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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网易科技”，36氪经授权转载。

2018年的各大手机厂商发布会中，语音助手的亮相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各大手机厂商陆续推出系统语音助手，并将AI语音作为一大卖点。

三星的Bixby、小米的小爱同学、联想的乐语音、vivo NEX的Jovi、OPPO Find X的小欧语音助手、苹果新推出的Siri Shortcuts功能……这些语音助手的名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据IDG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出货的14.62亿台智能手机中，至少有10亿台手机搭载了语音助手。三星、华为先后入场，小米、vivo紧随其后，再加上众多小众品牌例如魅族、360、夏普等紧跟AI语音的步伐，这个市场已经到了无人能忽视的地步，语音助手已经落地各大手机品牌型号，成为智能手机的标配。

趋势一：打破传统对话框模式，创建APP生态

Siri是对话框式页面集成方式的代表，基本上所有的语音问答都锁定在Siri的对话框中完成，它能做的大多是为用户提供信息，而很难帮用户实际操作手机APP，即使可以操作一部分，能实现的功能也非常有限。

当你对Siri说：“用微信给明明发100元红包”时，它执行的却是在微信给明明发送“100元红包”这几个大字。而发微信红包这种小事，市面上很多语音助手都能轻松做到了。

Siri之所以还做不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传统的人机对话界面扩展功能开发成本高、接入第三方应用API需要冗长的业务谈判。如果微信没开API接口，Siri就很难实现发微信红包这类功能。而今年发布的几大语音助手都能做到，是因为巧妙避开了API接口和复杂的商业谈判，用模拟手指点击的方式，实现各个APP之间的深度操作。

在UI设计上，各大手机厂商的语音助手多已摒弃了以Siri为代表的对话框，而采用悬浮框设计，增加了交互灵活性，实现了与常用APP的打通联动。同时，这样有助于通过语音助手将用户往APP上进行引导，与各类APP共生共赢，创建良好生态。

趋势二：摆脱“鸡肋”，听懂+做到才是真AI

各大手机厂商语音助手之间的比拼，说到底，是一场关于能做多少事情的比拼。而能帮用户做多少事，取决于语音助手可以能听懂用户多少种表达方法、覆盖多少APP、支持多少语音技能。

调戏功能曾经被作为语音助手吸引用户眼球的亮点，而如今，只懂调戏却不实用的语音助手都会被吐槽“鸡肋”。能真正帮用户解放双手，操作应用内深层功能，才是语音助手的大势所趋。

在小米8发布会上，展示出小爱同学于30余款APP合作，共同打造语音服务生态，包括常用的视频、导航、音乐、出行、购物等APP。

在早期Bixby发布会上，曾介绍Bixby中文版支持超过30款原生应用，可支持7000余种功能。合作的第三方主流应用包括爱奇艺、百度地图、酷狗音乐、摩拜单车、ofo、支付宝、新浪微博、腾讯新闻等，覆盖应用数量在持续增加。

VIVO NEX发布会上表示，系统语音助手Jovi已经支持20个高频场景以及600项左右的核心功能，覆盖了包括大家熟悉的百度地图、京东、淘宝、微信、大众点评、QQ 音乐、滴滴出行等。

在“听懂”和“做到”两方面，手机厂商都面临着来自用户的严峻考验。

比如，语音助手可以听懂并执行“我要打车到火车站”，但换了另一种说法“帮我打个车去火车站”，却听不懂了。之所以听不懂，是因为自然语言理解技术面临挑战，无法充分理解用户的表达意图从而导致无法顺利操作。

或是“在饿了么上订一份麻辣香锅”可以执行，但“在饿了么上订一份过桥米线”却做不到了。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语音技能拓展成本相对较高，每添加一条指令都需要工程师手写编码完成。这也导致了语音技能数量增长速度缓慢，用户体验受到限制。

Naturali奇点机智作为一家语音交互技术公司，就在解决自然语言理解、语音技能拓展的难题，能够真正听懂用户，让手机厂商、各大APP、智能硬件以快速、灵活、低成本的方式创建语音技能。

Naturali创建的NI开放平台，无需编码零技术门槛，5分钟即可为产品在技能工场添加语音技能，不仅仅面向开发者，产品、运营人员均可轻松上手。另外，所有技能均可自定义，并且可多人协作共同开发，技能发布即可用。这样以来，语音技能的造价可变低，增速大大提高，当语音技能越来越丰富之后，用户也会发现语音助手不再是“鸡肋”。

趋势三：个性定制语音技能，快捷功能一句直达

在2018年6月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推出了Siri Shortcuts快捷键功能，用户可以自定义技能，为某个场景设定多项执行操作。这一功能让Siri跳出了传统的对话框集成页面，调动了更多APP功能，让Siri重新“活”了起来。

大会上展示了“回家”的快捷功能。当说出“回家”这一指令，Siri则会按照事先的设置打开地图导航回家、设置好家里的温度、并给舍友发信息告诉她自己预计到家的时间。

将一系列连贯动作指令浓缩成一句话，成为了各大语音助手的热门功能。与此类似的，还有Bixby的快捷指令、Jovi的自定义增添指令等。比如，你在Bixby上设置“早上好”这一快捷指令后，可以自定义打开任意多个 App 先后执行命令，包括关闭手机免打扰、关闭手机夜间模式、播放音乐等。

打造更贴心、更个性、更快捷方便的私人助手，会成为语音助手的为来的发展方向。

趋势四：打造“学习型AI”，每人都是技能创造者

当今时代，不会学习的语音助手不是好AI。

“学习型AI”的概念出现在多个语音助手上，比如Bixby可以学习用户的使用习惯，越来越懂用户的喜好。Vivo NEX的用户可以教Jovi新的技能，进行命令教学。

用户自发创造的语音技能，可以通过共享给其他用户，为语音助手赋予更大的能量。Bixby鼓励用户通过社区进行分享，Jovi也打造了“Jovi广场”，让用户共享创意技能，如果自己不想手把手教学，也可以到广场中学习其他人的教学命令。

其实，学习型AI的概念虽然今年才兴起，但早在2017年4月乐视 AI 版手机发布时，就已存在了。当遇到乐视语音助手“乐乐”还不会的功能时，用户便可以点击学习按钮教它新的技能。

大多手机系统语音助手背后的技术支持都是由行业领先的语音技术公司来实现。“乐乐”背后的技术支持便是Naturali奇点机智。学习功能这一概念起初由Naturali提出，在乐视手机上初次与用户见面。

Naturali也为联想、国美等手机品牌打造了系统内语音助手。Naturali拥有行业领先的语音识别、中文语义理解、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可以为手机厂商打造全能语音助手，降低厂商自主研发成本、缩短开发流程。

除此之外，Naturali打造了一款第三方语音助手APP——“布点语音”，于2018年7月15日陆续上线各大安卓应用商店。

“布点语音”拥有超强学习功能，被称为“真正会学习的语音助手”。例如，对它说“我教你B站看王者荣耀直播” ，随后在手机上演示一遍完整的操作路径，它就能记住这个操作了。当下次再说出这一指令，它就可以像一只“无形的手”一样，直接跳转到这一直播频道。

此外，“布点语音”支持技能共享、个性技能自定义，已经可以覆盖300余款APP并支持12000多个语音技能，是目前覆盖应用以及技能数量最多的语音助手APP。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前往安卓应用商店下载体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二说”，作者 虫二

中国市值最高的公司摊上大事了，一篇《腾讯没有梦想》让媒体选好立场，分别站队，吃瓜群众拎着马扎儿火速赶场，就为了要看马化腾和一众大佬如何反击，至于腾讯到底有没有梦想，谁会真正关心？

看热闹的不怕事大，看客有两种心理：一是希望事件中有人失态，马化腾当然不会指着作者的鼻子破口大骂，但激愤之下，言多语失就有好戏可看了。二是等料，腾讯为了自证梦想，或许晒出猛料秘辛，那么剧本就有续集了。

