然环境的良好驾驭和适应能力，掌握了烧土及烧砖建筑、制船业、轮制陶器、高温陶窑和炼铜、发达的纺织等技术，并拥有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和管理体系。[9]屈家岭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500-前2800年）长江中游的文明化进程明显已步入国家化阶段。此时在古云梦泽-洞庭湖周边海拔高程约30-50米地带，先后兴起且并行共存二十余座城，如阴湘城、马家垸城、城河城、龙嘴城、谭家岭城、笑城、陶家湖城、鸡叫城、鸡鸣城、青河城、走马岭城等。这些城大多有着仿自城头山城的结构，如平面呈圆形，有一重或多重垣濠结构，设有码头、水门等航运设施，人工挖筑的濠沟皆宽阔可通航；且皆通过自然河湖与古云梦泽-洞庭湖相连，形成了一个以古云梦泽-洞庭湖为枢纽的连结各城邦的大型水上交通运输网络。相邻诸城之间彼此间仅相隔十几至三四十公里，均在步行一天可以到达的范围内，故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内部有密切互动而连接在一起的社会共同体。当时可能出现了如同扶桑十日神话所反映的类似于“十族兄弟”的政权制度：即形成了联盟制城邦国家，各个城邦的贵族均为同等的“兄弟”，按照制度轮流“值日”，轮流主宰联邦，负责发起和组织国家联盟会议，安排并管理联盟内部的公共事务，协调彼此间的合作。[10]这个联盟制国家所覆盖的区域面积达五、六万平方公里，若加上周边影响区则更大，其社会规模之大，堪称当时世界之最。前述诸城本身既是所在区域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亦是指挥和协调流域或区域内治水的中心。如以鸡叫城为例，在护城河之外200米处有第一重环濠，再往外150米处还有第二重环濠。在一环与二环之间有7处遗址，二环附近有8处遗址，二环外2千米内另有18处遗址。此外，在城的西部、西南和东北区域，均有大片平行沟渠存在。这些沟渠、环濠与护城河都相互贯通，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航运或灌溉体系。沟、渠之间是平坦的土地，推测应是当时的农田耕作区。初步观察，以鸡叫城为中心的整个系统面积大约为10-15平方公里，相当于1000-1500公顷土地。城、聚落和稻田通过密集水道（沟渠和城濠）连结在一起，水道既方便航运交通，亦有利于农业灌溉。所以，这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集生产与交通、居住和管理为一体的大型稻作水利灌溉兼具航运功能的紧密的社会系统。在屈家岭各城市中心的祭坛上供祭着象征社群公共的神话英雄祖先的大型陶祖（日祖偶像）。这些城并非平民居住区，而是所在邦国社群的活动中心，是社群成员集会议事之所和祭祀祈神重地；故也是行政中心、神庙所在地，是高等级祭司或贵族的居住生活区，同时也是供税、公廪区，以及高技术的作坊、市场、集会广场所在地。而在城市的周围，则可见到许多小型的平民聚落。当洪水来袭时，城市也摇身一变而成为平民的救生保护区。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在长江中游看出，一个从濠沟灌溉到专业生产、市场贸易、社会管理、宗教崇拜等功能齐全而强盛、庞大的联城邦国网络，此一发展过程相当近似于两河流域下游苏美尔文明起源而兴盛时的景况，其时代亦接近。[11]此时另一件大事是屈家岭文化北扩，将稻作生活方式带到南阳盆地、豫西南直到郑州附近。自此以后，包括湖南、湖北与河南中南部在内的江河中原社会文化发展格局成形，此后二千多年的时间，直至殷商早期，江河中原一直都属于同一个文化区，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具有大体同步的特点。综上，屈家岭文明不仅是东亚最早的国家文明，也是世界最早的大型原生国家文明之一，是后续中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最初始的源头和基础。