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成录地方委任攻略，君成录4399怎么换官员？

1，君成录4399怎么换官员？

君成录换官员超级简单的哦.首先点击宣政殿→点击地方发展→点击随便一个你想要换官员的城市→点击地方委任→点击变更

直接用修改器修改。sol文件，修改红花汤弄100个，下载flash修改器

2，君成录新手初期应该做什么 君成录开局攻略

前几年(约5年内)要做的事情先帮你总结：1.只要有上朝就要进行地方的"发展建设"，平均进行五样产业。2.依然要记得祭祀，一年2次~3次，低於2次会有天灾。3.用力去刷你的魅力值，因为这个版本是委任的天下，你需要好官员啊4.开供药开最大就对了!!!!5.前几个月体力值先刷到400+6.一定要去千鲤池刷明还玉

3，君成录新手初期应该做什么 君成录开局攻略君成录

1.只要有上朝就要进行地方的"发展建设"，平均进行五样产业。 2.依然要记得祭祀，一年2次~3次，低於2次会有天灾。 3.用力去刷你的魅力值，因为这个版本是委任的天下，你需要好官员啊 4.开供药开最大就对了!!!! 5.前几个月体力值先刷到400+ 6.一定要去千鲤池刷明还玉

4，大航海时代4为什么我不能买船了

这个简单~我告诉你~你的船员中有的如果统帅率到了一定级别就可以建地方舰队了。然后你在中国把那5艘船给这个地方舰队的人用~然后点他进港到里斯本~就可以把那5艘船运到里斯本了~然后点解散地方舰队~船就在船坞里了！OK 另外你问哪个地方的商船最好用。这个没定义的！一般船速度最快的就买大西班牙商船吧。加好船帆~ 另外到了游戏中期你可以不用运货赚钱了~你直接在地方舰队委任~他们会帮你在那个海域赚钱的~而且赚的钱很多哦。特别是在非洲或印度这里委任钱最多！

5，符文工房3（委托任务）

你寻着山谷的墙壁走··到处找找，到有种子的地方会有提示，就是跟野外摘果子一样··只不过果子看得见，那个看不见·· 种子就是普通的花店卖的种子之一，只不过你找到的话会有任务提示你找到了··

你接了任务，她让你去秋之山谷里找种子，你再和她对话就知道是什么种子了。 你去秋之山谷迷宫里，找有蓝色小三角的地方，再按A键，种子就蹦出来了。

攻略说的很乱，简单的说就是，四个雕像的脸都对着湖的方向就行了！

猫头鹰的任务要打到夏季迷宫的那个沙漠村子里（需要打完春季迷宫，学会变身才能去），才能接猫头鹰的任务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用！

6，君成录太医怎么获得

在打下叛军州府泉州后工部招揽民夫，建设行宫在泉州，第一次巡游州府会得到一名美女，在泉州是妹喜，第一次巡游时会显示有一名美女，可以留在行宫、赐婚皇族、纳入后宫、收为义女，想要收妹喜就选择纳入后宫。之后再多去几次巡游，有几率触发鱼美人剧情，选择先给她治病，不要杀掉，否则泉州三年天灾，人口速减，然后治好鱼美人可以选择放回海里或带回宫，放回海里得到珍宝鲛娋和鲛珠，剧情结束，带回宫封为妃嫔，然后太后在次月回来告状，可以选择留下鱼美人或放走，放走的话剧情结束，留下就仍然待在宫里，后宫妃嫔多嫉恨于鱼美人，第一次临幸后鱼美人怀孕，然后宫殿走水，鱼美人死亡，有鲛人公主或皇子，异族简爱的结晶。

地方治安差可以上朝然后点击地方发展.在点击治安差的那个城市.在点击治安巡查就好啦~

7，曝光._

某县委书记夫人——白雪，听到邻居家高声急迫地喊叫：“救火啊!救火了!”的求救声，大门都来不及关，忙着救火去了。

一时间，左邻右舍齐上阵，邻居家的初期火灾总算扑灭了。

白雪精疲力尽地想回家好好歇一下，才发现大门忘了关，进门一看，吃了一惊，大柜小箱全被小偷翻得一片狼藉。

仔细清点一下，除了老伴的小八宝箱不在了，其它什么也没少。急得她掏出手机，向110报了警。

警察赶到现场，勘查后问：那个小八宝箱里有些什么?

我也不清楚，一直是老伴当宝贝一样地亲自管理，谁也不能动。白雪无奈地说。

警察做完笔录，勘完现场，临走时说：我们一定尽快破案，给你家一个交代。

果然神速!三天后，小偷被抓，带到派出所的审讯室。

小偷却悠哉悠哉地东张西望，一点恐惧都没有，像个没事人一样。

审讯人员问过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后，突然一拍桌子大声道：你为何偷他家的东西?

小偷不以为然地说：都说当官的没有一个不贪!小偷的没有一个不爱财。我就是那个贫民小区的住户，早就知道那家是县委书记，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这次正好路过，见门大开着，就趁火打劫地进去捞上一把。

你捞到了什么?审讯人员紧追道。

他家比我还穷，除了一个小木箱看得上眼，其余那些，没有一样瞧得起。原以为，小木箱中有巨额存款，就当宝贝似地抱了回去。想法打开锁一看，里面除了他的学历证书、委任状、历年的奖状、给贫困地区中小学捐款的依据，什么也没有，差点没把我晕死!

审讯人员脸上露出了笑容，但立即收敛问道：现在小木箱在什么地方?

昨天半夜，我已翻窗放回了原处。

为什么这样做?审讯人员不解地问。

我不得不承认，县委书记是个真正的清官，这样的好官，我能要他的东西吗?于是，不得不再次冒着风险，给他送去，放回原来的大木箱中。还好，很顺利，办完事后，为了不破坏我们这一行的规矩——小偷不能空手而返。就在他家阳台上的花盆里，抓了一把土。不信你们可以去看。

做完笔录后，警察带着小偷直奔县委书记家验证。

县委书记下乡搞调研，至今还没回来。警察只好要求白雪打开大木箱验证。

箱子打开后，白雪吃了一惊，那只小木箱，就像从来没人动过一般，端端地还在原处。

白雪懵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明明没有小木箱才报的案!怎么会呢?

警察向愣着的白雪说了破案经过，她才明白事情原委。

警察带着小偷到阳台上问：抓的哪一盆中的土?

小偷用手向墙角一指，警察上前一看，花盆中果然有几个手印。

警察转身对白雪说：书记回来了，叫他检验一下小木箱，不管少没少东西，都给我们一个回话，才好结案。

白雪点点头。警察带着小偷回派出所去了。

第二天，省报头版头条，以《小偷曝光了清官》为题，将案件作了全面报道。

这版报纸，当天就被抢购一空!全城大街小巷，都在传说着“包青天”再世的神话。

8，星球日报 | Fomo3D首轮结束疑为“黑天鹅”,获胜者回报率超1万倍;...

编者按：本文来自36氪战略合作区块链媒体“Odaily星球日报 ”（公众号ID：o-daily，APP下载）

头条

据PeckShield数据监测中心显示，Fomo3D游戏首轮结束，10,469个ETH价值约2,000万人民币，被一用户名为“oooo”的用户斩获。PeckShield安全人员追踪该用户地址发现，该用户于8月15日开始投注，每次投注金额约为一个Key的价钱 ，截至获得大奖共计投入了0.8个ETH，投资回报率超13,000倍。之所以该用户能如此轻松斩获大奖，PeckShield分析，很大可能是由于游戏关注度持续减弱而诱发的一次“黑天鹅”事件。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金融社会风险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发布禁止虚拟币推介活动通知，针对这一通知的具体内容北京市朝阳区金融办进行了咨询，得知这个通知是以区处非办名义下发，背景是相关部门在排查投资相关的金融风险、尤其是互联网金融风险过程中，发现一家名为BitUP的海外平台在该区举办推介活动，向国内投资者推介虚拟币相关的投资产品、基金产品等。为保护投资者权益，下发该通知。

数字货币

据曼谷邮报报道，泰国央行表示，央行数字货币（CBDC）在第一阶段将用于银行间资金转账。泰国银行和Inthanon项目第一阶段的八家商业银行将使用CBDC设计、开发和测试国内批量资金转移的概念验证原型。八家参与银行分别是曼谷银行、Krungthai银行、Ayudhya银行、Kasikorn银行、暹罗商业银行、Thanachart银行、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

270 万网上商店现在可以通过 Coinbase Commerce 接受数字货币

270万网上商店现在可以通过五个独立的Coinbase Commerce插件接受BTC、BCH、LTC和ETH。数字货币支持者Kevin Rooke表示，这些插件的点对点性质是积极的，因为互联网支付不应该通过中间人。

区块链产业

印度联手甲骨文进行药品溯源，从此再无仿制药？

近日，印度国家转型研究院(NITI)也在将区块链技术整合到药品供应链管理中，以期对药品全程溯源，减少仿制假冒药问题。该项目由 NITI 联合美国信息技术巨头 Oracle（甲骨文）、印度阿波罗医院连锁企业合作实施。

RiskBlock 联盟与安永合作，开展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和风险管理指导工作

专注于风险管理和保险市场的区块链联盟RiskBlock表示，将委任会计师事务所安永（EY）成为区块链相关的网络安全和风险管理指导的服务提供商。

上海保险交易所将推进区块链在保险资产管理及养老金行业方面的应用，该项目将由上海保交所与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合作推进。保交所与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的合作主要基于两项技术，这两项技术分别为“另类投资债权计划互联互通”区块链的验证，以及“年金运营管理中的应用”区块链的验证。

英伟达首席财务官Colette Kress宣布正式终止其加密货币业务，Kress表示“相信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正常的时期，而我们期待在前进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加密货币，我们的营收预期是，加密货币的专用产品本季度带来约1亿美元收入，但实际营收为1800万美元，而我们现在预计未来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随着加密货币的价格下降趋势，英伟达以加密货币为主的采矿芯片的盈利能力大幅下降。

去中心化的应用程序(DApps)被视为区块链上的下一个实用社区，但目前大多数DApps在维持用户数量方面都存在问题。拥有百万投资的DApp加密猫用户群目前已下降了95％。

Google Play 商店出现以太坊诈骗 APP

根据The Next Web的数据，恶意软件研究员卢卡斯Stefanko发现在Google Play商店出现“ETC”欺诈性应用程序，购买价格为335欧元或388美元。

全球政策

江苏金融办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拓展到虚拟货币

江苏省金融办全面梳理省内各类金融风险，向13个设区市政府分别发函，提示包括特定风险点在内的潜在风险，督促逐一建档、逐项处置。持续深入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整治领域拓展到虚拟货币、ICO、校园贷、现金贷等，对摸底排查阶段确定的重点对象进行现场检查和处置。

日本金融监管者表示，并未打算过度限制虚拟货币行业，对该行业在适度监管下继续增长表示欢迎。

渝中区倾力打造“区块链之都”

据重庆日报报道，渝中区大力发展大数据智能化，重点发展区块链等产业，强化技术研发和应用落地，全力建设重庆“链岛”智能产业集聚区。到2020年，预计集聚区块链企业100家以上，试点示范项目超过5个。

人物·声音

财新：监管态度坚决，不排除针对区块链自媒体一揽子打击的可能

昨晚火币资讯和火币研究院、金色财经网等一批区块链微信号被封。尽管大量公众号被关闭，但目前仍有不少平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重新注册新的公众号继续发布消息。财新记者了解到，对此，监管部门态度坚决，计划将部分重点区块链、虚拟货币自媒体纳入监管整治范畴，且不排除开展一揽子打击的可能。