但大佬之所以为大佬，就在于见多识广，宠辱不惊，既不会因为被踩到尾巴暴跳如雷，也不会轻易认错，只会摆出一副开诚布公，夜半虚席，敬畏人言的姿态。

想让大佬认错一般只有四种情形：

第一种由马云做了示范。

他曾经特别掏心窝子的表示：“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创建了阿里巴巴！”这逼格太高了，一般人学不来。

第二种叫做这锅我不背。

微软CEO纳德拉眼高于顶，但总是乐于承认WP手机的失败，为什么？因为这锅是鲍尔默的，他一点责任也没有，反可证明接了个烂摊子。

类似情况还有老佛爷慈禧太后，庚子国难之后，她晓得对各方要有交待，欣然搞了个罪己诏，因为下诏背锅的是光绪皇帝。

第三种比较特殊，叫做自我纠正。

有人曾经问我，“小米6有什么缺点？“我告诉他：“小米7发布时雷军会告诉你！”一般在错误得到修正或后果可控时，人们会变得开明。

最后一种是形势比人强。

当败局已定，残酷的现实逼面而来时，多数人才会反思，失败的创业者总是乐于自我剖析，听来闻者足戒，原因在此。

但这只是主观因素，大佬学不会弯腰，还因为积威之下内部缺乏自省的氛围。

再厉害的打工仔也只敢在体系外撒野，比如阿里十年元老冯大辉离开之后没少抨击阿里，当然也没少给自己惹麻烦，嘴上积德的说他黑白分明，挑事的说他是祥林嫂。

立志做魏征第二，想当老板诤友的少之又少。

魏征辅佐李世民17年，当面劝谏50多次，上书言事200多次，下不了台的李世民有时也想干掉“田舍翁“，但魏征命硬，有第一夫人长孙皇后救场。现实中，你有没有李世民这种老板尚在其次，先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老板娘。

但大佬的刚愎自用又是有道理的。

在重要的历史关头，胜利者往往是力排众议，不为浮言所惑，这也说明在关键时刻，宸衷独断远比从善如流有用的多。

事实上，大佬得以成功的真正秘诀既非不犯错误，也不是勇于认错，而是如何低成本的修正和处理错误以及可能带来的间接伤害。

一、自我辩护是外界观察和评判能力的一种方式。

有研究显示，大部分人遇到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信息，仍然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人们只会寻找更多的证据来证实自己已经形成的看法”。这就是自我辩护。

以今天的公关危机为例，公众习惯了从企业的应对策略观察是非曲直，而不是事件本身，换句话说，你自我辩护的方式要比错误本身更引人注目。

所以认错只是权宜之计，很快就会反客为主，变害为利。去年阿里钉钉的产品营销很成功，但广告越位撩拨微信，引发群嘲，马云碍于身份就不得不发话，但道歉的同时仍不忘强行碰瓷：广告太LOW，像京东做的。

去年12月火绒安全软件与QQ刚正面，马化腾的反应友善，不仅道歉，还誓言自查，这当然不是给KESO面子，也不是大度，而是犯不着。因为火绒的体量还没资格做腾讯的友商，更适合用来展示胸襟而不是胸肌。

不信换成360试试。

自我辩护最成功的是UFO组织。迄今没有任何权威资料证实外星生命造访过地球，但UFO组织对于一次次被证明虚假的“第三类接触”从未出面认错或是做任何澄清。

上个世纪的中国，《飞碟探索》杂志是唯一有能力击败《故事会》、《青年文摘》和《知音》的纸媒，尽管它所“科普“的大多是虚构故事和错误信息。

为什么？因为人类探索未知的信念从未动摇，就有更高的容错能力。同理，互联网创新的便利会让人们选择性忽略它的副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淘宝卖家骂人，滴滴打人，电商和网约车仍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说，腾讯有没有梦想，都可以安然入睡。

二、无所谓绝对真理，也无所谓不可补救的错误。

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斋里，品评别人很容易，所谓言者无罪是最高级的豁免权，但很多企业的经营战略看起来南辕北辙，为什么实际推行却都很有效？比如程维坚持，“不能在垂直赛道里做到绝对第一，对我们来说就是失败。”王兴则认为“互联网的下半场就是上天，入地，全球化”，几乎把所有热点都纳入美团的赛道。

大多数战略决策至少是需要五年观察期的，那些公众随意品评的所谓战略其实都属于战术范畴，是阶段性策略或权宜之计，当然也不存在抽象意义的对错。

真正的战略需要时间检验，腾讯、阿里进军新零售、大文娱，支付宝做来往，做圈子社交，美团做网约车，滴滴做外卖，都是时势使然，成功与否与大环境和执行力密切相关，战略本身不存在对错，因为不可控的因素太多，并没有讨论的意义。

这就好比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和万亿大基建，究竟会把美国推向债务黑洞，还是全面复兴，上至庙堂，下至乡野，都能发表高论，但基本就是胡说八道。

职场的情况也差不多。

绝大多数工作都不是数学公式，没有标准答案，就拿互联网公司的三套马车来说，产品、技术和运营，一直以来都习惯了互相甩锅，技术认为在给产品和运营擦屁股，产品认为运营和技术不懂用户体验，因为大家的职能平行而不交叉，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本位主义，KPI的奴隶而已。

以圈子事件为例，支付宝在来往之后坚持做社交是不得已的尝试，虽然隐隐觉得哪里不对，但不试过总不死心，被腾讯打死总比被吓死好。

管理层既然有决心，团队不过是执行，“所谓用户活跃度面前可以不择手段无节操”到底是谁的锅？

三、快速试错是通往成功的捷径。

比错误更危险的是不敢试错，泰戈尔说过：“如果你对一切错误关上了门，那么真理也会将你关在门外”。

互联网下半场，风口和产品的生命周期都被大大压缩，以往的启动、成长、成熟和衰落四个阶段越发模糊，摩拜上线爆红不过两年，共享单车就已经走到瓶颈，强如腾讯也不敢躺在QQ上睡觉，内部多个团队孵化移动社交产品，互相PK，微信只不过最后胜出而已。长远来看，单款产品的变现和盈利能力被摊薄，因此必须快速迭代、快速试错，这就导致高投资、长效运营的思路不再靠谱，互联网信奉唯快不破原因在此。

当年摩托罗拉盛极一时，管理层判断手机创新封顶，未来是服务之争，因此推出了野心勃勃的铱星计划，企图在服务稳定性和成本结构上压制对手。

铱星计划在时间、性能、成本和拓展性4个维度上充分考虑了长效机制，耗费34亿美元在3年内将66颗卫星送上太空，最终于1998年组网成功，但在同样周期内，技术进化出了更多的替代方案，摩托罗拉的投资效益不高，铱星面世半年就不得不停运，无法维持运营的66颗卫星在两年内陆续坠入大气层自行焚毁。

在后互联网时代，你押宝一项业务或一个产品的机会成本大大提高，市场和需求也不允许你实行庞大而按部就班的计划，熟练而迅速的资本运作才是王道。

从这个角度上说，依托用户和流量秀财技的腾讯无可厚非，有10套房子的土老财与手握10万+的作者，谁羡慕谁还不一定呢？

四、将错误合理化是最高能力。

大多数人习惯于对抗而不是承认错误，常见的方法是自欺和归罪，前者选择性忽略所有自身因素，后者寻找一切托词，把错误解释为外界影响或某种群体共性。

真正的大佬往往四两拨千斤，因势利导。

1984年，Richard Branson创立英国维珍航空，曾经激进的向波音公司预订了20架飞机，但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让他始料不及。维珍当时有两个选择，退订或者与波音对簿公堂，Richard Branson找到了第三条路，他力排众议给波音追加费用，为每架飞机的经济舱定制影音娱乐系统，这成了今天航班的标配，但在当时看起来像是自杀。

结果维珍航空通过差异化优势迅速在萧条市场中脱颖而出，不但获得了稳定客源，而且成为与英国航空分庭抗礼的第二大航空公司。

网络上每天数不清的文章和帖子，开着各种药方，如果有哪位大佬真的按图索骥，用公议来治理公司，这家企业会是什么样子？

古代的皇帝对此最有心得，明清两朝，大臣们兴致来了，就会写一通“亲贤臣，远小人”的奏折，问题在于谁是贤臣、谁是小人在现实中并不容易鉴别，实操上又没有靠谱的解决方案，所以不胜其扰的皇帝选择无视，将奏折“淹了”，学名叫做“留中不发”。腾讯梦想事件中，有人忙着P图马化腾的回复，其实是低估了小马哥的智慧。