长江中游原生国家文明的第一次转型，发生于约公元前3100─前3000年之际，在人口大量增加以及各城邦大贵族相互竞争盟会主权等因素推动下，国家大中心——即石家河大城开始兴起。这可以看成为石家河文化开始的指标，不过，诸城国联盟性质的整体架构仍继续存在，且新出现了一批平面大体呈方形或圆角方形的城市，只不过石家河似乎成为了该联盟体系推举出来的盟主的固定所在地。此时的石家河聚落以石家河大城作为外城，以谭家岭作为内城，以此为核心，单一聚落面积超过800公顷。聚落内存在不同的功能分区，不同区域存在不同的工坊或专业区，因此整个石家河聚落就是一个超大型的专业化分工生产体系，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和宗教中心。如位于大城内西南角的三房湾一角是生产厚胎红陶杯的工坊、城外东南部的罗家柏岭则是玉石加工坊；城内西北角的邓家湾和城西中部的印信台则是大型祭坛所在地。最能代表长江中游上古文明技术成就的是冶炼。最新研究表明，中国青铜技术并非如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是自西方传来，而是本土自行发展，其源头就在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在龙嘴、屈家岭、石家河等遗址发现有铜块、矿石、炼渣、冶炼工具和设施、不同形状的炼炉和冶铸工作坊以及相关废品等直接证据。[12]石家河文化考古遗址中更可见到相对完整的冶铜操作链及相配套的工具和器物，包括碎矿、洗选矿、研磨矿料粉、鼓风、冶炼、熔铜液、锻造、铸造、加工铜器等。复原研究表明，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大溪-屈家岭文化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开始认识氧化铜矿，发明了还原法炼铜。到了公元前第三千纪的石家河文化发明了用氧化铜与硫化铜搭配冶炼的方法，自行原创发明了锡铜以及锡铅铜三元合金青铜技术，已进入青铜时代。石家河先民还发明了世界独有的用夹粗砂厚胎陶质炼缸进行冶炼和熔铸的技术；且在寻找耐高温冶炼材料的过程中，发明了用瓷石、高岭土等材料制作硬陶和原始瓷的技术，无意中开启了另一场人类生活用具的材料革命。作为具有跨时代重大意义的冶炼技术的原创发明者，石家河先民的精神文化曾被冶炼活动所渗透。石家河文化早期人们在邓家湾和印信台等国家公共祭坛上公开展演用大型炼缸冶铜的祭礼，以祈求永生，因此在祭坛上留下套缸、铜矿石和铜器等遗存。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随着铜器实用化，冶铜也从礼仪走向实用化和专业化，致力于发展各种冶铜炼炉，提升冶炼技术，并开始开发幕阜山等矿区；红陶杯、神母抱祖及其他小型祭器取代了此前的大型套缸，反映出当时以神话英雄祖先为对象的社会共同祭祀趋于瓦解，而被家族化、个人化的祈祷所取代。[13]大溪时期在峡江地区杨家湾、柳林溪等遗址的泥质黑陶碗底和祖形陶器的顶面上发现不少前文字性质的刻符，后来屈家岭、石家河陶器上的刻符虽不多，但与杨家湾前文字明显具有同样的脉络，其中有不少符号可与甲骨文字相对应。所以，虽然由于书写载体（如竹简、木牍）不易保存而使长江中游早期文明的文字系统难觅其踪，但从偶见的零星资料可知，当时肯定已发明文字，并且后来的汉字滥觞于该文字体系中。[14]总体言之，长江中游以屈家岭——石家河为代表的文明，是世界最早的原生国家文明之一。其城市出现时间在东亚地区最早、持续使用时间最长；其区域规模最大、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最高，管理体系发达、文明化的程度最高，且完全是由稻作社会内生成长而来。[15]三、中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文明融合发展区?自新石器早期以来，已定居的农民村落对周围猎民形成影响，后者吸收一些农民创造的新技术或发明，且因其游动范围大，成为很好的文化传播者。[16]这种交流与融合，贯穿于整个新石器时代。比如，约自公元前5800年以来，在与长江中游低地平原相邻的山地相继出现了以千家坪文化、高庙文化为代表的山地游猎族群文化。