据媒体区块律动数据统计，自 2018年1月1日起至6月30日，火币 Pro、OKEx、币安、火币 HADAX和Kucoin五家交易所一共上币337个，破发率98.8%，仅有3个项目出现了上涨。币价下跌区间主要集中在70％-98%之间。96个项目Token已经跌去90%的价格，正在或者已经成为空气币。

（我是作者黄雪姣，区块链项目报道/交流可加微信hxjiapg，劳请备注职务和事由）

9，爆红十年后,谁“切”了苹果?_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天候科技”（ID：iawtmt），作者 姚心璐。36氪经授权转载。

2018年底，社交网络上曾经疯传一个带图的段子——华为的logo就是被切了的苹果。

那时候，华为5G业务在美国市场遭到猛烈排斥，疯传的段子戏称，难怪美国人急了，原来华为把苹果给切了。

近年来，华为手机的确将苹果视为头号竞争对手。在中国市场，华为已坐稳手机老大的位置，在全球，华为在2018年前三季度出货量逾2亿台，已经超越苹果，位居第二，仅次于三星。

华为及其它竞争对手对苹果的冲击是显著的，但要说华为把苹果切了显然有夸张成分。经历了黄金十年后，把苹果拉下神坛的主力是苹果本身。

最近一段时间，苹果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

去年11月公布2018财年四季报时，库克宣布，不再公布iPhone等硬件产品销量，这被视为对iPhone销售失去信心，苹果当日股价随之下跌6.63%，市值蒸发约700亿美元。

在随后的两个月中，苹果供应商富士康、台积电先后曝出订单削减、业绩不及预期、裁员等消息。2019年初，库克宣布季度业绩预期将下调，随后，中国电商渠道iPhone全线降价。1月16日，有消息称，由于iPhone市场需求低迷，苹果正在缩减自动驾驶汽车项目的规模，甚至考虑结束该项目；半年前，曾有文件透露，苹果大约有5000人在为自动驾驶项目服务，占总员工的3.7%。

截至1月19日，苹果 “高光时刻”的万亿市值，已经下跌至7417亿美元，蒸发了四分之一。

苹果从籍籍无名小公司成长为世界级的科技巨头，不过十年时间。在2008年以前，苹果销售最好的产品是Mac电脑和iPod，总销售额不足2018财年营收的零头。

2008年底，苹果市值为600多亿美元，也仅为十年后市值的零头。不过，彼时，iPod对行业的颠覆的震撼力尚存，首款iPhone在前一年刚刚面市，2008年，应用商店App Store上线，每一款产品、每一款软件都是革命性的创新，惊艳世界。

从2008年到2018年，十年间，苹果从一个小众的科技明星成长为巨型企业，销售额、市值增长超过10倍，无论是财务数据、体量、抑或影响力，都是绝无仅有的世界级明星。

2008-2018年无疑是苹果最光鲜的十年。但过去站的有多高，今天摔的就有多惨。登顶之后的苹果创新变得日渐乏味，每一代iPhone、iPad发布，不再引起尖叫，果粉彻夜排队购买新机的现象正在成为过去时。在曾经擅长的数字音乐、影视和语音助手，苹果也早已被新一代流媒体平台和亚马逊、谷歌等巨头超过。

很难将今天定义为苹果的至暗时刻——毕竟，它的服务业务仍保持着不错的增长，也无法判断下一个10年是否会更差。但以“黑暗时刻”来形容这家曾经的科技明星，也并不为过。

苹果过去十年的股价走势，图片来源：macrotrends

折戟新兴市场

2019年开年，苹果暴雷。

1月3日，苹果CEO库克发布《致投资者信》，表示将2019财年第一财季营收预期从此前预计的890-930亿美元，下调至840 亿美元。

在解释这一动作时，库克说，中国市场的业绩减速超出此前预期。“在大中华地区，我们的大部分收入都不足以达到我们的指导目标，超过100%的全球收入同比下跌发生在大中华区的iPhone、Mac和iPad销售上。”

随后一周内，京东、苏宁易购、天猫、拼多多等中国主流电商平台全部开启降价，主要针对iPhone 8和iPhone XR，前者最低价已不足4000元人民币，后者最低跌破5000元。这些渠道商对媒体回应表示，此番降价并非促销，而是来自苹果官方的价格下调。

这是继2016年失去“苹果第二大市场”位置后，中国市场再一次让库克“难堪”。

相比前任，库克一贯以重视中国市场著称。乔布斯生前从未到访中国，而库克在任7年，访华十余次、开通新浪微博、首次接受中国媒体采访。2013年，发布iPhone5s和5c时，苹果第一次将中国大陆列入首发名单。此后两年，苹果的大中华区销售额一路上升，并在2015年达到最高点的587亿美元，在总营收中占比25.1%。中国市场首次超过欧洲，成为苹果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

可惜好景不长。仅一年后，苹果在大中华区收入开始持续下滑，从2016财年第一财季到2017财年第三财季（自然年2017年4月-6月），出现同比“六连跌”，将“第二大市场”的位置拱手让回欧洲市场。

2017年7月，库克将负责苹果无线技术软体工程团队的主管葛越（Isabel Ge Mahe)），调任为苹果副总裁和大中华董事总经理。

数据来源：华尔街见闻见智研究所

值得注意的是，葛越不仅是苹果全球管理层中唯一一位亚洲人，而且在此之前，苹果并没有“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这一职位。时年43岁的葛越出生于辽宁沈阳，电子工程专业出身，先后在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加州伯克莱分校取得学位，上任以前，她曾负责苹果的Wifi、蓝牙以及Apple Pay。

迄今为止，葛越尚未接受过任何媒体专访。不过，在其下属的形容中，葛越是一位“没什么架子”、“严谨朴实”的工程师。这位被称为“中国苹果掌门”的高管，在调任上海后，第一时间开通了微博，每隔几日便会发布一些苹果信息，也分享诸如旅行、家庭等个人生活。

去年底，《财富》杂志评选出了2018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25位商界女性，葛越上榜，同时，榜单上还有格力董明珠、摩拜胡玮炜等。2018年，在中国举行的几次重大公开活动上，包括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等，葛越均有出席并发表演讲。

在葛越的推动下，苹果总部的战略和产品开始“本土化，包括二维码支持、短信欺诈预防、手机号注册Apple ID、公交卡植入Apple Pay等功能陆续落地。2018年，苹果甚至还开通了官方微信公众号“Apple”。

如果单从营收看，葛越的成绩单可算良好，上任至今，苹果在大中华区的收入的确有所回升，季度同比涨幅重新站回10%。

当然，很难说这一涨幅应归功何方。根据华尔街见闻见智研究所的测算数据，在以iPhone X为主进行销售的2018财年，“涨价对收入增长贡献率高达97.5%”。实际上，大中华区在2018财年的收入同比涨幅，并未追平苹果收入的总涨幅，在这一年，大中华区无论从收入、收入占比、还是毛利率，都未能恢复到2015年的水平。

根据IDC季度监测数据，从2017年第二季度开始，苹果在中国出货量跌至第五位。2018年，苹果出货量进一步下滑，截至第三季度，苹果在华市场份额已从2015年高峰时的14.6%，下跌至7.4%，几近腰斩。位居苹果之前的，分别是华为、OPPO、vivo和小米。

这些搭载着安卓系统的中国智能手机品牌，以2000元到6000元人民币不等的价格，发售各自品牌的“高端旗舰机”，配置着与苹果水平相近、甚至更好的处理器、屏幕、相机镜头和电池，以更为夺人眼球的功能点——诸如超级夜景、高速充电、或全面屏，冲击着苹果的市场。

2018年下半年，在iPhone XR以廉价定位和6499元人民币的价格出现在消费者面前时，华为年度旗舰机Mate 20 Pro以高端商务机定位，配合5999元（指纹版）的价格上市。两款机器被消费者们定义为“竞争者”，知乎上关于两者如何选择的问题，有近1000条回答，其中一条写到：“我注意到，所有支持iPhone XR的回答，都只是强调它的缺点可以忍受，而支持华为Mate 20Pro的，都在说有多少创新亮点。”随后数月中，iPhone XR因销量不佳，不断被削减订单和降价，而迄今为止，华为Mate 20pro仍属于抢购和断货状态。

2018年，华为消费者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近50%，超过500亿美元，虽然与iPhone总收入尚有很大差距，但在销量上已经逐步追平、甚至超越。

中国手机的价格和性能，正搅动着整个智能手机市场。在全球范围内，2012年至2017年，华为、OPPO、vivo和小米四个品牌的出货量上涨倍数为：2倍、20倍、17倍和8倍。同期，苹果仅上涨了0.6倍，三星下跌12%。

总体来看，这些中国手机品牌的平均售价，不足苹果的三分之一，他们对智能手机行业的影响，已经不局限在中国。

数据来源：华尔街见闻见智研究所

在印度德里的尼赫鲁广场，苹果授权代理商eWorld的店铺窗明几净但门可罗雀，而隔壁售卖OPPO和vivo的手机店铺却生意兴隆。多份报告显示，2018年第二、三季度，占据印度市场前四名的手机品牌分别是小米、三星、vivo和OPPO，而苹果的市占率已不足1%。

即使在高于3万卢比（折合人民币2900元）的印度高端机市场，从2018年第一季度开始，苹果也已跌落至第三名，前两名分别是三星和中国品牌一加。

“惨淡”都不足以形容苹果2018年在印度市场的成绩。前一年，iPhone在这个地区的出货量才刚刚攀升至320万部，2018年则骤然跌至170万，销量倒退回到3年前的水平。

迄今为止，印度仍然是库克十分重视的市场。根据美国科技媒体TechCrunch报道，从2017年第三季度开始，印度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的智能手机市场，仅次于中国。苹果曾通过在印度开设工厂等方式，试图降低iPhone在当地的售价，以打开市场。

然而对于印度市场，iPhone价格实在过高。。IDC数据显示，近两年，在一些中国品牌入驻后，印度一部智能手机的平均售价才刚刚从9000涨到1万卢比（折合人民币约950元）；然而，加上印度对电子产品收取的20%关税后，一部iPhone X的价格高于10万卢比(折合人民币约9500元)，这已超过世界银行显示的2017年印度人均年收入，更遑论一年后再次涨价的iPhone XS系列。

在大多新兴市场，iPhone日益攀高的售价，都已显得过于昂贵。但让用户“咬牙切齿”的是，涨价成为苹果近年来应对销量下滑的重要策略。

“奢侈品”策略失效

苹果手机销量最后一次出现明显增长，是在iPhone 6发布的2015年。

大屏的出现，使iPhone在随后的季度中销量高达7447万台，同比增长46%。此后，在外观上被称为“四世同堂”的iPhone6s、iPhone7和iPhone8, 再未能进一步拉动苹果手机的销量。三年后，十周年纪念版iPhone X开售时，季度销量同样为7000多万台，较前一年微跌1%。

长达三年的销量滞涨，被掩盖在iPhone持续走高的营收背后：尽管iPhone在2018财年的销售量增长仅为0.4%，近乎停滞，销售额却增长18%，达到1667亿美元，被称为苹果史上营收最好的一年。

苹果CEO蒂姆·库克的涨价策略是达成这一成果的直接原因。2017年9月，销量滞涨两年后，iPhone 8的起售价被提升50美元至699美元起步，全面屏iPhone X更是将起售价提升至史无前例的999美元。