五、认错是成功者的专利，不属于升斗小民。

职场上难免犯错，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认错的权力，大佬是公众人物，被逼到死角时认错反而可以利益最大化，升斗小民绝对不行。

还是以互联网公司为例，你是一个UED，承认流程设计不妥是什么责任？作为攻城狮或码农，承认代码有误是什么后果？作为产品运营承认ROI很烂是什么结局？

你以为很坦诚，其实用认错的方式在一个组织中苟延残喘毫无意义，因为你的自我矮化已经使得任何成绩与你无关，老板分期权时会想起一个无能的下属？

对于涉及你工作能力和成绩的任何质疑，必须光速回怼，现在的产品都是复杂的综合体，每个因素都有蝴蝶效应，个人所能犯的错误以及所造成的影响都很可怜。

唯一的原则是不要说谎，因为人与人关系的基础是信任，尤其事关职业操守。一个组织有时会默许不当行为，但绝不会容忍谎言。

刘强东曾经发狠，“你贪了10万元钱，我就算花1000万元调查取证，也要把你查出来，把你开除，因为你做的事情完全违背了我的价值观，”其实这跟价值观没半毛钱关系，只与信任有关，尼采说过：“我感到难过，不是因为你欺骗了我，而是因为我再也不能信任你了”。

很多人觉得对批评应该宽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也让媒体人高度迷信自己的春秋笔法，其实柏杨早就说过：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车东西”（ID：chedongxi），作者 Origin。36氪经授权转载。

7月28日，汽车行业合资股比限制已先行在专用车、新能源车行业放开，周一30日开盘后，自主汽车品牌股价不同程度震荡。尤其是地位弱势的自主品牌，市场对其信心更加消散。

就在两周之前，一汽轿车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今年上半年一汽轿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6000万~1亿元，相比上年同期盈利2.70亿元，净利润下降幅度将达到63%至78%。

与此同时，一汽华利公告称将以1元价格出售所有资产，一汽此前投资的新造车公司拜腾被传将是接盘方。

车东西观察到，今年以来，一汽频频与新造车势力眉来眼去，先与新特、博郡敲定代工事宜，后又向拜腾注资2.6亿美元。一汽化身新造车代工厂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说好听点，这是面向未来的布局；实质上，这是一汽的生产自救。

扶不起的一汽自主品牌？

共和国长子从来不缺关注度。

这几天，一汽大众的首款SUV终于上市，刚刚公布了上市价格的探歌在车圈里刷屏。由于一汽大众手握奥迪品牌以及大众旗下迈腾等优势车型，一汽集团一直是国内上交利税数一数二的汽车集团。据国内媒体报道，在2016年仅一汽大众的利润就可能达到了750亿元。

然而，在日本经济新闻近日的一份榜单中，一汽集团的销量虽然达到了334万辆，但每辆车利润只有4美元。

显然，日经把一汽轿车的最高1亿元利润错当了一汽集团的利润，所以算出了这个乌龙成绩。但若按一汽集团除开一汽大众、一汽丰田后上半年卖出了11.7万辆车（新浪汽车数据）的销量来算，今年上半年，一汽轿车的每辆车利润最多也不超过860元——这还是算入了市场表现相对较好的一汽马自达合资业务才有的结果。

▲一汽上半年业绩预告

一汽的自主品牌业务和其所处的东北地区一样，长期处于被嫌弃的状态。

2017年，一汽除开一汽马自达的自主品牌总销量，仅有奔腾+红旗+一汽天津+一汽吉林总共堆出的21万辆，比众泰的31万台销量还要少10万辆。一汽集团极强的合资业务与极弱的自主品牌业务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途一度有声音传出，共和国长子已经成为国外汽车制造商的“买办”。

在自主品牌经历了一年又一年的低迷后，一汽去年8月从长安引入了董事长徐留平，后者带领长安在这两年跻身自主品牌销量第一梯队，成为其中唯一一家国企。

徐留平到一汽后，即刻“新官上任三把火”：

徐留平首先定下了集中发力新能源和智能网联的目标，要求达到“行业领先，进入国内该领域第一阵营”，并表示一汽集团将成为“国内第一，世界一流”。

灌下鸡汤后，徐留平开始在组织架构上动刀， 原有的奔腾与一汽天津、一汽吉林统筹为奔腾事业部，解放卡车业务整合为解放事业部，红旗直接受一汽集团管理。市场表现持续低迷的夏利产品更新被“冻结”，花费上百亿资金打造红旗H7的一汽技术研发中心被下通牒——若不能在取得新能源车上取得突破，三分之一技术人员将走人。

最后，徐留平在人事上祭出狠招——管理层“全体起立，竞争上岗”，不匹配的人予以淘汰。

在一套组合拳打出后，徐留平大刀阔斧的改革获得了外界赞誉，称对于问题深入骨髓的一汽来说，一次颠覆性的改革是必要的。但随后来自底层的不同声音很快传出，认为徐氏改革只是作出了表面上的姿势，没有真正达到目的：在竞争上岗的环节，人脉资源的重要程度超过了专业性，大批产品、技术人员仍然没有因人事重组获得足够话语权；在运动式的改革中，中层领导提出了“711”的工作方法——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1小时，并直接传导到基层员工中。

一位一汽的前工程师表示，在这一改革过程中，一汽流失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而另有一汽员工表示，徐留平用在长安的改革手段，不一定适用于一汽。

从上半年的销量来看，徐留平的雷霆改革并未起到明显的作用。一汽的自主品牌业务中，奔腾销量与去年基本持平，天津一汽上半年销量同比下降33%，一汽吉林销量则比去年同期低了27%。仅有红旗H7实现了近100%的增长——半年销量从1700台左右涨至3600台。

另一位汽车行业人士表示，在一汽大众带来的高利润下，一汽集团早已习惯躺着挣钱，对真正残酷的市场竞争无法适应，“人浮于事，积重难返”。

被内耗打断的四化路

贵为共和国长子，一汽拿到的资源并不差——相较于上汽大众，一汽大众的合资车型溢价普遍更高。而一汽员工也向车东西表示，一汽的自主技术实力其实也并非外界设想那般不堪。举例来说，没有合资的一汽解放，其生产的重卡一直排行前列，市场占有率在2016-2017年还是行业第一。但频繁的内耗，让一汽的技术研发难以转化为最终的产品。

而2015年-2017年，一汽最高领导从徐建一-徐平-徐留平的变化， 让一汽原本脆弱的技术-产品体系雪上加霜。但鲜为人知的是，汽车行业如今流行的”四化”中，一汽在其中多个方向是布局相当早的自主品牌。

在智能网联方向，2003年一汽集团就与国防科技大学基于红旗CA7460平台打造了自动驾驶轿车，可实现自动超车。后来双方又联合打造自动驾驶版的HQ3，并在2011年让这辆HQ3完成了近300千米的高速道路自动驾驶测试，其中人工干预里程约为2.2千米。

到2015年，一汽正式提出“挚途”战略，将汽车智能网联技术予以商业化。其中，“挚途”1.0版本就是如今的ADAS，包括ACC、AEB、LDW等辅助驾驶功能。

而在2018年，一汽计划实现“挚途”2.0，让搭载这一系统的车辆具备手机叫车、自动泊车、拥堵跟车等功能，并且将拥有智能车载系统D-Partner2.0。

2020年的“挚途”3.0，则支持高速公路自动驾驶。2025年计划实现的“挚途”4.0，一汽希望将其高度自动驾驶技术整车产品渗透率达50%以上。

而如今，一汽旗下的产品，即使是最高端的、售价数百万的红旗L5，也远未实现拥堵跟车。当年立下的Flag还不知何时能够实现。一汽在自动驾驶与车载系统方面，部分转入与百度合作向后者谋求解决方案的路径。