在其陶器纹饰母题中，有几种固定的日纹结构占比最大：包括太阳下的山景，日圭高立，四分日历纹等，特别是其中最关键的两种形象，分别是象征太阳的鸷鸟和獠牙猛兽。对其寓意的分析可知，在千家坪人心目中，太阳既是老鹰，亦是神秘的獠牙猛兽。先民选择这两种形象，是用来分别表达太阳的两面。日行鸷鸟象征白天的太阳，而猛兽獠牙嘴象征夜间的太阳。这是迄今所知最早也最为系统的太阳崇拜。[17]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自公元前5000余年以来，沿海地区有咸头岭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它们致力于发展海边生活，深入影响了此后东南亚群岛文化的发展，并成为南岛语族的重要源头。此外，环太湖地区自约公元前4300年开始有人在平原地区开拓定居，努力发展稻作，多年后此地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崧泽及良渚文明。辽蒙冀结合地区，在约公元前3000年之后，在此地原有之半定居或定居的兴隆洼、赵宝沟狩猎文化的基础上，孕育了以玉器和大型积石冢、祭坛为特色的红山文化，步入前国社会阶段。华北各地自公元前5000年以后兴起以彩陶著称的仰韶文化群，呈现出典型部落社会的特征。这是一种猎农混合生计方式，发展粟作为主要植物性食物，并通过家养兼猎获、捕捞等方式获取肉食资源。自公元前4000多年起，更明显可以看到不同族群和区域的专业化，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系统的交易关系，不同文化融合的进程也因此大为加速。约从公元前2400年起，长江中游发生了第二次国家文明大转型。此次转型的外部原因涉及到4200气候事件——在此气候剧变中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文明进程崩溃；内部原因则涉及到长江中游平原周围的山地族群。他们原本从事游猎及与楚地平原古文明的贸易；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以来与低地平原农民之间因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出现彼此互斗和相互掠夺的情况。在经过两、三百年掠夺、攻击之后，山地族群最终侵夺并攫取了低地平原农耕社会的统治权，同时也将诸多山地社会的信仰与文化融入到平原农耕文化中。这些山地族群占领石家河大城，并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一事件在古籍中被称为夏王国之前的“三苗三朝”，而在考古学则表现为“后石家河文化前段”（约公元前2400─2000年）。[18]在此背景下，长江中下游国家文明的因素明显外溢，开启了大规模的社会文化重组与融合进程，也因此开启历史的中国化与东亚化进程。这一历史大转折产生的主要结果有四：第一，这是东亚文明战争历史与战争文化的起源。从这时期起，在考古遗址中多见兵器，并促使冶铜行业的规模化扩展和技术快速创新。在此之前，冶铸技术在其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主要只用于制造小型工具、装饰品及为精神文化服务；到后石家河文化阶段，社会发展到新阶段，并逐渐影响而使冶铸业发生大规模的变化。此时原本栖息于长城地带这一生态脆弱区的各类群体为生存而加剧竞争。在互相掠夺、战争与冲突的背景下，这一地区出现大量防卫堡寨性质的山城、石城，并作为保卫自己或外出掠夺的据点。其中一些堡垒在后来发展成为远程贸易的据点。长城地带中，黄河上中游从公元前2400年以来逐渐成为战争和贸易的要道。该地区陆续出现的堡垒，在历史上一方面肇始和创造了军权管理方式，大量发展战争技术；另一方面，该地区致力于发展专业化生产与远程贸易，成为跨越不同文明区并将中国农耕文明与欧亚大草原连成一体的关键要道，并最终孕育了殷周秦汉唐文明。第二，最终打败和终结了长江中游联盟性质的国家结构，演变成为统一王国性质的国家结构，并使这种政体成为历史主流；此后，历史传说中大禹虽然驱逐了三苗，但却仍尽力保持统一的大王国制度。