涨价脚步并未停止，仅一年之后，随着iPhone XR、iPhoneXS系列发布，拥有一支苹果手机的最低门槛，上涨至749美元。

价格成为苹果收入增长的绝对贡献因素。据华尔街见闻见智研究所测算，在销售iPhone 3GS到iPhone6的5、6年中，苹果收入增长大多来自销量增长，其贡献率甚至一度达到100%；而2018年，涨价几乎成为收入增长的唯一因素，其贡献率从前一年的31.9%骤然升高至97.5%。

数据来源：华尔街见闻见智研究所

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数据是，2017年末，苹果以接近15%的市占率，赚取了智能手机行业近90%的利润。

“库克没有把技术创新放在最高优先级，倒是把苹果做成了更像LV的奢侈品牌，”在iPhone XS发布后一个月，苹果前CEO约翰?斯卡利在雅虎财经节目中这样表示。斯卡利从1983年起担任苹果CEO，十年后，因与乔布斯关系破裂而离开。

除了价格，另一个让苹果更像奢侈品的因素，来自高级副总裁安吉拉·阿伦茨。

2014年，库克从Burberry挖来时任CEO的阿伦茨，委任为苹果零售和在线业务高级副总裁。阿伦茨曾被视为Burberry的拯救者，其在任7年间，Burberry市值增长了两倍。传闻中，库克为阿伦茨提供的年薪高达7300万美元，是库克自己年薪的8倍。不过根据苹果年报透露，阿伦茨的薪水为2400万美元，与公司其他高管相近，均为库克的2倍。

阿伦茨不懂技术。她的到来，是为了提升苹果线上销售和线下实体店的协同运营能力，在日渐困难的零售业环境中，为苹果零售店营造更好的消费体验，从而提高营收。

此后数年，在苹果首席设计师乔纳森·伊夫的帮助下，阿伦茨为苹果带来了升级版的零售店：巨大玻璃门、水磨石地面、苹果设计工作室相同的木头桌子和凳子，以及店内外遍布的绿植。

阿伦茨将零售店称为“公司现在最为重要的‘产品’”。阿伦茨的策略是注重高收益市场的投资，她带领团队对全球排名前100的城市进行研究，苹果位于米兰地下瀑布、巴黎5层豪宅和芝加哥湖景房等地的旗舰店，均在这一期间开业。

阿伦茨希望用“城市广场”概念替换“商店”，“这是一种聚会场所，每年有5亿人拜访我们。”在2017年4月的一份公告中，苹果写到，游客可以在“广场”中购物、获得启发、学习，并与其它人展开联系。这一理念遭到了人们的吐槽——有评论称，1000美元的iPhone零售店无法与普通人的社会生活相关联。

“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技术人员，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是我要找的人。”在阿伦茨的回忆中，库克曾这样对她说。

这是库克的苹果时代。自他掌舵苹果至今，已经有7年时间，乔布斯的偏执、独裁、以及绝无仅有的创意能力，都随着时间推移被慢慢掩盖，成为《乔布斯传》中人们津津乐道的回忆片段。

而库克带领下的苹果，日渐向着一个更为标准的、注重运营和效率的超级企业迈进——2011年，苹果员工总量不足3万人，如今，这个数字超过13万。在此期间，苹果从麻省理工、西北大学等美国名校，招募了135名MBA毕业生进入管理队伍。

库克看起来比他的前任更懂得企业运营。早在1998年从IBM离职、进入苹果之初，他就凭借搭建供应链的JIT系统（Just in Time），将苹果计算机的生产周期从4个月压缩至2个月，库存量从6天缩短至2天，拯救了濒临破产的苹果公司。

他甚至也比乔布斯更懂得市场。乔布斯时代，iPhone的尺寸是3.5英寸，iPad是9.7英寸，这源于乔布斯的坚持，除了著名的“最适合人类的手机屏幕大小是3.5英寸”言论外，他也拒绝七英寸平板。

库克打破了这两个局限。2012年，库克主导下，苹果推出7.9英寸的iPad mini，两年后，iPhone迎来了首个“大屏幕”版本的iPhone 6和6 Plus。前者促使iPad的销量同比提升了80%，成为销量最好的一代iPad产品；后者为苹果带来了46%的销量涨幅。

在智能手机行业面临饱和前景、iPhone销量增速放缓的预测下，库克选择阿伦茨和近乎奢侈品的定位，这未尝不是一种运营上的创新。“苹果与奢侈品公司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技术和功能，还有品牌背后的理念。”汇丰分析师Erwan Rambourg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直到iPhone XS Max价格再创新高时，库克仍强调：“我们一直认为，如果你提供了大量的创新和价值，就会有一部分人愿意为此付钱。”只是这一次，或许是过快的涨价速度、或许是竞争对手的技术进步、也或许是行业下行，导致“奢侈品策略”不再奏效。

2018年冬天，苹果不断被曝向供应商大幅削减iPhone XS、XS Max和XR订单，其中XR的产量计划减少三分之一。

去年11月，苹果公布第四财季报告时，库克宣布，从下一季度开始，苹果不再把iPhone等不同产品的销量单独列出。一个月后，库克的《致投资者信》公布，下调2019年第一财季预期，业界哗然。

这是苹果的寒冬，也是整个智能手机行业的寒冬。根据IDC调研显示，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已经连续四个季度下滑，在最近一个季度中，同比下滑了6%。

二十年前，哈佛大学商学院克雷·克里斯坦森在著名的《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提出“延续性创新技术”和“破坏性创新技术”两个概念。在过去十年中，人们常常引用“破坏性创新”的概念来论证苹果iPhone对诺基亚、以及整个功能手机行业的颠覆，认为这款诞生于2007年的天才产品，“重启”了整个手机行业。

如今，矛头转向了苹果自己。克里斯坦森在书中写道，大公司虽然强调创新，但因为管理制度、条例和惯性等因素，难以真正实现“破坏性创新”，他们所做的往往是延续性创新。正如库克的“运营创新”，这并不足以扭转整个智能手机行业的颓势，也难以拯救iPhone及苹果其它硬件产品的销量下滑。

克里斯坦森曾在采访中对库克大量重用MBA的做法表达不满，“企业走下坡路亦是因为完善良好的运营能力，而苹果恰好处于这一时期”，他说。

进入2019年，中国的手机厂商“炮声不断”。小米宣布多品牌运作——独立红米，继续死磕性价比，小米冲击高端市场；同时，继续加码国际化，要在印度、欧洲、非洲等地抢市场。华为、荣耀同样磨刀霍霍，要在高中低端市场和海外市场全面冲刺。中国智能手机品牌的“咄咄逼人”意味着一定程度上要跟苹果抢份额、抢利润。

三星已经决定在印度低端市场与中国品牌正面对杠。1月14日，印度媒体报道称，三星公司计划在印度发售最新的M系列智能手机，目标受众是印度年轻的“千禧一代”，预计最低售价不到1万卢比(折合人民币约950元)。三星公司对媒体称，推出这款手机旨在重新夺回被小米等中国手机厂商抢占的印度手机市场。

只有库克不愿意放下“奢侈”的身段。近期他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要押注印度市场，但明确表示苹果不会推出廉价产品。

被边缘化的服务业务

如果“成熟”的苹果，真的难以再出现改变产业生命周期的“破坏性创新”，那下一步该迈向何方？

在近两年的财报中，最值得关注的数据是“服务收入”。2015财年至2018财年，苹果服务类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3.16%。相比之下，iPhone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iPad持续下滑、Mac则持平。苹果的统计口径中，“服务”包括App Store，Apple Music、iTunes store、iCloud和其他如保修服务等。截至2018财年，其服务为总收入的贡献比例为14%。

掩盖在庞大且直观的iPhone等硬件产品之下，“服务”在过去十年沦为苹果产品组合中的配角。很多人可能已经忘了，苹果第一次震惊世界的产品是数字音乐商场及播放软件iTunes及音乐播放器iPod。

2003年，乔布斯宣布iTunes上线，允许人们以0.99美元的价格购买单曲、而非整张专辑的理念改变了整个唱片行业，开启了数字音乐时代。2008年，在首代iPhone发布后一年，应用商店App Store上线。“推出30天，App store的下载量已经超过6000万次，它的影响力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得多，移动行业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在近期曝光的一份专访材料中，乔布斯这样说。

在历史长河中，苹果两次颠覆行业。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苹果是互联网数字内容的绝对领先者。

苹果曾试图复制这种成功，在电视领域再推出一款软硬件结合、改变行业产品。2009年前后，苹果密集与内容提供商Showtime和Starz进行讨论，通过iTunes提供他们的频道和流媒体版本，在Apple TV上播放。

然而，根据苹果一位高管的回忆，乔布斯和负责服务业务的苹果高级副总裁埃迪·库伊对此表示不屑，认为仅与几家提供商达成协议“过于零碎”。库伊试图和主要电视网络达成交易，使互联网电视替代有线电视。但与唱片行业不同，彼时，电视行业并未因侵权而遭遇行业困境，这些谈判并未成功。

“苹果一直想使用相同的剧本，但是在视频领域行不通。”一位前苹果视频业务高管回忆说。

iTunes，这个昔日数字音乐的革新者却变成新一轮变革的阻碍。两位苹果前员工回忆，当好莱坞的一些内容团队联系苹果，询问创建原创内容的合作时，许多苹果高管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会与iTunes销售的视频娱乐产品形成竞争。

另一方面，在数字音乐的新形式——流媒体初露苗头时，乔布斯以一贯的偏执拒绝了。他认为“音乐订阅”是一种荒唐的形式：“你会把最爱的音乐听上几千次，所以如果每月付10美元，付上十年，需要为这收购歌曲付款1200美元。”

因此，在2011年瑞典流媒体服务软件Spotify进入美国市场时，苹果除了被传曾试图阻止这一行为，并未表现出任何应对措施。

直到3年后，iTunes连续两年下载量下滑，Spotify已经拥有超过1000万付费用户，苹果才宣布以30亿美元收购Beats公司，并计划借助其流媒体音乐服务Beats music，推出苹果自己的流媒体服务。

这是苹果历史上最大一笔收购交易，由库伊亲自带队谈判。不过，据多名Beats前员工透露，在交易完成后大半年，普通员工对苹果和Beats将如何整合一无所知，“苹果只是没有足够的资源、也没有足够注意力去处理这件事。”

彼时，音乐订阅对苹果似乎显得无关紧要。“无论此次整合成功与否，对苹果的影响都非常小，” 股票研究公司桑福德伯恩斯坦的一位分析员表示，“即使苹果的流媒体音乐做得非常成功，像潘多拉一样，也只意味着每年10亿美元的营收，与2014年苹果收入的1830亿美元相比，简直不值得一提。”

2014年前后，苹果的硬件发展相当顺利，第二年，公司将迎来iPhone史上最大的全年出货量：2.3亿部。

苹果与Beats团队的整合期间，不断传出双方价值观冲突的消息。“苹果员工的做事方式是非常费劲的、不必要的，”Beats员工爆料说。“他们彼此厌恶”，另一位参与项目的人士表示。

Apple Music的上线时间一拖再拖，原计划在2015年3月时推出，最终到6月份才上线，距离交易时间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与此同时，流媒体音乐领域的领头羊Spotify的活跃用户已飙升至8900万，其中付费用户2800万。