而在新能源车方向，一汽于2012年提出计划投资43.94亿元在长春建立年产能20万辆的新能源工厂。原本计划2014年投产的项目，最后被证实仅投入了2000余万，一直没能推得动。2017年4月，伴随一汽集团的一纸公告，这一烂尾项目宣告终结。

车东西还发现，在2016年秋天，一汽集团还尝试布局汽车共享领域，推出了“挚享”租车服务。由飞驰镁物提供后台技术支持和运营服务支持。然而该服务后续不了了之，APP的版本也停留在了2016年10月10日。

一位同是国有汽车企业的管理人员告诉车东西，“当你的集团内有合资奥迪这种基本上是印钱的业务时，短期内看不到收益的新布局，如果没有一个肯担责的大领导，是很难坚持下来的。”而此时，一汽处于密集换帅、三徐更替的节点。

一汽的“代工自救路”

今年1月，徐留平入主一汽五个月后，一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了红旗品牌的新战略——至2025年打造4大车系17款新车，覆盖主流市场价位，其中15辆将是电动车。显而易见的是，红旗在一汽的品牌战略中成为绝对的核心。

然而，这次发布会后，红旗收到的却是山呼海啸的质疑——过去十年只推出了三款车红旗、电动车计划半途而废的一汽，要拿什么来撑起这一庞大的计划？一汽内部的力量是否真正能堪此重任？

借助外部的力量完成自我更新，或许是一汽的Plan B。

车东西整理公开资料发现，在一汽的自主品牌中，奔腾+ 红旗+一汽吉林+天津一汽的总规划产能为78万辆，而去年其销量为21万辆，意味着其产能利用率最高也不超过30%，余下超过50万辆过剩产能。

这恰恰是造车新势力需要的。

今年1月6日，一汽轿车与来自贵州的新造车势力新特汽车签订合作生产框架协议，新特后来发布用于共享出行市场的DEV 1，便是由一汽代工，在一汽马自达的产线上生产。而双方的生产合作协议，有效期长达五年。借这次合作，一汽还向与新特有合作关系的摩拜共享汽车公司摩拜出行投资，获得了后者10%的股权。

到了3月，另一家汽车设计公司出身的博郡汽车，也与一汽吉林达成了电动车开发、生产、销售合作关系。博郡的首款纯电动SUV，将由一汽吉林代工。

同样，今年6月，另一家清华汽车工程系背景的新造车公司清行汽车，也找上了一汽吉林。一番沟通之后，一汽吉林为清行汽车设置了产能3万辆的产线，为后者的清行400 SUV提供生产支持。

一汽需要提高产能利用率来优化其自主业务生产工厂的表现，新造车势力需要产线与资质，原本的竞争对手快速成为暂时的盟友。

但这些合作中，一汽扮演的角色更多是“代工方”，与新造车队伍的商业关系大于合作关系。而拜腾，让一汽最为动心。

4月20日，一汽与拜腾签下战略合作投资框架协议，参与拜腾B轮融资。而后，一汽出资额被爆料为2.6亿美元。7月，《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出台，明确鼓励新造车采取代工模式后，一汽与拜腾的合作升级，扩大到零部件采购、产品研发等环节。不过，或许是吸取蔚来找江淮代工受质疑的前车之鉴，双方始终未用“代工”来形容双方的合作关系。但拜腾未获生产资质情况下，2019年要量产首款车，只能依靠代工模式。

为了跑满产能，一汽慷慨地解决了让四家新造车公司火急火燎的生产难题。但渴望转型的一汽又何尝不是热锅上的蚂蚁。拜腾CEO毕福康曾向车东西表示，一汽方面与拜腾接触前后总共约一个来月，随即便敲定了合资意向。被问及一汽为何要选择拜腾时，他表示转身中的一汽，其实也需要拜腾的帮助。

车东西与一位行业分析师讨论时，对方表示，一汽在新能源车布局上相对滞后，又在遭受改革中的人事动荡，此时通过与新造车公司的合作，可以吸收部分一汽需要的技术，加速新能源车技术进展。尤其是投资拜腾的举动，一汽通过股权绑定与拜腾建立了更深入的关系。比如拜腾Concept的49寸大屏，以及其在三电方面的素质，在目前的新能源车中不落下风。“如果内部的团队因为各种阻力难以成功，也不排除一汽从外部收购一支新造车团队的可能。”

▲拜腾49吋大屏

在一汽面向四化的转型中，与新造车的合作，一方面是解决一汽数十万产能过剩的止痛药，另一方面，也是一汽改革的长期药方之一。

只是，车东西关注到，无论是新特还是博郡亦或是拜腾，都在自建生产工厂。在明面上，他们都想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而不希望全然成为一汽的附庸。另外，新造车的泡沫破裂只是必然，其中有的将会离场，有的或将与一汽分道扬镳，一汽从新造车队伍中引入新鲜血液的方式，还面临太大的不确定性。

结语：等待新生的共和国长子

一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原本是共和国长子的一汽承受了最多的批评。徐留平的到任让暮气沉沉的一汽自主品牌有了新生的迹象。

而一汽采取的化身代工厂方式，在自己获得新生之前，反倒在孕育下一批造车势力。如果成功，一汽不仅将成就自己，还将成就一支新的造车队伍。

怕就怕一汽永远在共和国长子的身份下有恃无恐——“国家将成立国汽集团，一汽将是其中主要组成部分”等传言下，业绩愁人的一汽轿车市盈率仍然达到了70倍。

2018年11月5日，ofo搬离见证它鼎盛期的中关村理想国际大厦。这是幻梦结束的一刻。

来源 | 本文来自「财经杂志」（ID：i-caijing）

文 | 张珺，编辑 | 宋玮

那么多的钱和那么多人的青春烧掉了，留下一个好故事。

三年，ofo搬过四次家。办公室迁移恰如其分刻画了这家公司的浮沉轨迹。前三次，由于资金池充盈和团队壮大，办公环境愈见开阔、华丽。只有最后一次是倒退。

2018年11月5日，ofo搬离见证它鼎盛期的中关村理想国际大厦。这是幻梦结束的一刻。

一位ofo的80后中层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他原先觉得ofo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很美好，后来他的想法改变了。创始人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战争”，但是“你是那个我们吗？你是那个代价”。

短短三年时间，在资本的助推下，ofo以无可复制的速度攀上巅峰，而又以始料未及的速度跌落。于商业社会而言，这是一个无比极端的案例——所有急剧的内外冲突，在最短的时间，降临在一位27岁CEO身上。

在这个ofo乃至共享单车行业的冬季，《财经》找到15位ofo员工，希望从他们的视角还原这段往事。为了追求故事的完整和中立，这15名员工来自ofo各个分支，加入时间和圈层各异。他们有刚毕业就跟随戴威创业的元老级员工，有已过而立、背景光鲜的中高层职业经理人，也有骤然空降和神秘撤退的“滴滴系”。

它或许是一个令人难以喘息的故事。在大起大落的剧情脚本中，你能看到不同剧中人的剪影。

一个自称在工作中软弱、不与人争的90后，后期看到公司每况愈下，在一次会议上公然对其他部门领导说：“你们太不负责任。” 一名早期加入、后因多轮人事更替离开一线的员工说，他们一直在等。“都到这种时候了，没有人比我们更忠诚，公司危难的时候该我们上了吧。”他说，“结果也没有。到后面，说实话心有点凉。”

一位离职高管发现戴威也变了。在经历大风大浪商业的血洗之后，这个喜欢吃马路对面便利店盒饭和包子、对财富没有贪欲、个性单纯甚至有些内敛的CEO，从去年什么都相信，变成今年什么都不信。

ofo的故事还未剧终。即使台下观众已经疲惫倦怠，喝彩者寥寥，台上却无人愿意鞠躬谢幕。这个故事承载了太多人的金钱、名望和热血。一旦泡沫破灭，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车、那么多的青春和梦想，都将灰飞烟灭。谁也不愿意摁下“清算”的按钮。