所以，这也是楚地夏王国和商王国建国的源头。[19]第三，是华南地区山地猎民文化与平原稻作文化结合、相融而创新，成为后来楚历史的人类基础，也促使长江流域大区域内出现全新的文化面貌，并广泛地影响了东亚其它地区，如淮河与黄河地带。比如，受长江中下游影响，赣江中游樊城堆文化、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海岱地区龙山文化以及淮河中上游王湾三期——新砦文化等皆在这一时期兴起。这些地方都逐渐发展出城邦国家，且赣江中游樊城堆文化、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在商周时期分别演变成为两个庞大的国家文明，即赣湘地区的吴城（虎国）青铜文明以及成都平原三星堆-金沙青铜文明，它们都属于延续时间长久的文明。而河南、山东及周边地区，一方面是南方农耕区的北部边缘地带，受到长江流域上古国家与城市文明的直接影响，发展稻旱混作农业；同时也是北方长城地带游战族群南下掠夺的前线，受到较大的外来冲击；该地区在考古上表现为在某个特定区域内群城并起，竞相而生。不过，该地区诸多以城为中心的小型政体，如王城岗、平粮台、新砦、景阳岗、教场铺、丁公、田旺等，存在的时间都不持久，社群规模亦不大。[3]第四，在这种平地农民与山岭地带游猎族群结合的背景下，那些原本有着游动生活背景和经验的新兴贵族，致力于发展贸易活动，更为积极地扩展贸易路线。在考古上，可见长江流域文明制作器物的分布范围及其辐射影响的范围更为宽广；从后石家河文化以来，其影响甚至开始到达黄河上游黄土高原，亚洲大草原的南缘。与此同时，北方草原人群也开始南下到黄河地带，更加靠近楚古文明之北缘地带。约从公元前1700年起，以商王国（特指早商、汤商或楚商）为代表的青铜文明在江河中原地区兴盛起来。长江中游才是商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商王国的中央之地。迄今为止，在江河中原发现的数座商王国城址之中，最大且最丰富的是位于武汉的盘龙城，很可能是商王国的都邑或中心。商王国直接继承了长江中游此前数千年的文明发展成果，包括治水、建筑以及当时最先进的冶铸技术。商王国又直接掌握并开采鄂东南、赣西北地区多种金属矿料这种最关键的资源。所以，商王国是东亚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且其得地利之便，正好位于当时数个发达区域之间的中心部位。以这些条件为基础，构建了以商王国为核心和主导力量，以金属料、铜器、黄金器、玉料和玉器、绿松石、硬陶和原始瓷等贵重或声望物品作为主要流通对象，主要由各地上层贵族参与的庞大远程交换贸易体系。该体系包括了当时南方农耕区几乎所有区域和重要国家，如位于江河中原北部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诸城，位于东北的海岱及沿渤海地区诸国，位于南部赣中的吴城及湘中的炭河里等虎国诸城，位于东部的江淮及江浙地区（如马桥文化），以及位于西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等，都是这一体系的重要参与者。[20][9](P211-241)在该体系中，各地上层贵族通过联姻与联盟、交换与馈赠、模仿与借鉴等方式开展互动与交流，使得各地精英物品、精神信仰及相关的礼制实践有趋同的趋向，如被商王国视为国家宗教崇拜对象的双嘴夔龙天神信仰，其造型与纹饰皆通见于前述各地。正是由于在商王国主导下各地区上层精英精神文化实现大融合，使其成为此后中华文明精神文化的主流来源。[10]以商王国为核心的远程交换贸易体系还与北方草原地带诸族群之间有着不断深化的来往。正是二者之间的征战与贸易，特别是主要商路的开通，决定了二里头、偃师与郑州诸邑的兴衰。早期主要通过黄河干流来往，使位于西部咽喉地带的二里头（兴盛于约公元前1620-前1520年）和偃师城（兴盛于约公元前1550-前1450年）地位重要而兴盛起来；但后来随着主要商路东移至燕山和太行山东麓一带，位于此交通线上江河中原北界的郑州城成为当时最为繁荣的城市之一（郑州城兴建于约公元前1480年，兴盛期约为公元前1420-前1300年）。