媒体服务不是苹果在服务业务上唯一错失的领域，更使人扼腕叹息的是语音助手Siri。

这款与iPhone 4S一同亮相的语音助手，在短期内一度震撼市场，收获大批信徒。据Siri的创始人诺尔曼·维纳斯基回忆，乔布斯本人是Siri潜力的忠实信徒，在2010年，他斥资2亿美元收购了这个24人的小团队，并让他们相信这将“再次改变世界”。

可惜的是， 2011年10月4日，Siri发布第二天，乔布斯去世了。一位Siri前雇员回忆说，Siri的初始计划随之泡汤，“Siri应该是一个不断改进的在线服务，但整整一年，Siri的架构没有做出任何改变”。

第二年，由于在地图业务上的失误，一直支持Siri团队的高级副总裁斯库特·福斯特尔被库克解雇，埃迪·库伊接手了地图和Siri业务。

根据员工回忆，接手之初，库伊便显示出对Siri缺乏兴趣。当团队成员向他展示关于Siri性能的一些技术数据时，一位在场的苹果前员工说，至少有两次，库伊显得心不在焉，似乎睡着了。

成为“弃婴”的Siri在此后的6、7年中，始终未能确定方向，在语音助手、搜索、AI甚至音乐等不同领域来回游走。在此期间，作为后起之秀的亚马逊Alexa和谷歌助手，在成熟度和开放功能上先后超过了Siri。

斗转星移，苹果这个曾经的超越者，变成了被超越者。

重启服务业务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苹果四下环顾，它曾一骑绝尘的互联网服务市场，已经拥挤不堪：谷歌、亚马逊、Netflix、YouTube、Spotify，每一家公司都成为他的竞争对手和需要赶超的目标。

没有明显的证据推测，库克和苹果重新重视服务的准确时间点。一些迹象表明，这大约是从2015、2016年开始的。

2015年，苹果除上线Apple Music外，还推出苹果新闻、苹果支付等服务；2016年4月，苹果总部召开了一次与播客有关的专门会议，声称该业务员工多于以往；财报显示，2016年，苹果服务业务收入的同比增速从前一年的10.2%跃升至22.3%。截至2018财年，该增速一直稳定在20%以上。

曾经被摒弃的“原创内容”，成为苹果在媒体服务中追赶对手的重要抓手。作为功能相近的流媒体服务，Apple Music和Spotify月费均为9.9美元，但后者同时提供免费版本，更为实惠。在很长一段时间，Spotify的付费用户是苹果音乐的两倍。苹果想要赶超对手，除了借助庞大的用户基数，还需更多吸引力。

2017年初，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称，苹果在最近几个月一直与行业巨头讨论购买原创视频脚本，计划在年底时推出原创的视频内容，这些内容将在Apple Music内发布，仅供会员观赏。

同时期，甚至有传闻称苹果可能收购Netflix。当然，这并不符合苹果一贯的收购策略。“从历史上看，苹果并不喜欢收购大公司，他们喜欢花几亿、几十亿购买公司，但不会花费到百亿以上。”一位资深苹果分析师表示，当时，Netflix市值已超过500亿美元。

不久后，埃迪·库伊也否认了这一消息，他对外界阐述苹果的收购逻辑时，引用了加拿大著名冰球运动员韦恩·格雷茨基的名言：“你必须滑向冰球要去的地方，而不是去它所在之处。”

当年6月，苹果从索尼引入杰米·埃尔利希特和扎克·范·安伯格两名高管，陆续启动包括剧集、纪录片、动画电影、电视节目等影视项目计划。随后不久，苹果在Apple Music上推出两档明星真人秀节目，《拼车K歌秀》和《应用星球》。

两档节目反响平平，在IMDB上评分仅为5.5分和6.0分。不过这并未打消苹果对影视的热情，库伊表示，苹果计划制作少量高质量影视项目，并在加利福尼亚州卡尔弗市创建了原创内容制作团队“Apple Worldwide Video”。近两年中，苹果先后从索尼、Youtube、亚马逊、第四频道、HBO等公司挖来15位管理人员，负责视频的内容及策划业务。

关于这项业务的最新消息是，苹果将最早于2019年3月推出原创影视剧集。

2018年4月，苹果宣布将原本负责iTunes全球业务的副总裁奥利弗·舒塞任命为Apple Music和全球内容业务副总裁，在随后数月中，舒塞主导完成了对音乐识别软件Shazam的收购，对价4亿美元。

Shazam是App Store中最受欢迎的10款音乐App之一，已推出近20年，其覆盖国家比Apple Music还多出近一半。此次收购，对Apple Music意味着大量的用户喜好、地理差异数据，以及Shazam带来的音乐和算法人才。

在苹果力推之下，从2017年起，Apple Music用户增速开始攀升。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Apple Music在美国的增速已经2倍于Spotify，在2018年7月，苹果拥有超过5000万订阅用户，在美国市场超越了竞争对手。

频繁的收购，同样体现出苹果在提升对服务业务的重视上。在近三年中，苹果收购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增强现实、媒体内容和教育几个领域。除Shazam外，另一起令人印象深刻的收购是2018年3月对《Texture》杂志的收购，后者被称为“杂志界的Netflix”，是一款在线杂志订阅应用，用户可以9.99美元的月费，阅读超过200多家杂志的电子版。

此次收购被视为苹果在新闻内容领域的又一次动作。最新传闻称，《Texture》将会被整合进苹果的新闻客户端Apple News，扩大后者的内容资源，这一整合或将于2019年完成。

2018年6月，在最新一届WWDC开发者大会上，苹果一反常态地没有推出任何硬件产品，重点宣讲了iOS、watchOS、tvOS和macOS的更新，并展示了AR在各个平台上的应用。这届大会被称为“最软的一届WWDC”。

半年之后，当库克回应2019年第一财季营收预计下调时表示，不看好苹果的华尔街人士可能低估了“苹果不断成长的设备和服务生态系统”，“过去一财年，我们有1000亿美元营收不是来自iPhone，刚过去的这个季度，剔除iPhone，收入增长了19%，这是一家相当大的公司（增长）19%。”他表示，苹果计划今年推出新服务，尤其是在医疗保健方面。

在这次回应性的深度采访中，库克重点提到了服务业务的业绩——“苹果的服务业务在2010年只有70多亿美元收入，2018财年超过了410亿美元（财报显示371亿美元），苹果此前已经预计，到2020年，这个数字会是2016年的两倍。”

服务与硬件“相辅相左”

自iPhone销量下滑以来，无数看衰苹果的声音中，少数坚持看涨苹果前景的分析师们，与库克观点出奇一致：苹果正在向互联网服务公司转型，这将带给苹果比硬件公司更为广阔的前景。

2018年8月2日，苹果市值超过万亿美元。不久后，摩根大通给予苹果公司股票“增持”评级，摩根大通分析师沙米克·查特吉在报告中写到，苹果向服务公司转型的速度“比投资者预期的更快，这推动了该公司财务和估值的上升。”截至2019年1月，摩根大通仍维持该评级。

美国投资银行Wedbush Securities分析师丹·艾夫斯甚至表示，未来一年，苹果服务业务的年收入将达到500亿美元，因为服务是苹果未来增长的关键，因此苹果的前景将是1.5万亿美元；他在2018年10月底的报告中给予苹果310美元的目标股价，较苹果当日收盘价高出40%。

截至2019年1月19日，苹果市值已较艾夫斯的预估值缩水一半，跌至7400亿美元，但他和其他分析师的看法并非毫无道理。多方数据显示，互联网服务无论从增长前景、利润率或是市盈率来看，都高于以智能手机为主的消费电子行业。

智能手机市场饱和，已经是不争事实。在IDC等机构的报告中，手机出货量在过去一、两年中持续下滑，虽然随着5G普及，可能会再迎来一批换机潮和增长机会，但可持续性尚未可知。

相比之下，根据艾瑞咨询，从2015年到2017年，全球互联网服务市场规模由10106亿美元增长至15409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23.5%。在服务的细分领域中，应用商店同一时期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8.6%，位于各类目之首，这也正是苹果服务中占比最高的类目。

利润率上，尽管在库克的“奢侈品方案”下，iPhone正以一年一次的速度快速涨价，但利润率并未同步攀升。事实上，根据华尔街见闻见智研究所测算，从2012财年至今，iPhone的成本占比逐年从44.4%上升至62.5%，相对应，毛利率在2018财年下降至37.5%。这仍是手机行业最高的毛利率，以性价比著称的小米手机，毛利率仅为6.7%。

见智研究所的报告中对于服务业务的测算显示，自2013年以来，苹果服务利润率正在稳步上升，在2014年超过iPhone。2018财年，服务业务毛利率为58.6%，为218亿美元，超过iPhone毛利润的三分之一。

数据来源：华尔街见闻见智研究所

苹果是FAAG (Facebook、Apple、Amazon、Google)四大科技巨头中，首个市值超过万亿的公司，不过这主要归功于苹果将近600亿美元的净利润。单以市盈率看，互联网服务类公司的估值要高得多，苹果在2018年底的市盈率为14.29倍，同时期，Facebook、谷歌母公司Alhabet的倍数均超过20，亚马逊更是高达30多倍。

在硬件市场增长前景有限的背景下，将互联网服务视为未来增长引擎的不止苹果。2018年5月，在小米递交的招股书中，CEO雷军写到，“小米不是单纯的硬件公司，而是创新驱动的互联网公司”。尽管小米的营收中，互联网服务的贡献尚不足1成，但小米仍然将未来的营收、利润增长，寄希望于在线广告、手机游戏、金融、文娱等服务。

不过，服务业务会是苹果等硬件公司的救命稻草吗？

与小米一样，迄今为止，苹果获取互联网服务用户的先决条件几乎完全在于硬件售卖。这意味着，如果iPhone的销售量持续下滑，甚至影响到iPhone设备的激活量，苹果服务的增长空间也将十分堪忧。

华尔街见闻见智研究所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在苹果服务将近400亿美元的收入中，占比最高的是应用商店App Store和“其他”，分别为35%和30%。苹果保修服务Apple Care是“其他”的主要内容，通常在销售新机时，鼓励消费者同时购买，为iPhone X购买一份保修的价格是199美元或1688人民币。

在应用商店和保修服务的收入上，前者依赖于iPhone激活设备数，后者则依赖于苹果硬件的新销售量。

对于服务与硬件完全捆绑的局限，苹果或许已有认知。1月7日，苹果在近期最重视的视频领域宣布了一项合作：与三星达成协议，将为三星电视机提供iTunes电影和电视节目，这是苹果首次向竞争对手开放自己的软件平台，此次合作仍由库伊主导，“我们期待通过三星智能电视，将iTunes和Airplay2带给全国各地更多的客户。”

即便如此，也只是给了苹果在服务上追赶对手的机会：苹果计划在2019年上半年推出类似流媒体视频服务，在过去一年，苹果在原创视频上投入10亿美元，而竞争对手Netflix目前拥有1.39亿订阅用户，同时期的创作投入超过100亿美元。

其他有待苹果追赶的内容包括Siri和Apple Music。自2014年起，苹果已经发现Siri严重落后于亚马逊Alexa，可能的竞争对手还有谷歌主力和微软小娜，Siri在2018年3月开始大量招聘，这被视为“追赶”的迹象之一；尽管 Apple Music增速已经超过Spotify，但在付费用户方面仍与对方拥有较大差距。