据《财经》了解，创始团队在求助政府官员，谋求上市的机会；投资人中，阿里、滴滴、中信产业基金、DST组建ofo还债委员会，进行债务重组；不少供应商同意债转股，这是他们拿回钱的唯一选择。

ofo的员工们也不希望就此作散。“风口要结束的时候，难道我们做了一场春秋大梦吗？”一位员工反问道。

对于这些缺乏商业历练的年轻人，他们在故事的开始时，往往有着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很快，现实会教育他们。而今天的荒谬之处就在于，现实是扭曲的。

ofo理想国际大厦15层办公室挂着何塞·穆里尼奥海报，上面写道“早已注定，我只能在荆棘中采拾鲜花，但重要的是要对胜利和信念充满执着。”

最好的时光

在2017年初年会上，酒至酣处，现场有人带头开始背诗。一位员工当场背了一首《滕王阁序》，戴威奖励1万元

即使冷空气已经侵入骨髓，他们依然难以忘却曾经温暖而酣畅淋漓的日子。

“那是相当的rock and roll（摇滚）。”林春木（化名）于2015年9月加入，他这样评价在ofo的早期时光。这时公司不过十来人，刚从唐宁ONE小区搬至向西3公里的立方庭。对诸多员工来说，立方庭是承载他们原始荷尔蒙、野性和青春的地方。

有“老三狗”之称的ofo元老——纪拓、陈正江和王耿，此时已是风云人物。他们是ofo上一个创业项目“ofo骑游”仅留的三名员工。其中，纪拓经历最传奇，他曾七次入西藏，因为太爱西藏，毕业后在那里做了一年公务员。

立方庭是临近北京大学的酒店式公寓，ofo在这里拥有一套双层复式。运营坐一楼，产品、技术坐二楼。上午，运营经理会先到城市巡查，临近午间回公司。每当纪拓回来，他总是拿起吉他，拨动琴弦，一群人跟着手舞足蹈唱起歌来。“干活干着干着就唱起来了。”

2016年初加入ofo的夏一檬（化名）说，他们经常晚上加班到10点。走出公司，一群年轻人骑公路车从海淀出发，向南至公主坟，再一路向东横穿整条长安街。接近凌晨回来，又跑到北京大学小西门吃夜宵、喝酒。一直折腾到凌晨2点才回家。

“我们这里几乎就没有超过25岁的人。”林春木有些亢奋地说，这帮人年纪差不多，爱好差不多，彼此称兄道弟；一起骑车去古北水镇，去白洋淀；聚会吃火锅——“一上来先来四十瓶啤酒，所有人必须喝醉。”

1991年出生的戴威这年25岁，刚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毕业。他家境优越，父亲是国企董事长。一位下属评价他，“是好学生，但骨子里叛逆，有很强证明自己的欲望”——当年别人说他考不上北大，他考上了；别人说他竞选不上校学生会主席，他选上了。“那真是个奇迹。”这位下属认为，这两件事奠定了戴威的性格。而ofo的四位联合创始人（薛鼎、张巳丁、于信、杨品杰）也都来自北大。

这时戴威经常和员工一起喝酒。林春木惟妙惟肖模仿起戴威，喝大了站起来，右手拿烟，左手举过头顶说：“Everyone，have my word。”不过通常的状况是，喝多了什么都说不出来。

在2015年至2016年绝大部分时间里，ofo的故事始终围绕高校展开。2016年4月，它遇到扩张中第一个麻烦——已经进入20所北京高校的ofo订单徘徊不上（2万单／天）。大量社会用户和学生把车骑出校外，自行车丢失率很高。为表示不欢迎，ofo将社会用户价格从5元上调至30元，但没能把这些“不速之客们”吓退。

清明节期间，眼看着订单量一直往下掉，戴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封校。趁着“五一”劳动节，ofo全平台暂停三天。夏一檬还记得，他们满北京城寻找失踪的小黄车，找到后拿钢丝锁把车一辆一辆锁住，标记位置，到傍晚租货车统一运回。最终，他们从校内、校外分别找回3000多辆车。与之同时，员工穷尽手段，比如到菜市场发传单、找拾荒者，最终以10元／小时的薪水雇来约50名老大爷看守校门。

封锁学校大门虽让ofo背负骂名（因学生出校活动不便），却让他们尝到了实际的商业甜头。平台重启后，北京高校单量攀升。

一个生动的细节是，有黑摩的司机不爽共享单车影响他们生意，砸ofo的车。ofo后期转化了一批相当数量的司机当修车师傅，化干戈为玉帛。

ofo此时处在双线交错的转折上。一来ofo正执行其扩张野心——它的计划是先从1个学校到20个学校，再从1个城市到5个城市，5个城市到20个城市，目前刚打完第一场战役，开始向其他城市摸索；另一方面，他们在寻求第一笔以千万美元计的大额融资，B轮往往是决定企业生死关键一步。资方对戴威的要求是：请证明你有日均10万单的能力。而整个北京高校，还只有5万多单。

纪拓建立功绩就在这时候。ofo最早拓展上海和武汉高校，认为两座城市可平分秋色，分别贡献3万单。不料上海连绵下雨，且上海学校游说门槛高，薛鼎亲自去前线督战也无济于事。而伴随5月17日营销冲单活动，仅武汉一城就贡献4万多单。武汉的负责人是纪拓。

“如果没有这4万多单我们B轮融资就很悬，当时是救命钱了。”夏一檬事后回忆。2016年9月，ofo宣布完成千万美元B轮融资。这为纪拓日后成为“雄踞一方的诸侯”提供了基础。2017年初年会，戴威颁给纪拓一辆牧马人。

也在这个800人的年会上，酒至酣处，现场有人带头开始背诗。一位员工当场背了一首《滕王阁序》，戴威奖励1万元。

钱！疯狂的钱！花不完的钱！

公司最鼎盛的时期，ofo前台都通过猎头来招。

正当ofo兴高采烈品尝封校带来的一系列胜利果实时，摩拜在上海街头崛起。

因为车辆密度高，ofo在高校的运营效率令人欣羡。据员工透露，一辆车一天能被骑10次，每次5毛钱，一天挣5块钱，一个多月就能收回成本。“模型太好了，大家有点沉醉在里面。”然而，除了来自投资人的催促，2016年8月14日发生一件事，彻底激怒了ofo。

这天上班，ofo员工发现摩拜用200辆车，把方方正正的立方庭包围了。“别的地方一辆自行车都没投，明摆着是欺负人。”夏一檬至今气愤。他们商量要把这些车挪开，戴威回复说“不用”。

摩拜的举动让ofo惶恐。摩拜一辆车成本3000元，是小黄车彼时成本的15倍。他们担心摩拜足够受欢迎，更担心其背后有强大生产能力。摸不清对手虚实的ofo，当即组织人在每日凌晨3时到中关村数车。连续三天，他们发现摩拜只是把相同的200辆车，每晚装车挪到不同地方，才制造出车多的假象。而当他们悬着的心刚放下一点，2016年9月，摩拜又明目张胆挺进北大，ofo的大本营。ofo终于坐不住了。

一声令下，ofo重开校门，小黄车涌入城市。这距离它封锁校园刚刚过去四个月。从此，共享单车战场真正有了硝烟的味道。

2016年10月底，刚拿完融资的ofo将办公室搬到互联网金融中心，短暂过渡两个月后，又于圣诞节搬至理想国际大厦。这里可俯瞰北京大学，也是众多知名互联网企业云集地。在理想国际，今非昔比的ofo全面迈入大扩张、“大跃进”时期。

“热火朝天的，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当时觉得我们就该赢。”一位2017年5月加入的员工用“一场光荣的变革”来形容这种感觉。她记得入职第一天，理想国际11层人多到装不下，他们只能把一个长条桌夹在过道里，三人挤一张桌子。第二天又有人来，实在没座位，领导开玩笑说：“你坐个自行车上吧。”

向ofo汹涌而来的，除了敌人，还有金钱和欲望。公开资料显示，ofo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共完成四轮融资，从C轮到E轮，总融资额超过12.8亿美元，约合88.9亿元人民币。涉及投资方包括滴滴、阿里、小米、蚂蚁金服、DST、中信产业基金等十多个明星资本。（同时期摩拜披露的融资额超9.15亿美元，约合63.5亿元人民币。）