自公元前1400年以来，在中国历史地图上出现全新的游战族团，该族团源自草原，以战争掠夺维生，并掌握驾马战车技术。约当公元前十四世纪中期前段，他们突破燕山屏障，顺太行山东麓南下，占领安阳殷墟一带，在此立足建国。几十年后，即约公元前1300年，在其强势统治者武丁的带领下，过黄河向南征战，打败了南方农耕区诸多国家，其中包括势力最大的商王国，且篡夺其国名与神史，据有其人员和技术，自我称为“商”，建立了广阔的殷商上古帝国，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最大一次跨区域、跨族群的文明大融合，奠定了其后中华文明实体国家的基础。[21]在中国文化中，殷商在各地原有文明的基础上，努力组织起一个全新制度的军事集权政体，以多元及整体化的方式建立并努力维持殷商上古帝国，使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虽然殷商帝国的时间只有二百多年，其拥有庞大势力的时间更为短暂，但从这一历史转折伊始，草原游战族群已不只是偶尔出现在中国边缘区，而是长驱直入，进入中国文明的核心区，开始大量影响并主动参加到中国乃至东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其中有一些草原族群变成为中国境内的贵族，并因其军权的性质而有着持续的马匹贸易需求，使内地与草原之间的马政活动兴盛，也使内地与草原之间的人员与文化来往频繁。此时，随着驾马战车技术被引进中国内地，自草原外来的影响也跟随着军队武力一并进入中国。中国文明和东亚文明在殷商时期获得了与西亚文明来往的桥梁——草原游战族群。从此时伊始，东亚历史世界化，在长江与草原之间的黄河流域中心带成为数个军权国家大势力竞争的舞台。黄河地带的国家与草原来往密切，而长江流域的国家，亦间接受到了草原文化的影响。[22][5](275-281)自此以后，中国文明的重心北移至黄河地带，周、秦、汉、唐等皆以黄河和中原为核心基地，融合南北文化而发展。综观中国历史及中华文明，犹如源远流长、流淌万年的历史水系，一直以农耕文明为源头和主流，中途不断有众多大小支流汇入，绵延不绝而波澜壮阔，是世界上最长久、稳定和成功的文明融合发展区。南方与北方，稻作与旱作，农耕与游牧、渔猎与游战，匠人与商人，不同的自然环境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气质，都在这块土地上碰撞、交流与融合，最后浑然一体，成就了中华文明。【说明】本文出处：郭立新、郭静云：《从稻作起源到中华文明成长的早期历史图景》，《齐鲁学刊》2022年第4期。引用或转载，务请说明出处。

11，石器时代是哪个朝代

新石器时代(英语:neolithic)指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　　这个时代大约从1.4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距今4000年左右。

夏朝

12，石器时代是怎样产生的

人与古猿的区别在于劳动，在于从劳动中创造了生活和生产工具——石器。恩格斯说过：“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即使是最粗笨的石刀。”在人类仅能打制出粗糙的石器时，历史上称为旧石器时代。到了能把石器逐渐地磨得光锐、美观并能分工使用时，称为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到新石器的过渡期，所谓中石器时代其石器是介于粗细之间的。

现在有蛮多人玩石器时代2的！石器时代1由于华裔与原来日本厂商的版权纠纷，最终华裔失去运营资格，所以金山作为大陆地区代理的新石器时代也不得不停止运营，但是石器时代2已经出了，香港在2009年3月15日公测。只需要申請號便能玩到。而且不需要代理。但是港服重點打擊外掛。所以如果你是挂机狂的话~就要再考虑下~如果有兴趣玩港服的可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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