作为竞争者，Netflix和Spotify近期再次对苹果释放出一个负面操作：包括它们在内的几大开发商不再允许新用户通过IOS应用程序注册其服务，从而规避应用程序对开发者收取的15%-30%“苹果税”——这是App Store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十年时间，苹果从创新领袖和超越者逐渐沦落为被超越者，而今，再次以追赶者身份前行。追赶者的脚步，能否如预期般顺利？对这家举世瞩目的科技公司，市场正在密切观察。

一条最新的消息显示，1月15日，加拿大皇家资本银行的分析报告表示，苹果服务收入在12月当季同比收入放缓至18%，而此前的预期数字为27%。

10，回忆我的父亲_

回忆我的父亲

杨绛

一

我父亲杨荫杭（1878—1945），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一八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称“天津中西学堂”），一八九七年转入南洋公学，一八九九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再度出国赴美留学。我是父亲留学回国后出生的，已是第四个女儿。那时候，我父亲不复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死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他在北京不过是京师高等检察长，却把一位贪污巨款的总长（现称部长）许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不准保释，直到受“停职”处分。《民国演义》上提到这件事，说杨某其实没错，只是官官相护。据我理解，我父亲的“立宪梦”，辞官之前早已破灭。

我说“理解”，因为都未经证实。我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对听到的话不求甚解。有些事只是传闻；也有些是父亲对我讲的，当时似懂非懂，听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听父母的谈话而领会的。

我母亲唐须荌也是无锡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一八九八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人性与世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可是我的理解什么时候开始明确，自己也分辨不清。

例如我五六岁在北京的时候，家里有一张黎元洪的相片，大概是大总统发给每个下属的。那张照片先挂在客厅暗陬，不久贬入吃饭间。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墨笔字：“补塘检察长”。我常搬个凳子，跪在凳上仔细端详。照上的人明明不是我父亲，怎么又写着我父亲的名字？我始终没敢发问，怕问了惹笑或招骂，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落款不是标签，也不知什么时候知道那人是黎元洪。可是我拿稳自己的理解没错。

我曾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可是我盯着问，他就找出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蓝花的小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爷膝上，他爷爷常给他剥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那时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个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两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还乡，下船后不及到家便咽了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公费。

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就此平息。那是一八九七年的事。

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算不错，开除就失去公费。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立即考入南洋公学。我现在还存着一幅一九○八年八月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开代表大会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着一面龙旗。后排正中两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北洋”二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排。他曾指着扯旗的一人说“这是刘麻子”，又指点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我记得有一次他满面淘气的笑，双手叉腰说：“我是老北洋。”看来他的开除，在他自己和同学眼里，只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大姐从父母的谈话里，知道父亲确曾被学校开除，只是不知细节。我父亲不爱谈他自己，我们也不问。我只记得他偶尔谈起此笑话，都是他年轻时代无聊或不讲理的细事。他有个同房间是松江人，把“书”字读如“须”。父亲往往故意惹他，说要“撒一课‘须’去”（上海话“尿”“书”同音）。松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个胖子，大家笑他胖，胖子生气说：“你们老了都会发胖。”我父亲跟我讲的时候，摩挲着自己发了胖的肚子，忍笑说：“我对他说，我发了胖，就自杀！”胖子气得呼哧呼哧。我不知道父亲那时候是在北洋或南洋，只觉得他还未脱顽童时期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诉我：小哥哥（我父亲）捉了一只蛤蟆，对它喷水念咒，把它扣在空花盆底下叫它土遁；过了一星期，记起了那只蛤蟆，翻开花盆一看，蛤蟆还没死，饿成了皮包骨头。这事我也没有问过父亲，反正他早说过，他就和普通的孩子一样。

二

《中华民国史》上说：“一九○○年春，留日学生成立励志会；一九○○年下半年，会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译著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冯自由《革命逸史》，也说起《译书汇编》“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以翻译法政名著为宗旨，译笔流丽典雅，于吾国青年私想之进步收效至巨。”我曾听到我父亲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我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书里，看到过一本英译的孟德斯鸠《万法精义》和一本原文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我也从未读过。他也从未鼓励我翻译，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

据《革命逸史》，他们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到日本，语言不通。日本文部省特设日华学校，专教中国学生语言及补习科学。“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三人移居早稻田附近。即当日雷等为《译书汇编》及《国民报》撰文之所。留学生恒假其地作聚会集中点。”那时有某日本舍监偷吃中国留学生的皮蛋，又有个日本下女偷留学生的牙粉搽脸。我听父亲讲过“偷皮蛋舍监尝异味，搽牙粉丑婢卖风流”的趣闻。但从不知道父亲参与译书并为《国民报》撰稿的事。我大姐只知道父亲会骑自行车，因为看见过父亲扶着自行车照的相片，母亲配上小框放在桌上。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和《中华民国史》都提到留日学生的励志会里有激烈派和稳健派之分；激烈派鄙视稳健派，两派“势如水火”。我父亲属于激烈派，他的一位同窗老友属于稳健派。他们俩的私交却并不“势如水火”。我记得父亲讲他们同班某某是留学生监督的女婿，一九○○年转送到美国留学。同班学生不服气。我父亲撺掇他那位稳健派朋友提出申请，要求调往美国，理由是同窗杨某（父亲自指）一味鼓吹革命，常和他一起不免受他“邪说”的影响。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是否真的提出了要求，反正他们的捣鬼没有成功。

《中华民国史》上说“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一九○一年夏留学生杨荫杭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智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据说这段历史没有错。我不明白他怎么卒业前一年回乡，大概是暑假回乡吧？

我父亲一九○二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本科卒业。回国后和雷奋、杨廷栋同被派往译书馆译书。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本我父亲编译的《名学教科书》（一九○三年再版）。想就是那个时期编译的。孙宝恂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三年）日记里曾提到这部书：“观《名学》，无锡杨荫杭述。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

译书馆因经费支绌，一九○三年停办。我父回到家乡，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在无锡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我母亲形容父亲开夜车学理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个“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我记得父亲晚年，有一次从上海回到苏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我母亲讲“理化会的大成就”。有一个制造“红丸”（即“白面”）的无锡人，当年曾是“理化会”的成员，后来在上海法租界居住，在他家花园的假山洞里制造“红丸”（有法租界巡捕房保护）。他制成的毒品用铅皮密封在木箱里，运到法国海岸边，抛入海里，然后由贩毒商人私运入欧洲。那个人成了大富翁。我父亲慨叹说：“大约那是我们唯一的成绩吧？”

东京《国民报》以英国人“经塞尔”名义发行。“经塞尔”其实是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的外国名字，借此避免清公使馆的干涉。报中文字由某某等执笔，其中有我父亲。后来因资本告罄停版。一九○二年在上海发行的《大陆月刊》继续鼓吹革命，实际上是《国民报》的变相。我父亲仍然是《大陆月刊》的执笔者。

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会见胡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据说他那时在中国公学读书”。钟书对我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我想，大概我父亲由译书院回南后在上海工作。我知道他在时事新报馆任编辑，也在上海《苏报》任编辑及撰稿工作并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听说他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钰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一九○六年初再度出国到美国留学。

我大姐说，父亲一九○六年到美国求学。但据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籍簿，他一九○六年九月入该校研究科，专研法律；一九○七年七月毕业，寄寓何处等等都记载分明。料想我父亲在清廷通缉下，潜逃日本是最便捷的途径。早稻田大学本科卒业不授学位；考入研究科，通过论文，便获得法学士学位。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

父亲告诉我，他初到美国，住在校长（不知什么学校）家里学习英语，同住宿的还有几个美国青年。他要问字典上查不到的家常字（如大小便之类），同学不敢回答，特地问得校长准许，才敢教他。

父亲从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我只偶尔拣得一张父亲在宾夕法尼业大学一九○九——一九一○年的注册证。倒是钟书告诉我：“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我只记得大姐讲，父亲归国途中游历欧洲其他各国，还带回好几份印好的论文。我问钟书：“你怎么会知道？”钟书说：“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我写信给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又安教授，托她找找有没有这本书，据她回信，钟书一点也没记错。那本书一找就见，在法学图书馆。承她还为我复制了封面几页和一篇卢易士教授写的序文。据那张注册证，他是当时的法学院长。全书三百十九页，我父亲离校后一九一一年出版。从序文看来，这本书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对这本书很称赏，不过我最感亲切的是卢易士先生形容我父亲写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则，确切地表达出来。”我想这是用很客气的话，说我父亲写的英文有点中国味道吧？

我猜想，父亲再次出国四年多，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很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法治”产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北伐胜利后，我经常听到父亲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一九二七或一九二八年，我记得父亲曾和我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我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不过父亲和我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立宪梦”早已破灭了。我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我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我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

我不信父亲对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称慈禧为祸国殃民的无识“老太婆”。我也从未听他提到光绪有任何可取，他回国后由张謇推荐，在北京一个法政学校教课。那时候，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听到我父亲是东西方法律的行家，请他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我父亲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小说里曾提起这事，钟书看到过，但是记不起书名，可能是《留芳记》。听说这个肃亲王是较为开明而毫无实权的人。我父亲为他讲法律只是为糊口计，因为法政学校的薪水不够维持生活。

辛亥革命前夕，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拉手说：“祝你们成功。”拉手祝贺，只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两字却很有意思，明白点出东家和西席之间的不同立场。“祝你们成功”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和我讲的。

我父亲到了上海，在申报馆任编辑，同时也是上海律师公会创始人之一。当律师仍是为糊口计。我是第四个女儿，父母连我就是六人，上面还有祖母。父亲有个大哥在武备学校学习，一次试炮失事，轰然一声，我大伯父就轰得不知去向，遗下大伯母和堂兄堂姊各一。一家生活之外，还有大小孩子的学费。我的二姑母当时和我堂姊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三姑母在苏州景海女校读书，两位姑母的学费也由我父亲供给。我有个叔叔当时官费在美国留学，还没有学成。整个大家庭的负担全在我父亲一人身上。

三

据我大姐讲，我父亲当律师，一次和会审公堂的法官争辩。法官训斥他不规规矩矩坐着，却跷起了一条腿。我父亲故意把腿跷得高高的，侃侃而辩。第二天上海各报都把这事当作头条新闻报道，有的报上还画一个律师，跷着一条腿。从此我父亲成了“名”律帅。不久，由张謇推荐，我父亲做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驻苏州。我父母亲带了我们姊妹，又添了一个弟弟，搬到苏州。

我不知道父亲和张謇是什么关系，只记得二姑母说，张謇说我父亲是“江南才子”。钟书曾给我看张謇给他父亲的信，称他父亲为“江南才子”。这使我不禁怀疑：“江南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别有缘，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我记得我们苏州的住宅落成后，大厅上“安徐堂”的匾额还是张謇的大笔，父亲说那是张謇一生中末一次题的匾。

一九一三年秋，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宣称要组成“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之内阁”。当时名记者黄远庸在《记新内阁》（民国二年九月十一日）一文里说：“有杨荫杭（即老圃者）［长司］法部者，此语亦大似商量饭菜单时语及园圃中绝异之新蔬，虽不必下箸而已津津有味矣。然梁任公即长法部，识者谓次长一席终须此圃。此圃方为江苏法官，不知其以老菜根佳耶，抑上此台盘佳也。”显然我父亲是啃“老菜根”而不上“台盘”的。