“我们那时候觉得，投资的金额远大于我们需要的资金量。有资金积压太多，一下子使用不掉的情况。”一位ofo离钱很近的员工说，“太多了！虽然这个钱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花得那种疯狂感……”

彼时业界公认的共享单车竞争模式是：融资-扩产能-铺车。绝大部分资金都流入自行车采购中。据《财经》记者了解，2017年3月至7月是ofo采购最疯狂的五个月。每个月采购量为300万－400万辆，总计采购1600万辆单车，实际履行约1200万辆。

一位ofo供应链人士给《财经》记者算了一笔账，那时ofo自行车单均成本360元人民币，机械锁约20元，运输物流约15元，合计近400元。换智能锁再加200元，合计接近600元。五个月总采购量1200万，乘以600元单均成本，得到这五个月的采购应付金额为——72亿元人民币（该部分尾款是导致ofo资金链紧张的因素之一）。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人士表示，ofo当时很多部门花钱铺张。一个他们常拿来举的例子是，2017年4月ofo花费千万请鹿晗当代言人；公司为每个员工购置价值2000元的升降桌，而据一位早期员工回忆，ofo早前办公室标配是119元宜家桌子+39.9元椅子；此外，有管理层还透露过想赞助环法车队，这大概需要花费数千万欧元，当然最后没有执行。

此前财新网报道ofo管理层“一人一辆特斯拉”，据《财经》记者了解，ofo创始团队有两辆特斯拉，戴威一辆（大概率是公司所有），张巳丁一辆（个人所有）。而杨品杰的车是宝马x5。

一位和ofo有业务往来的公司高管回忆，当时和ofo有一项合作，他们说自己承担哪些费用、多少钱，ofo的反应是——“你给什么钱，这是看不起我们。”

“所有人都在抢时间。”上述人士从外部视角看，说：“就像三岁小朋友身边放了一堆金银财宝，谁都想去抢一下。他自己又不知道，别人给他一块糖，他可能就回对方一颗钻石。”比如当时，ofo的前台都通过猎头来招。

不过，在其他部门豪放投钱的时候，ofo对硬件部门相对精打细算。“车和锁想去要钱很困难，成本线卡得很死。”硬件部门员工金叶秋（化名）有些沮丧，“整个硬件在ofo的地位是很下面的。”

一位ofo公关部人士解释，这是因为ofo和摩拜是两种模式选择。ofo始终认为自己是互联网公司，商业模式、订单增长和速度为第一位，车和锁不过是完成目标的手段；摩拜从一开始认为自己是物联网公司，因而更看重硬件。

直到2017年下半年，ofo硬件矛盾此起彼伏地爆发，戴威才引起重视。一次，一批150万的智能锁因设计问题无法正常开启，戴威在专项会上发过一次大火。在场人士称，戴威一走进会议室就大声地指名道姓，相关负责人起立。他说了一些类似于“没做好”、“做错了”、“重大问题”、“工作失职”这样的话。

好消息是，2017年6月，一直处于追赶状态的ofo反超摩拜。不过，在无节制的挥霍中，戴威察觉出不对劲。2017年中的一次内部会上，戴威对在座高管说，大家的业绩和报告都很出色，但是高管对金钱没有概念，这是一件严重的事。

“所有人都在完成自己的KPI（绩效）,你KPI都没达成，还替公司思考财务问题，公司先把你开了。”一位在场人士说。

在狂热竞争中，对手无时无刻都在刺激你的神经。“2017年我没有睡过一天好觉，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3点才睡觉。”一位ofo员工说。“你的大脑会不自觉紧绷，去追赶它（摩拜）的脚步，甚至是追赶前一秒你自己的脚步。”上述供应链人士说。

一位互联网创业者称，ofo和摩拜的战争很大程度陷入双方资本的盲目对冲，为了战斗而战斗，忽略了商业本质问题——“你会误以为押金是你的收入，但其实押金是你的负债；你会误以为车是你的资产，做损耗贬值，而不是支出的费用；你没想到采买成本可能是收不回来的，收回来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上述公关部人士说：“虽然心里面觉得财务模型跑不通，但觉得这么多明星资本进来，自己肯定没有投资人懂。既然投资人认可，ofo即便自己持续不下去……”他停顿一下说，“无论如何都能持续下去的。”金叶秋说：“ofo已经起来，我从没想过它能倒下。”

而一位ofo离职高层人士表示，ofo之所以用一种看似激进的姿态向前走，是因为投资人跟戴威说得非常清楚——“跑到市场第一，这是你唯一的目标，钱的事你不用管。”

2018年初的年会上，ofo请来在立方庭时员工最喜欢的民谣歌手赵雷，举办了一场以“TOP ONE”为主题的嘉年华。场上3400人，有员工感到场面一度有些混乱。也有供应商指出，这场年会费用未结清。

（2018年初，ofo以“TOP?ONE”为主题举办年会，这时ofo员工3400人，过完年后陆续开始裁员。）

增长残酷物语

一位员工说，戴威是一个在商不言商的人。

竞争的枪林弹雨已经让人目不暇接，公司内部也处在急速扩张带来的不间断权力更迭中。很多人的命运在其中几升几落、几起几伏。心态随之反复。

2016年11月，在大扩张开启前，张严琪以首席运营官的身份空降ofo。ofo迎来第一批“职业经理人”。张严琪是优步中国明星高管，因把成都带成优步增长最快的城市声名大噪。他加入ofo时，带来了一支原优步运营团队。

戴威对张严琪抱有很高期待，但他们的到来让以纪拓为“旗帜”的老员工大权旁落。在张第一次参加的内部会上，一位老员工做汇报，张严琪问了一个问题，老员工不屑地说：“这我不是讲过了吗？”戴威连忙出来调停，略带严厉地对老员工说：“你怎么这么牛呢？”

戴威对内对外多次表达对张严琪的欣赏。在2017年初的年会上，戴威宣布张严琪为“联合创始人”。另一个细节是，戴威举行婚礼，公司高管中仅请了一名伴郎，就是张严琪。

张严琪彼时带来三名管理层——范若愚接管北京，纪拓带领上十位华北骨干迁往深圳；欧竟接管上海，原城市经理被迫前往杭州；郭庆在总部负责策略。这时发生了一件在内部稍显轰动的事：原上海城市经理和张严琪因一件“小事”在群里发生冲撞，结果是这位城市经理做了辞退处理。

有员工回忆，高层当时安慰老员工说，他们也知道让这个城市经理走没太大道理，但张严琪刚来，不能让他一点威信都立不起来。这之后老员工变得收敛。张严琪团队接管一半城市，原来的城市经理均降级为运营负责人。

员工们刚开始适应这一组织变化，ofo又招了一位运营副总裁——池文明，内部人称“大池”，他曾是阿里中供铁军。大池是单枪匹马来的。按职级看，他在COO之下，在所有运营之上，但张严琪团队只听命于张。沉寂数月后，大池从外部招募一支新队伍，多来自爱鲜蜂、回家吃饭等公司。这批人接管了剩下一半城市。

ofo运营团队从开疆扩土的老员工，到陆续接管城市的张严琪、大池团队，年龄呈上升趋势。早期员工最年轻，1990年上下；张严琪的人在1985年上下；大池的人在1980年前后。到这里，ofo运营的权力交割还未结束。

2017年7月25日，伴随滴滴系三名高管进驻ofo——付强出任ofo执行总裁，柳森森和南山负责财务和市场，ofo运营体系又启动了一轮重组。就在他们进ofo前，张严琪被调去海外。付强带来运营副总裁萧双生，他与大池形成了短暂“划江而治”的格局——大池掌管中国南部，肖双生把守中国北部。他们的另一个title是“南中国区负责人”和“北中国区负责人”。

“我们这批人属于心态起伏了很多次，很多很多次。”一位ofo早期员工表示。他希望可以尽可能客观地评价这段经历——他说，老员工有抱怨，觉得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但换个角度想，我们之所以有机会打江山，是公司招不到更好的人。当公司强大，可以招揽更多更优秀人才，我们让位无可厚非。

他继续说，张严琪来时，虽然内心挣扎，但会想“是不是我们太狭隘，是不是我们太年轻才有领地意识，是不是我们职业化不够，我们觉得是一种成长”。但是后来看到一批一批人被换掉，从优步到阿里到滴滴再到阿里，特别是这些人能力参差不齐，他的想法开始转变。

心态崩塌是一步一步的。当时一位能力不错的城市经理，开始在南京，张严琪来后被调到苏州，大池崛起后又被调到无锡——城市越变越小。据一位与之熟识的人透露，大池手下喝醉酒拍着他的肩膀说：“兄弟，不是你不行，你不跟我们是一个圈子的。你到我们这个年龄你也这样。”

一位城市经理至今无法释怀，他在某城市把组装费和合作方谈好价格，他的城市被接管后，职业经理人把价格提回去了许多。“我很生气，中间差价去哪了？”甚至，职业经理人语重心长对他说：“公司好不好，再说，我们要把自己搞好。”他不仅为自己难过，为最早一起开城的200位兄弟难过，更为公司难过。

滴滴空降高管，上述早期员工的心态变了——“你们好好干，干好了上市给我分股权分期权。”而当四个月后滴滴突然大撤退——“坦白讲会有一丝幻想，是不是该我们重新撑起一片天空？”最后老板选择了大池。

这些只是运营层面。整个2017年，包括产品（CPO陈为）、供应链（副总裁杨飞）、市场（高级副总裁南楠）、人力（副总裁左佳）、财务（副总裁林叶明）、战略（副总裁黄迪），甚至客服（副总裁杜静）等，全部迎来新任高管，ofo全盘VP化。

2016年入职的ofo员工雷冬雪（化名）说，每一轮融资完都有新高管加入，所有部门都在不断空降领导。经常的状况是，一个领导来，他会招自己的团队，原有员工被边缘化，公司出现冗余。

由于ofo业务的特殊性，轻到软件产品，重至传统制造、供应链、运营，引入管理层背景混杂，包括优步、乐视、阿里、百度、腾讯、福特、沃尔玛、苹果、亚马逊、保洁等。管理挑战可想而知。

雷冬雪说，他一年都没有跳脱出空降上司的压抑心态。“有种生出来的孩子带到会走被人抢走的感觉。这孩子已经在跑，都已经跑了这么久。”特别是当新上司刚入职，拿着ofo的一纸期权递到他手里，说“你看，我给你争取到这么高的金额”时，他崩溃了。

一位VP级职业经理人承认，有时候原来的人不是干得不好，只是突然来了一拨人，他们就得把位置让开。“我当时是有点莫名其妙的。”

而一位接近戴威的人称，他曾私下表达过，“等你成为创始人，坐到我的位置上，你会做同样的决定——把不适合的人裁掉”。但后来他也表达过，自己可能信错过人。

大佬、棋子、挣扎

等锤子真的抡下来，投资人、供应商、用户，无一能幸免。但反过来说，也正是这些投资人、供应商、用户亲手将大锤交到这个孩子手里。

2017年11月的一天，一支滴滴三四十人军团突然消失。“一夜之间人全没了。”一位ofo中层人士描绘那时的震惊，“就像恐怖片幽灵船，上船所有东西还在，咖啡还是温的，但是人没了。那一片空位都没了。”他们打电话过去问，对方说在三亚度假。

对于ofo，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反抗行动。滴滴方的反击亦有组织有纪律。一位滴滴系中层人士说，付强比他们早走几天，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一起撤。“我们不走，在戴威眼中是滴滴系，滴滴这边也反目成仇。神仙打架，你只能被动接受结果。”他们约好同一天集体不出现，连东西都没拿。过了两三周，得知双方交涉告吹，才回去收拾。

上述ofo中层人士记得，滴滴的人回来办离职，笑嘻嘻地跟他们打招呼：“走了走了，江湖再见。”

ofo对滴滴的态度经历了三个大转弯，三年走完了从强者崇拜，到蜜月，再到交恶的全过程。

一位员工回忆起2016年：在立方庭时，戴威每天出去见各种投资人，回到公司特别疲惫，没一会儿就趴在工位上睡着。他曾多次对内说“程维是他的贵人”。这位员工认为，这时期戴威和投资人更像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完全没有意识到博弈。

2017年7月1日，ofo做了一件外界没有看懂的事。这一天，ofo宣布成立党委，戴威当选为党委书记，联合创始人及核心高管当选党委委员。有高管称，创始人根正苗红。也有观点认为，他们的另一个用意或许是，在董事会公司治理结构之外希望再设一层决策机构，以保证公司控制权。此举表明，ofo已对股东存有戒心。

不久，7月25日滴滴高管进入ofo。据了解，ofo和摩拜正打响一轮全球范围抢人大战，恰巧部分被滴滴收购未被重用的快的员工大批外流，两家公司都在挖滴滴的人。但ofo挖，滴滴不高兴。一次戴威在内部会上说，要去跟滴滴商量一下，“如果我们不找这些人，这些人会跑到摩拜去，那还不如给我们呢”。

与之几乎同时发生的是，滴滴承诺帮ofo搞定软银的投资，条件是让滴滴的高管进来。“戴威年轻，不知道为什么让他们提前进来了，而且人这么多。”一位高管称，一个管花钱，一个管看钱，相当于“看到ofo的底牌了”。大体摸清情况后，滴滴方又抽调一批中层过来。

ofo员工中，有人感受到滴滴团队的专业（财务规则开始梳理），有人感受到流程繁琐、气氛怪异。而供应商觉得：“来了个大哥，至少以后货款能给。”

上述滴滴系中层人士的感受是，顶着“滴滴的光环”，在ofo推行的几项方案都算顺利，干得斗志满满。一位ofo员工说，人家是当做自己的事在干。

交锋发生在更高层面。一位知情人对《财经》记者表示，付强到ofo后，摆出一副要接管的姿态。高管会上，戴威很多想法他都持否定态度。其中一个例子是，戴威想收购小蓝单车，付强不同意。

小蓝单车的故事贯穿ofo始终。据《财经》记者了解，最早，小蓝名为“野兽骑行”，是ofo硬件方案提供方。当时ofo支付了一笔百万金额预付款，结果对方反悔了，不但没有把方案给ofo，预付款都没退回来。并且，小蓝推出了自己的单车业务。小蓝的态度是，我没钱给你，要不你就转股份吧。ofo在内部认真讨论了这件事，当时有人提议，“不要扶持一个敌人，必须掐死它。”然而管理层“心慈手软”。

“所有的梗都埋在这里。”上述知情人士说，去年底小蓝单车破产，ofo接管一支小蓝硬件团队。然而，滴滴却全面接管小蓝单车运营，这为后来滴滴推出自有单车品牌“青桔单车”解决了一批城市牌照问题，而青桔的存在成为滴滴谈判桌上一张王牌。“这真是一环扣一环。”

在滴滴和ofo的“蜜月期”，还有另一个意味深长的转折点。ofo接入滴滴的流量，测完发现，打车和骑车的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骑车的人会打车，但打车的人很少骑车。“证明两轮车可以去吃四轮车的市场，四轮车养两轮车是一个新市场。”上述ofo高管说，但ofo融资条款中规定不能做网约车。

“数据出来，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事儿有多大。”林春木说，“大家都要掌握控制权。ofo不想作为盘中餐，但来不及了，它已经把脖子送给别人。”

不过，绝大多数员工对高层间的明枪暗箭并不知晓。在大部分人看来，滴滴团队到来后把ofo带上巅峰。2017年10月，在滴滴派来市场副总裁南山的领导下，以“一元月卡”和“红包车”两项活动，ofo在低迷几个月后力压摩拜。10月20日，ofo订单冲到3200万单——这是ofo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亦是整个共享单车行业的最顶峰。

整个10月，ofo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能达到目标，只要你想到就一定能做到。”一位员工描绘当时的境况。ofo立于盛世之巅，但这个盛世是“饥饿的盛世”。危险已经降临。

就在这时，滴滴、腾讯推动ofo和摩拜在年底前合并，滴滴承诺争取的软银投资迟迟没有结果，市场上出现ofo高管贪腐、合并等传言。在资本的斡旋中，对ofo致命的威胁是，新的融资没有进来。而将ofo推上顶点的月卡和红包活动，加剧了这场资金链危机。