我父亲当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不久国家规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职，父亲就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驻杭州。恶霸杀人的案件，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只听到零星片断。我二姑母曾跟我讲，那恶霸杀人不当一回事，衙门里使些钱就完了，当时的省长屈映光，督军朱某（据说他和恶霸还有裙带亲）都回护凶犯。督军相当于前清的抚台，省长相当于藩台，高等审判厅长算是相当于臬台，通称“三大宪”；臬台当然是最起码的“大宪”，其实是在督军省长的辖治之下。可是据当时的宪法，三权分立，督军省长不能干预司法。这就造成僵局，三权分立而分裂——至少分裂为二。我父亲坚持司法独立，死不让步。我不知双方僵持多久，约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晋见袁世凯，我父亲就调任了。

我曾听到父母闲话的时候，惊诧那些走门路的人无孔不入，无缝不钻。我外祖父偶从无锡到杭州探望女儿，立刻就被包围了。我的外祖父是个忠厚的老好人，我不知道他听了谁的调唆，向我父亲说了什么话。我父亲不便得罪老丈人，只默不作声。外祖父后来悄悄问我母亲：“怎么回事？三拳打不出他一个闷屁？”这句话成了父母常引用的“典故”。

我父亲去世以后，浙江兴业银行行长叶景葵先生在上海，郑重其事地召了父亲的子女讲这件恶霸判处死刑的事。大致和我二姑母讲的相同，不过他着重说，那恶霸向来鱼肉乡民，依仗官方的势力横行乡里；判处了死刑大快人心。他说：“你们老人家大概不和你们讲吧？我的同乡父老至今感戴他。你们老人家的为人，做儿女的应该知道。”

屈映光有个秘书屈伯刚先生，上海孤岛时期在圣约翰大学当国文教授，也在振华女中（沪校）兼课，和我同事。屈先生是苏州人，一次他一口纯苏白对我说：“唔笃老太爷直头硬！嗐，直头硬个！”我回家学给父亲听。父亲笑了，可是没讲自己如何“硬”，只感叹说：“朝里无人莫做官。”屈映光晋见袁世凯，告了我父亲一状，说“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袁世凯的机要秘书长张一麟（仲仁）先生恰巧是我父亲在北洋大学的同窗老友，所以我父亲没吃大亏。我父亲告诉我说，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四字，他就调到北京。

我问父亲：“那坏人后来就放了吗？”父亲说：“地方厅长张××（我忘了名字）是我用的人。案子发回重审，他维持原判。”父亲想起这事，笑着把拳头一攒说：“这是我最得意的事！”

“坏人就杀了？”

父亲摇头说：“关了几时，总统大赦，减为徒刑，过几年就放了。”我暗想，这还有什么时得意的呢？证明自己判决得不错？证明自己用的人不错？这些笨话我都没问，慢慢地自己也领会了。

地方厅长张先生所受的威胁利诱，不会比我父亲所受的轻。当时实行的是“四级三审”制。每个案件经过三审就定案。到高等厅已是第二审，发回重审就是第三审，不能再向大理院上诉。凶犯家属肯定对地方厅长狠加压力。高等厅长已调任，地方厅长如果不屈从当地权势，当然得丢官。张先生维持原判，足见为正义、为公道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自有人在！我至今看到报上宣扬的好人好事，常想到默默无闻的好人好事还不知有多少，就记起父亲一攒拳头的得意劲儿，心上总感到振奋——虽然我常在疑虑，甚至悲观。

我想，父亲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他准看透了当时的政府。“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早想辞官不干了。他的“顽固不灵”，不论在杭州，在北京，都会遭到官场的“难与共事”。我记得父母讲到扣押了那位许总长不准保释的那一夜，回忆说：“那一夜的电话没有停。”都是上级打来的。第二天，父亲就被停职了。父亲对我讲过：“停职审查”虽然远不如“褫职查办”严重，也是相当重的处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子的。

我当时年幼，只记得家里的马车忽然没有了，两匹马都没有了，大马夫、小马夫也走了。想必是停薪的结果。

我父亲在大暑天和一位爱做诗的植物学家同乡黄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标本，去了大约一星期，回家来一张脸晒成了紫赯色，一个多星期后才慢慢退白。父亲对植物学深有兴趣，每次我们孩子到万牲园（现称“动物园”）去看狮子老虎，父亲总一人到植物园去，我不懂植物有什么好看。那次他从百花山回来，把采集的每一棵野花野草的枝枝叶叶，都用极小极整齐的白纸条加固在白而厚的大张橡皮纸上，下面注明什么科（如茄科、菊科、蔷薇科等）植物，什么名字。中文下面是拉丁文。多年后，我又看到过那些标本。父亲做标本的时候，我自始至终一直站在旁边仔仔细细地看着，佩服父亲干活儿利索，剪下的小白纸条那么整齐，写的字那么好看，而且从不写错。每张橡皮纸上都蒙上一张透明的薄纸，积成厚厚的一大叠，就用一对木夹子上下夹住，使劲用脚踩扁，用绳子紧紧捆住。这几捆标本带到无锡，带到上海，又带到苏州，后来有一次家里出垃圾，给一个中学收买去做教材了。父亲有闲暇做植物标本，想必是在停职期间。

我家租住陈璧的房子。大院南边篱下有一排山桃树。我那年拣桃核的时候，三姐对我说：“别拣了，咱们要回南了。”我不懂什么叫“回南”。姐姐跟我讲了，然后说，母亲的行李限得很严，桃核只能拣最圆整的带几颗。我着急说：“那么我的泥刻子呢？”姐姐说泥刻子南边没用，南边没有黄土。我在箱子间的外间屋里，看见几只整理了一半的网篮，便偷偷儿撒了两把桃核进去，后来那些桃核都不知去向了。从不出游的母亲游了颐和园、香山等名胜，还买了好些北京的名药，如紫金锭、梅花点舌丹之类，绢制的宫花等等，准备带回南方送人的。

据我国近代史料，许世英受贿被捕，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他决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议。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一九一九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

一九一九年秋季，我上初小三年级。忽有一天清早，我跟着父母一家人回南了。路上碰见一个并不要好的同学，我恨不能叫她给我捎句话给同学，说我“回南”了，心上很怅然。

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有个亲戚末了一分钟赶到，从车窗里送进一蒲包很甜的玫瑰香。可见我们离开北京已是秋天了。

在家里，我们只觉得母亲是万能的。可是到了火车上，母亲晕车呕吐，弱得可怜。父亲却镇定从容地照看着一家大小和许多行李。我自以为第一次坐火车，其实我在北京出生不久就回南到上海，然后我家迁居苏州，又迁居杭州，又回到北京，这次又回南，父亲已经富有旅行的经验了。

几年前我家在上海的时候，大姐二姐都在上海启明女校上学。她们寄宿学校，只暑假回家。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北京乱糟糟，两个姐姐没能够到北京，只好回到无锡老家去过了一个暑假。姊妹俩想家得厉害。二姐回校不久得了副伤寒，住在医院里。当时天津大水，火车不通。母亲得知二姐生病，忙乘轮船赶到上海，二姐目光已经失散，看不清母亲的脸，只拉着母亲的手哭，她不久去世，还不到十五岁。二姐是我们姊妹里最聪明的一个，我父母失去了她是一生中的大伤心事。我母亲随即带了大姐同回北京，一九一九年我家离北京南归，我只有大姐和三姐了，下面却添了两个弟弟和我的七妹。我家由北京到天津，住了一二大客栈，搭“新铭”轮船到上海。我父亲亲自抱着七妹，护着一家人，押着大堆行车上船下船。我记得父母吩咐，“上海码头乱得很，‘老小’要听话”。我们很有秩序地下了轮船又上“拖船”。“拖船”是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一只火轮船可以拖带一大串的小船。我们家预先包好一只“拖船”，行李堆在后舱，一家人都坐在前舱，晚上把左右两边座位中间的空处搭上木板，就合成一只大床。三姐着急说：“我的脚往哪儿垂呀？”父亲说她“好讲究！脚还得往下垂吗？”大家都笑。我们孩子觉得全家睡一只大床很好玩。

我父母亲在无锡预先租下房子，不挤到老家去住。那宅房子的厨房外面有一座木桥，过了桥才是后门。我可以不出家门，而站在桥上看来往的船只，觉得新奇得很。我父母却对这宅房子不满意，只是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

我还是小孩子，不懂得人生疾苦。我父亲正当壮年，也没估计到自己会病得几乎不起。据说租住那所房子的几个住户都得了很重的伤寒症，很可能河水有问题。我父亲不久就病倒了。他地道是那个时期的留学生，只信西医，不信中医。无锡只有一个西医，是外国人。他每次来就抽一点血，拿一点大便，送往上海化验，要一个星期才有结果。检查了两次查不出病因，病人几星期发高烧，神识都昏迷了。我母亲自作主张，请了一位有名的中医来，一把脉就说“伤寒”。西医又过了一星期才诊断是伤寒。父亲已经发烧得只说昏话了。他开始说的昏话还是笑话。他看我母亲提了玻璃溺壶出去，就说：“瞧瞧，她算做了女官了，提着一口印上任去了！”可是昏话渐渐变为鬼话，说满床都是鬼。家里佣人私下说：“不好了，老爷当了壳隍老爷了，成日成夜在判案子呢。”

我记得有一夜已经很晚了，家里好像将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着灯，许多亲友来来往往。我母亲流着泪求那位名医处方，他摇头断然拒绝。医生不肯处方就是病人全没指望了。我父亲的老友华实甫先生也是有名的中医，当晚也来看望。他答应我母亲的要求“死马当活马医”，开了一个药方。那是最危急的一夜，我父亲居然挣扎过来。我母亲始终把华实甫先生看作救命恩人。西医却认为我父亲自己体力好，在“转换期”战胜了病魔。不过无论中医西医，都归功于我母亲的护理。那年大除夕，我父亲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我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我们同吃了年夜饭。

父亲病情最危急的那一晚，前来探望的人都摇头喟叹说：“唉，要紧人呀！”“要紧人”就是养家人，我们好大一家人全靠父亲抚养。我叔叔在美国学统计，学成回国，和订婚多年的婶婶结婚，在审计院工作，不久肺病去世，遗下妻女各一。我老家就添了我一位寡婶和一个堂妹。我们小家庭里，父母子女就有八口人。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

我父亲满以为回南可以另找工作，没想到生了那么一场重病。当时的社会，病人哪有公费治疗呢！连日常生活的薪水都没个着落呀。我父亲病中，经常得到好友陈光甫先生和杨廷栋（翼之）先生的资助。他们并不住在无锡，可是常来看望。父亲病中见了他们便高兴谈笑，他们去后往往病又加重。我虽是孩子，经常听到父母谈到他们，也觉得对他们感激。近代史所调查的问题之一是问到杨廷栋的后人是谁。惭愧得很，我虽然常常听到杨翼之的名字，却从未见过面，更不知他的后人——我实在很想见到他们，表达我们的感激。

四

我父亲病后就到上海申报馆当“主笔”（这是我大姐的话，据日本人编的参考资料，我父亲是“上海申报社副编辑长”）。那时候，我已经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老家仍在无锡，我们那个小家一九二○年秋搬到上海，租居两上两下一宅弄堂房子。暑假里，有一天，我父亲的老友接我们到他家去玩。那位朋友就是和我父亲同窗的“稳健派”，后来参与了和日本人订“二十一条”的章宗祥。我父母讲到“二十一条”的时候，总把这位同窗称为“嘴巴”。据我猜想，大约认为他不是主脑，只起了“嘴巴”的作用（我从没问过，但想来猜得不错）。我记得父亲有一次和我讲到这件事，愤愤地说：“他们喊喊喊喊喊，只瞒我一个！打量我都不知道吗！”我想，“嘴巴”是不愿听我父亲的劝阻或责备吧？我们家最初到北京，和他们家好像来往较多，以后就很疏远了。我记得在上海只到他们家去过一次，以后只我二姑母带着七妹妹去了一次，父母亲没再去过。