一位接近软银人士说，当时关于软银投资ofo的新闻稿已经写好，通稿上写的融资额为18亿美元。

把付强赶走当天，戴威在内部召集临时会，通知公司要做收入——这是传递出资金不足的一次确切信号。“这之前大家一直信心满满，觉得要有一大笔融资进来，把摩拜收了，或者合并ofo占主导，或者至少滴滴占主导吧。”上述滴滴系中层人士说。

一位接近戴威的人士称，戴威事后反思，去年在融资节奏把握上过于乐观。2017年9月、10月，ofo、摩拜竞争焦灼上升，ofo占据有利地位。“那时国际资本排着队要投，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缺钱。”

ofo走到现在，身陷复杂牌局是本因——最上层是阿里和腾讯的局，中间是蚂蚁金服、滴滴、美团的局；公司治理、成本控制、创始人经验、金融环境，都是相关因素，每一个因素占一定比例，每一个因素都有量变，共同促成今天的局面。

“一个小孩去挥舞大锤，他能驾驭得了吗？刚抡起来，就扛不住了。”一位ofo供应商说，现在大家希望这个锤子能再悬一下，让阴影下的蚂蚁赶快跑。等锤子真的抡下来，投资人、供应商、用户，无一能幸免。但反过来说，也正是这些投资人、供应商、用户亲手将大锤交到这个孩子手里。

大梦一场、青春散场

“大家都在等结局，但是你以为你活到了最后一集，却一直是倒数第二集。”

在ofo搬离理想国际前的最后一个周五，《财经》记者来到ofo办公室。彼时10层、11层已在一个月前退租，15层、20层即将退租。金黄色的背景衬托办公室明亮如往昔，只是已经没什么人。满屋子堆放着打包好的纸箱，办公桌也基本收拾干净，桌面大片大片空白。ofo总部已从繁荣时的3400人裁减至400余人。才17点30分，员工熙熙攘攘下班往外走。

一位在场员工感慨，在ofo的这几年，总在不停搬家。一开始因为扩张，一层放不下，变两层、三层、四层；现在不仅从四层缩回两层，还从两三个办公场所全部集中到一个场地。而ofo给员工配备的2000元白色升降桌，在半价出售。

记者在现场看到，ofo办公室挂了两张画像——何塞·穆里尼奥和丘吉尔。两张黑色背景的海报上，分别是他们的两句名言：“早已注定，我只能在荆棘中采拾鲜花，但重要的是要对胜利和信念充满执着。”“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两句话正好代表戴威绝地重生的心境。

另据《财经》记者了解，一段时间ofo有合伙人在读特朗普自传《永不放弃》。

（在搬离理想国际大厦的最后一个周五,?ofo办公室灯火通明，但是已经没什么人，而楼下一层的其他公司办公区仍然人头攒动。摄影/张珺）

过去一年，不同员工的感知和内心起伏不尽相同。在大多数员工还在各种收购、合并传言中不知所措时，供应链最早感受到萧条。自去年底，ofo就在接连对供应商拉长账期，先是从一个月到三个月，后来是半年。本来在今年1月有一批尾款该支付，但ofo实在拨不出钱，供应链员工们每天忙着应对各路供应商的声讨。“我们一定会付，您再理解理解。”他们会这样说。

公关部、政府关系和地方运维在撤退前，联手为ofo打了一场反击战。面对青桔和哈罗单车进攻，ofo同时动用十几个地方媒体资源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间接撬动地方政府让其限制投放，这使得本来准备在年初大量投放的青桔、哈罗进城时间表大幅延误。“我为我们地方团队感到骄傲。”一位公关人士说。

但ofo铺天盖地的负面没有停息过。“公关的工作是要把窗帘拉上，不让光进来，等到要宣传的时候再把窗帘打开。”另一位公关人士说，“这半年每天都在铲屎，他们还觉得我们铲屎都铲不干净。”

原先冲在最前线的线下队伍反倒清闲了，他们是裁员第一波殃及地；声势浩大的海外团队，在资金步步紧缩下死撑到今年4月，无奈开始撤离；硬件团队反应比较慢，原小米生态链总监张蕊在去年底加入后，带领团队在今年研发了一款叫“FU”的智能锁，不继续沿用“海王星”“天王星”“水星”的命名方式，是励志和ofo落寞的硬件时代撇清关系。然而，“FU”应该无缘问世了。

2018年4月4日，美团宣布收购摩拜，戴威在群里说了句“真的很可惜”。在此之前，他四处找钱试图拦下这笔交易。可惜钱找到了，交易没有拦下。

“我是很想和你把这个事玩到底，你现在跟我说你不玩了。”一位运营员工耿耿于怀。另有员工感慨：“ofo和摩拜因为没有合并，命运发生了分叉。”

5月，戴威在内部发表了一场“丘吉尔演讲”，并发起Victory计划，提出战斗到为ofo赚到1元利润。因为V计划，ofo将双休改成单休，但不久发现员工没那么多事，就又调了回来。有敏感的员工将其解读为“随着这份邮件发出，代表胜利的计划已经宣告失败”。

一位员工还记得，去年6月6日ofo两周年，公司本来说没什么钱，就不办了。但是在前几天，新的钱突然进来，两周年办得热热闹闹。而今年三周年，本来人力准备办活动让大家High一下，结果前一天被叫停。最后他们一起在阶梯教室简单听老板讲了几句，吃了个“生生不息”的蛋糕。活动上，她的同事告诉她：“我要离职了。”

这以后，裁员和离职愈加频繁。500人的离职群已经加满，现在有了第二个。群里员工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有补偿？”现在只有一小部分员工拿到。迟迟没有等到的，已经有人准备动用劳动仲裁。

“大家都在等结局，但是你以为你活到了最后一集，却一直是倒数第二集。”一位2018年7月离职的员工说。

2018年9月，《财经》记者从两个独立信源处获悉，滴滴收购ofo的交易快到最后环节，就差双方签字。ofo对供应商放风：“滴滴的钱就在路上。”很可惜，8月24日滴滴顺风车遇害案爆发，案件和后续的监管风暴一波三折，滴滴无暇顾及于此。

供应商的心态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尊重创始人的青春与热血，希望ofo能再站起来；另一方面又觉得在与ofo的合作中，他们步步退让——从开始几页纸的条款增至二十多页，但面对他们因债务陷入的惨淡，ofo态度不真诚。一位联合创始人在供应商沟通会上说：“我们也是第一次创业。”“你第一次创业，和我们要倾家荡产没关系，和全世界都没关系。”一位供应商私下反驳。

在ofo这幕历时三年的兴衰剧中，很多剧中人内心发生了巨大转折。“如果谁要是说ofo不好，我就会很难受，很后悔，甚至有点自责。”硬件部门金叶秋说着说着哭了出来。很多人把ofo今日境遇怪罪到智能锁的颓靡上。

“就算不发钱，我也愿意给ofo干一段时间。”一位90后员工说，但他还是走了，因为忍受不了部门纠缠不清的人事关系。“你可以不叫它ofo，叫of，因为没有车轮子了。它坏了，就是这种感觉。”

经历了空降上司的雷冬雪说，他迟迟不敢确认下一份工作，因为心里带着害怕、恐惧和不确定，担心“这件事会不会又在背叛我”。他说：“我们做得最错的一件事就是不够职业，我们用感情在工作。”

而早期员工夏一檬说，在ofo，450元的差旅费，他为了帮公司省钱，每次只舍得花250元。但在后期见多了贪污、捞钱、谋私利，还混得风生水起，内心不平衡。不管他未来在哪里，都会封闭情感。他正在努力成为一名真正的经理人。

当资本之手越来越熟练，创业者永远是生涩的创业者。在ofo的故事里，包括创始人在内的年轻团队不堪重负，一切都在变形。

在2018年这个雾霾席卷城市、对ofo来说尤为难熬的冬日，有一些片段是温暖的。11月28日，戴威在内部信末尾写道：“只要心中有信念，寒冬和黑暗就无法将我们打倒。”夏一檬说，只要组织需要，他随时都愿意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