他们是用汽车来接我们一家的，父亲母亲带了两三个女儿同去。我还是个小土包子，没坐过汽车。车穿过闹市，开进一个幽静的地区。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只听得一声声悠长的“知了”、“知了”。进门就看见大片的绿草地，疏疏落落的大树，中间一座洋房显得矮而小；其实房子并不小，只因为四周的园地很大，衬得房子很小。我看见他们家的女儿在树阴下的草坪上玩，觉得她们真舒服。我父亲平时从不带孩子出去拜访人，只偶尔例外带我。我觉得有些人家尽管比我家讲究得多，都不如这一家的气派。那天回家后，大姐盛称他们家的地毯多厚，沙发多软。父亲意味深长地慨叹一声说：“生活程度（现在所谓‘生活水平’）不能太高的。”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可是这句话我父亲在不同的场合经常反复说，尽管语气不同，表情不同，我知道指的总是同一回事。父亲藏有这位朋友的一张照片，每次看了总点头喟叹说：“绝顶聪明人……”言下无限惋惜。到如今，我看到好些“聪明人”为了追求生活的享受，或个人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也不顾国家的体面，就常想到我父亲对这位老友的感慨和惋惜。

我父亲病后身体渐渐复元，在申报馆当副主编的同时，又重操律师旧业。他承认自己喜欢说偏激的话。他说，这个世界上（指当时社会）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其实是指“自由职业”）。他不能作医生，只好当律师。他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定居苏州。我们家随即又迁到苏州。可是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做律师也得有个事务所。我母亲说，我家历年付的房租，足以自己盖一所房子了。可是我父亲自从在北京买了一辆马车，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有了“财产”，“从此多事矣”。他反对置买家产。

可是有些事不由自主。我家急需房子，恰恰有一所破旧的大房子要出卖。那还是明朝房子，都快倒塌了。有一间很高大的厅也已经歪斜，当地人称为“一文厅”。据说魏忠贤当权的时候，有人奏称“五城造反”，苏州城是其中一个。有个“徐大老爷”把“五城”改为“五人”，张溥《五人墓碑记》上并没有“五城”改“五人”之说，也没见“徐大老爷”的名字。张謇题的“安徐堂”匾上有这位“徐大老爷”的官衔和姓名，可惜我忘了。“一文厅”是苏州人感激这位“徐大老爷”而为他建造的，一人一文钱，顷刻募足了款子，所以称为“一文厅”。我自从家里迁居苏州，就在当地的振华女中上学，寄宿在校，周末回家，见过那一大片住满了人的破房子。全宅住有二三十家，有平房，也有楼房。有的人家住得较宽敞，房子也较好。最糟的是“一文厅”，又漏雨，又黑暗，全厅分隔成二排，每排有一个小小的过道和三间房，每间还有楼上楼下。总共就是十八间小房，真是一个地道的贫民窟，挑担的小贩常说：“我们挑担子的进了这个宅子，可以转上好半天呢。”

我父亲不精明，买下了这宅没人要的破房子，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许多小破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树，一面直说：“从此多事矣！”据他告诉我，买房子花掉了他的一笔人寿保险费，修建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因为买房以后，祖母去世，大伯母一家基本上能自立，无锡老家的负担已逐渐减轻。房子费了两年左右才修建完毕。

我常挂念原先的二三十户人家到了哪里去。最近，有个亲戚偶来看我，说他去看了我们苏州的房子（我们已献给公家），现在里面住了五十来户。我大为惊诧，因为许多小破房子全都拆了，哪来那么多房间呢？不过小房子既能拆掉，也能一间间再搭上。一条宽走廊就能隔成几间房呢。许多小户合成一个大宅，一个大宅又分成许多小户，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

我父亲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所以我父亲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我现在常想：靠了家产不图上进的大少爷即使还有，也不多了，可是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而不求上进的却又那么多；“吃家当”足不行了，可是吃国家的财产却有多种方式。我父亲知道了又将如何感慨。

我在中学的时候，听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我弟弟在上海同济读书的时候，带了一个同学到我家来。我听弟弟转述那人的议论，很像共产主义的进步思想。我父亲说那孩子是“有志气的”。但妙的是弟弟忽然私下对我说：“你觉得吗，咱们爸爸很腐朽。”我断定这是他那位朋友的话，因为他称我弟弟为“安徐堂”的“少爷”。在他眼里，我父亲是一个大律师，住一宅宽廊大院的大宅子，当然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我没有搬嘴，只觉得很滑稽，因为“腐朽的爸爸”有一套言论，和共产主义的口号很相近，我常怀疑是否偶合。例如我父亲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食。这和“个劳动者不得食”不是很相近吗？

我们搬入新居——只是房主自己住的一套较好的房子略加修葺，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到处都是鼻涕虫和蜘蛛；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扳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爬满了鼻涕虫。父亲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不是教育“劳动光荣”。我周末回家，发现弟弟妹妹连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捉得最多，一百条鼻涕虫硬要一块钱（那时的一元银币值二百七十——二百九十铜板）。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唯利是图了。”可是物质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母亲对“唯利是图”的孩子也有办法。钱都存在她手里，十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就像我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因为我们不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问母亲要。

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

我父亲又喜欢自称“穷人”。他经常来往的几个朋友一是“老人”，一是“苦人”（因为他开口就有说不尽的苦事），一是“忙人”（因为他活动较多），一是父亲自称的“穷人”。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听来，总觉得“穷人”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性的自诩，仿佛是说，“我是穷人，可是不羡慕你们富人。”所谓“穷”，无非指不置家产，“自食其力”。不过我父亲似乎没有计较到当时社会上，“自食其力”是没有保障的；不仅病不得，老不得，也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干自己喜爱或专长的事。

我父亲不爱做律师。他当初学法律，并不是为了做律师。律师的“光荣任务”是保卫孤弱者的权益，可是父亲只说是“帮人吵架”。民事诉讼十之八九是为争夺财产；便是婚姻问题，底子里十之八九还是为了财产。我父亲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当起法官来，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成了当事人。

一次有老友介绍来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要求我父亲设法对付他异母庶出的小妹妹，不让她承袭遗产。那妹妹还在中学读书。我记得父亲怒冲冲告诉母亲说：“那么个又高又大的大男人，有脸说出这种话来！”要帮着欺负那个小妹妹也容易，或者可以拒不受理这种案件，可是我父亲硬把那人训了一顿，指出他不能胜诉（其实不是“不能”而是“不该”），结果父亲主持了他们分家。

有时候我父亲为当事人气愤不平，自己成了当事人，躺在床上还撇不开。他每一张状子都自己动笔，悉心策划，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胜诉。如果自己这一方有弱点，就和对方律师劝双方和解，父亲常说，“女太太”最奇怪，打赢了官司或者和解得称心，就好像全是辩护律师的恩惠。父亲认为那不过是按理应得的解决罢了。有许多委任他做辩护律师的当事人，事后就像我家的亲戚朋友一样，经常来往。有两个年轻太太曾一片至诚对我母亲叩头表示感谢，多年后还对我们姊妹像姊妹一样。

有些事不论报酬多高，我父亲决不受理。我记得那时候有个驻某国领事高瑛私贩烟土出国的大案件，那领事的亲信再三上门，父亲推说不受理刑事案。其实那是谎话。我祖母的丫头的儿子，酒后自称“革命军总指挥”，法院咬定他是共产党，父亲出尽力还是判了一年徒刑。我记得一次大热天父亲为这事出庭回家，长衫汗湿了半截，里面的夏布短褂子汗湿得滴出水来。父亲已经开始患高血压症，我接过那件沉甸甸的湿衣，心上也同样的沉重。他有时到上海出庭，一次回来说，又揽了一件刑事案。某银行保险库失窃。父亲说，明明是经理监守自盗，却冤枉两个管库的老师傅。那两人叹气说，我们哪有钱请大律师呢。父亲自告奋勇为他们义务辩护。我听侦探小说似的听他向我母亲分析案情，觉得真是一篇小说的材料。可惜我到清华上学了，不知事情是怎样了局的。

那时苏州的法院贿赂公行。有的律师公然索取“运动费”（就是代当事人纳贿的钱）。“两支雪茄”就是二百元。“一记耳光”就是五百元。如果当事人没钱，可以等打赢了官司大家分肥，这叫作“树上开花”。有个“诗酒糊涂”的法官开庭带着一把小茶壶，壶里是酒。父亲的好友“忙人”也是律师，我记得他们经过仔细商量，合写了一个呈文给当时的司法总长（父亲从前的同学或朋友）。这些时，地方法院调来一个新院长。有人说，这人在美国坐过牢。父亲说：“坐牢的也许是政治犯——爱国志士。”可是经调查证实，那人是伪造支票而犯罪的。我记得父亲长叹一声，没话可说，在贪污腐败的势力前面，我父亲始终是个失败者。

他有时伏案不是为当事人写状子。我偶尔听到父亲告诉母亲说：“我今天放了一个‘屁’，或‘一个大臭屁’或‘恶毒毒的大臭屁’。”过一二天，母亲就用大剪子从《申报》或《时报》上剪下这个“屁”。我只看见一个“评”字，上面或许还有一个“时”字吧？父亲很明显地不喜欢我们看，所以我从没敢偷读过。母亲把剪下的纸粘连成长条，卷成一大卷，放在父亲案头的红木大笔筒里。日寇占领苏州以后，我们回家，案上的大笔筒都没有了。那些“评”或许有“老圃”的签名，可是我还无缘到旧报纸上去查看。

五

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不乖，父亲只会叫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近。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我十一岁的暑假，在上海，看见路上牵着草绳，绳上挂满了纸做的小衣小裤，听人家说“今天是盂兰盆会，放焰口”，我大惊小怪，回家告诉父母，惹得他们都笑了。可是“放焰口”还是我家常用的词儿，不论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焰口！”

我家孩子多，母亲好像从没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唱的儿歌都是母亲教的，可是她很少时间陪我们玩。我记得自己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小木碗里剥了一堆瓜子仁，拉母亲求她“真的吃”——因为往常她只做个姿势假吃，那一次她真吃了，我到今忘不了当时的惊喜和得意，料想她是看了我那一脸的快活而为我吃尽的。我八岁的冬天，有一次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的新棉裤还没拿出来。”她叫人点上个洋灯，穿过后院到箱子间去开箱子。我在温暖的屋里，背灯站着，几乎要哭，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般滋味”。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部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都是我喜爱的。

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我十六岁，正念高中。那时北伐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摄一条板凳，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讲。我也被推选去宣传。可是我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一着急就涨红了脸。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们只准会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儿。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学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我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一口拒绝。他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我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我能说自己的脸皮比别人薄吗？

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可是我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那位“辫帅”，他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唉，补塘，声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亲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我苦着脸说“敢！”敢，可惜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丑罢了。所以我到校实在说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当然成了“岂有此理”。同学向校长告状，校长传我去狠狠训斥了一顿。我还是不肯，没去宣传。被推选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长些，也老练些。她们才宣传了半天，就有个自称团长的国民党军官大加欣赏，接她们第二天到留园去宣传，实际上是请她们去游园吃饭。校长事后知道了大吃一惊，不许她们再出去宣传。我的“岂有此理”也就变为“很有道理”。

我父亲爱读诗，最爱杜甫诗。他过一时会对我说“我又从头到底读了一遍”。可是他不做诗。我记得他有一次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谁都作诗！连××（我们父女认为绝不能做诗的某亲戚）都在作诗呢！”父亲钻研的是音韵学，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我常取笑说：“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抗战时期，我和钟书有时在父亲那边。父亲忽发现钟书读字典，大乐，对我说：“哼哼，阿季，还有个人也在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呢！”其实钟书读的不是一个个的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但父亲得意，我就没有分辩。

有时候父亲教我什么“合口呼”、“撮口呼”，我不感兴趣，父亲说我“喜欢词章之学”，从不强我学他的一套。每晚临睡，他朗声读诗，我常站在他身边，看着他的书旁听。

自从我家迁居苏州，我就在苏州上学，多半时候住校，中间也有二三年走读。我记忆里或心理上，好像经常在父母身边；一回家就像小狗跟主人似的跟着父亲或母亲。我母亲管着全家里里外外的杂事，佣人经常从前院到后园找“太太”，她总有什么事在某处绊住了脚。她难得有闲静静地坐在屋里做一回针线，然后从搁针线活儿的藤匾里拿出一卷《缀白裘》边看边笑，消遣一会儿。她的卧房和父亲的卧房相连；两只大床中间隔着一个永远不关的小门。她床头有父亲特为她买的大字抄本八十回《石头记》，床角还放着一只台灯。她每晚临睡爱看看《石头记》或《聊斋》等小说，她也看过好些新小说。一次她看了几页绿漪女士的《绿天》，说：“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我说：“她就是苏梅呀。”很佩服母亲怎能从许多女作家里辨别“苏梅的调儿”。

我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他除非有客，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完稿纸用，我常拣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每晨早饭后，我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我专司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我专司剥壳。中午饭后，“放焰口”完毕，我们“小鬼”往往一哄而散，让父亲歇午。一次父亲叫住我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我常陪在旁边看书。冬天只我父亲屋里生个火炉，我们大家用煨炭结子的手炉和脚炉。火炉里过一时就需添煤，我到时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煤不出声。

有一次寒假里，父亲歇午，我们在火炉里偷烤一大块年糕。不小心，火夹子掉在炉盘里，年糕掉在火炉里，乒乒乓乓闹得好响。我们闯了祸不顾后果，一溜烟都跑了。过些时偷偷回来张望，父亲没事人似的坐着工作。我们满处找那块年糕不见，却不敢问。因为刚刚饭后，远不到吃点心的时候呢。父亲在忍笑，却虎着脸。年糕原来给扔在字纸篓里了。母亲知道了准会怪我们闹了爸爸，可是父亲并没有戳穿我们干的坏事。他有时还帮我们淘气呢。记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鱼缸里的水几乎连底冻了。一只只半埋在泥里的金鱼缸旁边都堆积着凿下的冰块。我们就想做冰淇淋，和父亲商量——因为母亲肯定不赞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亲说，你们自己会做，就做去。我家有一只旧式的做冰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帮着做，所以也会，只是没有材料。我们胡乱偷些东西做了半桶，在“旱船”（后园的厅）南廊的太阳里摇了半天。木桶里的冰块总也不化，铁桶里的冰淇淋总也不凝，白赔了许多盐。我们只好向父亲求主意。父亲说有三个办法：一是冰上淋一勺开水；二是到厨房的灶仓里去做，那就瞒不过母亲了；三是到父亲房间里的火炉边摇去。我们采用了第三个办法，居然做成。只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不好。父亲助兴尝了一点点，母亲事后知道也就没说什么。

一次，我们听父亲讲叫化子偷了鸡怎么做“叫化鸡”，我和弟弟妹妹就偷了一个鸡蛋，又在冻冰的威菜缸里偷些菜叶裹上，涂了泥做成一个“叫化蛋”。这个泥蛋我们不敢在火炉子里烤，又不敢在厨房大灶的火灰里烤，只好在后园冒着冷风，拣些枯枝生个火，把蛋放在火里烧。我们给烟熏出来的眼泪险些冻冰。“叫化蛋”倒是大成功，有腌菜香。可惜一个蛋四人分吃，一口两口就吃光了，吃完才后悔没让父母亲分尝。

我父亲晚年常失眠。我们夏天为他把帐子里的蚊子捉尽。从前有一种捕蚊灯，只要一凑上，蚊子就吸进去烧死了。那时我最小的妹妹杨必已有八九岁，她和我七妹两个是捉蚊子的先锋，我是末后把关的。珠罗纱的蚊帐看不清蚊子在里在外，尤其那种半透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扫，把帐子的五面和空中都巡看好几遍，保证帐子里没一只蚊子。

家里孩子逐渐长大，就不觉热闹而渐趋冷清。我大姐在上海启明教书，她是校长姆姆（修女）宠爱的高足，一直留校教法文等课。我三姐最美而身体最弱，结婚较早，在上海居住。我和两个弟弟和七妹挨次只差一岁半，最小的八妹小我十一岁。他们好像都比我小得多。我已经不贪玩而贪看书了。父亲一次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我说，“一星期都白活了。”父亲笑说：“我也这样。”我觉得自己升做父亲的朋友了。暑假里，乘凉的时候，门房每天给我送进几封信来。父亲一次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他长吟“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我忽然发现我的父亲老了，虽然常有朋友来往，我觉得他很疲劳，也很寂寞。父亲五十岁以后，一次对我说：“阿季，你说一个人有退休的时候吗？——我现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亲自觉体力渐渐不支，他的血压在升高，降压灵之类的药当时只是神话。父亲又不信中药，血压高了就无法叫它下降。他所谓“退休”，无非减少些工作，加添些娱乐，每日黄昏，和朋友出去买点旧书、古董或小玩意儿。他每次买了好版子的旧书，自己把蜷曲或破残的书角补好，叫我用预的白丝线双线重订。他爱整齐，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结子也不准外露。父亲的小玩意儿玩腻了就收在一只红木笔盒里。我常去翻弄。我说：“爸爸，这又打入‘冷宫’了？给我吧。”我得的玩意儿最多。小弟弟有点羡慕，就建议“放焰口”，大家就各有所得。

父亲曾花一笔钱买一整套古钱，每一种都有配就的垫子和红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亲病了，觉得天旋地转，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钱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称。我却爱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铲刀钱”、“裤子钱”之类。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样能替掉些父亲的心力。

我考大学的时候，清华大学刚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我就近考入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大学得分科，老师们认为我有条件读理科。因为我有点像我父亲嘲笑的“低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却都平均发展，并无特长。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欢，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只怕父亲是纵容我。可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我上的那个大学没有文学系，较好的是法预科和政治系。我选读法预，打算做我父亲的帮手，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了经验，可以写小说。我父亲虽说随我自己选择，却竭力反对我学法律。他自己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坚决不要我做帮手，况且我能帮他干什么呢？我想父亲准看透我不配——也不能当女律师（在当时的社会上，女律师还是一件稀罕物儿）。我就改入政治系。我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功课敷衍过去，课余只在图书馆胡乱看书，渐渐了解：最喜欢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那时候的社会风尚，把留学看得很重，好比“宝塔结顶”，不出国留学就是功亏一篑——这种风尚好像现在又恢复了。父亲有时跟我讲，某某亲友自费送孩子出国，全力以赴，供不应求，好比孩子给强徒掳去作了人质，由人勒索，因为做父母的总舍不得孩子在国外穷困。父亲常说，只有咱们中国的文明，才有“清贫”之称。外国人不懂什么“清贫”，穷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坏人。要赚外国人的钱，得受尽他们的欺侮。我暗想这又是父亲的偏见，难道只许有钱人出国，父亲自己不就是穷学生吗？也许是他自己的经验或亲眼目睹的情况吧？孩子留学等于做人质的说法，只道出父母竭力供应的苦心罢了。我在大学三年的时候，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我请得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据章程，自备路费之外，每年还需二倍于学费的钱，作假期间的费用和日常的零用。但是那位校长告诉我，用不了那么多。我父母说，我如果愿意，可以去。可是我有两个原因不愿去。一是记起“做人质”的话，不忍添我父亲的负担。二是我对留学自有一套看法。我系里的老师个个都是留学生，而且都有学位。我不觉得一个洋学位有什么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国去读政治学（我得继续本大学的课程），宁可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我告诉父母亲我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我考上了，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可是我离家一学期，就想家得厉害，每个寒假暑假都回家。第一个暑假回去，高兴热闹之后，清静下来，父亲和我对坐的时候说：“阿季，爸爸新近闹个笑话。”我一听口气，不像笑话。原来父亲一次出庭忽然说不出话了。全院静静地等着等着，他只是开不出口，只好延期开庭。这不是小小的中风吗？我只觉口角抽搐，像小娃娃将哭未哭的模样，忙用两手捂住眼，也说不出话，只怕一出声会掉下泪来。我只自幸放弃了美国的奖学金，没有出国。

父亲回身搬了许多大字典给我看。印地文的，缅甸文的，印尼文的，父亲大约是要把邻近民族的文字和我国文字——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字相比较。他说他都能识字了。我说学这些天书顶费脑筋。父亲说一点不费心。其实自己觉得不费心，费了心自己也不知道。母亲就那么说。

我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工楷录写，而且不许抄错一个字。我的墨笔字非常恶劣，心上愈紧张，错字愈多，只好想出种种方法来弥补。我不能方方正正贴补一块，只好把纸摘去不整不齐的一星星，背后再贴上不整不齐的一小块，看来好像是状纸的毛病。这当然逃不过我父亲的眼睛，而我的错字往往逃过我自己的眼睛。父亲看了我抄的状了就要冒火发怒，我就急得流泪——这也是先发制人，父亲就不好再责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赖不肯抄了。我说：“爸爸要‘火冒’（无锡话‘发怒’）的。”父亲说：“谁叫你抄错？”我说没法儿不错。父亲教我交了卷就躲到后园去。我往往在后园躲了好一会儿回屋，看看父亲脸上还余怒未消。但是他见了我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儿，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亲那次出庭不能开口之后，就结束了他的律师事务。他说还有一个案件未了，叫我代笔写个状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写成稿子，父亲的火气已经消尽。我准备他“火冒”，他却一句活没说，只动笔改了几个字，就交给书记抄写。这是我唯一一次做了父亲的帮手。

我父亲当律师，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据他告诉我，该得的公费，三分之一是赖掉了。父亲说，也好，那种人将来打官司的事还多着呢，一次赖了我的，下次就不敢上门了。我觉得这是“酸葡萄”论，而且父亲也太低估了“那种人”的老面皮。我有个小学同班，经我大姐介绍，委任我父亲帮她上诉争遗产。她赢了官司，得到一千多亩良田，立即从一个穷学生变为阔小姐，可是她没出一文钱的公费。二十年后，抗战期间，我又碰见她。她通过我又请教我父亲一个法律问题。我父亲以君子之心度人，以为她从前年纪小，不懂事，以后觉得惭愧，所以借端又来请教，也许这番该送些谢仪了。她果然送了。她把我拉到她家，请我吃一碗五个汤团。我不爱吃，她殷勤相劝，硬逼我吃下两个。那就是她送我父亲的酬劳。

我常奇怪，为什么有人得了我父亲的帮助，感激得向我母亲叩头，终身不忘。为什么有人由我父亲的帮助得了一千多亩好田，二十年后居然没忘记她所得的便宜，不顾我父亲老病穷困，还来剥削他的脑力，然后用两个汤团来表达她的谢意。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竟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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